天刚刚亮，斯特凡诺就从卧室里出来了，莉拉没有出来。他说：
“你们收拾一下行李，我们走吧。”
农齐亚满脸不悦，忍不住指着被他摔坏的东西，说这些东西要给房东赔偿。他回答说——就像之前农齐亚叫喊的那些话刻在了他脑子里，他迫切地需要反驳——他说他一直在出钱，他还会继续出钱。“这房子是我付的房租。”他用虚弱的声音说，“您的假期是我掏的钱，您所有的一切，您的丈夫、您儿子都是我给他们的钱，因此您少啰嗦，收拾行李走吧。”
农齐亚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莉拉从房间里出来，她穿着一件黄色的长袖连衣裙，戴了一副很大的眼镜，像电影明星戴的那种。她没和我们说话，在港口也没有说话，在汽艇上也没有，一直到了我们的城区她也没有开口。她径直和丈夫回家去了，招呼也没有打。
至于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决定只为我自己活着。从回到那不勒斯开始，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决定和莉拉划清界限。我没有再去找莉拉，也没有再去找尼诺。我默默地忍受了我母亲的痛斥，她说我去伊斯基亚岛享受，根本没有考虑家里需要钱。我的父亲，尽管他不停地赞美我健康的肤色和金发，但他也没少说我。我母亲当着他的面骂我的时候，他马上就会附和：“你长大了，该懂事了，要给家里挣钱了，我们太需要钱了。”
赚钱，真的很紧迫。我本应该问莉拉要她许诺给我的钱，因为我陪她去了伊斯基亚岛，但我已经决定不再见她，尤其是斯特凡诺跟农齐亚说了那些难听话之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话也是说给我听的），我没去找她要钱。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绝对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接受她给我买学校的教材。有一次我遇到了阿方索，我让他转告莉拉，那一学年的书我已经搞到了，不用她操心了。
八月十五圣母升天日过了之后，我又去了迈佐卡农内街上的书店，因为我是个守规矩、勤快的售货员，另一方面也因为我的容貌，在海边晒了太阳之后，我看起来漂亮多了，书店老板开始拒绝了一下之后，又让我去那里上班了。但他要求我在开学之后还继续留在那里上班，下午要去，整个学校教科书的销售季，我都要留下。我答应了他的要求，我开始在书店里上班，每一天，每一天都很漫长。我接待那些来卖书的老师，他们的包里装着出版社赠送的书，用不了几里拉就能收来，还有那些学生拿着旧书来卖，要的钱就更少了。
有一个星期我非常焦虑，因为我的月经一直没来。我害怕是萨拉托雷让我怀孕了，我太绝望了。表面上我一本正经，但心里惊慌失措，我整夜都睡不着觉，我没有去寻求任何人的建议和安慰，我把一切都藏在心里。终于在一天下午，我在书店肮脏的厕所里看到了血迹，那是我在那段时间里，少有的快乐时刻之一。对我来说，这次月经好像是一种象征，彻底消除了萨拉托雷对我身体的侵犯。
九月初，我想尼诺应该已经从伊斯基亚岛回来了，我开始害怕，但又希望他能露脸打个招呼。但他没有在迈佐卡农内大街出现，也没有在城区出现。至于莉拉呢，我只是隐约看到过她一两次，有一次是在星期天，斯特凡诺开着车疾驰而过，她坐在丈夫旁边。短短的几秒钟就足使我恼怒。发生了什么事？她是怎样解决那些问题的。她仍然拥有以前所拥有的一切：汽车，斯特凡诺，有洗手间、电话和电视的房子，漂亮的衣服还有富裕的生活。除此之外，谁知道她脑子里又在密谋着什么。我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即使尼诺放弃她了，她也不会放弃尼诺。但我马上抑制住了我的这种想法，因为我想遵守我和自己的约定：我要过自己的生活，把他们排除在外，并不再为此痛苦。出于这个目的，我开始了一种自我心理训练，对于她的出现基本上不做出任何反应。我学会了控制和淡化自己的情感：假如书店老板的手伸向了我，我会心平气和地推开；假如那些来卖书的顾客非常不礼貌，我也会不露声色，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甚至是在我母亲面前，我也能做到柔声细语。每天我都想：我命该如此，我要听天由命，接受现实。我出生在这个城市，说这种方言，我没有钱。我付出我所能付出的，获得我所能获得的，忍受那些该忍受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