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流传甚广的歌曲《兰花草》和它的词作者胡适的命运几乎一模一样，都是中国人生活中熟悉的陌生事物。胡适的大名在中国可谓众所周知，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授和思想家，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却被一顿臭批，而近些年又被翻案，供在了民国时期文化名人的圣坛上。他为何会拥有这么高的学术和思想地位呢？让我们来聊聊胡适其人。
胡适先生拥有学者和文化名人的双重身份，很多学科都有他的影子，而且在很多领域都有开创之功，但都涉入不深，更谈不上有较高的学术建树。作为一个学者，胡适仅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堪称真正成体系的学术著作，但也只完成了上卷；作为一个文化名人，他的社会、政治立场既非左派，也非右派。
胡适是安徽绩溪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6岁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当时他提倡白话文运动，致使多位老学问家、老学者都看轻他，如国学大师黄侃（章太炎的弟子）就曾嘲笑过他，认为白话文的效率不如文言文。固然，胡适的很多学问都处于草创时期，都还只是一种很简朴的学术。国学如此，西学亦然。当时很多搞西学的人也看不起胡适，如北大的辜鸿铭就曾嘲笑他，认为他所学的英语属美国俚语，不算真正典雅的英文，还认为他根本不懂西方哲学，教哲学更是误人子弟；另一个在北大教哲学史的教授陈汉章，也曾经在课堂上嘲笑胡适对哲学的研究不深。平心而论，胡适在学问方面的确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没有太多可观的成就。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这是由于他成名太早，不敢对千秋万代负责。纵观胡适的整个学术生涯可谓无足可道，但他却喜欢去研究一些鲜有人涉猎的东西，如《水经注》。
不清不楚的政治立场
胡适在学术上的地位很尴尬，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他一生在世71载，历经四个时期，即清朝廷、北洋军阀、南京政府时期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几年。
北洋军阀政府时期，胡适就是一个坚定的反对派，动辄写诗攻击政府，还曾拒绝政府授予的嘉禾勋章。南京政府时期，胡适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态度十分微妙，他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是貌合神离。要说合，他差点儿成了国民政府的总统，胡适死后，蒋介石还给他送了一副叫“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联，可谓对他推崇备至；但蒋介石也在日记中承认，胡适的死给革命思想和民族复兴思想除掉了一个障碍。要说离，老蒋就曾以胡适反党的理由否决了他当清华大学校长的报告。胡适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国家诤臣，政府诤友”，他从来就不曾是蒋介石的走狗。
在与共产党的关系方面，胡适的朋友很少，但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曾给他写过不少信，胡适也用自己主办的杂志转载过《湘江评论》上毛泽东的文章。胡适一生在1949年之前，没有说过一句反共的话，他对共产党始终不来往、不熟悉、不评论。
毛泽东于1951年和1954年发动的对胡适的批判，针对的是其代表的整个旧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而非胡适本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知识分子都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胡适作为过去整个士林的领袖，被拿来当作检验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成果的一个标准。
胡适的思想左也不靠，右也不靠，他是以一种孤单的政治姿态出现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他自己就曾说过：狮子从来都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才会成群结队。
胡适对自己孤立的政治地位很是看重，他的孤立独存，不管是面对两股政治势力还是主流民意，都敢于表达自己的孤立。最典型的是在五四运动期间，他从头到尾都反对五四运动，认为学生不该上街，不该搞政治运动，应该回到书斋去研究学问，做未来民族的栋梁。
更典型的是他在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抗战之前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他曾坚决地反对对日开战，认为是一个农业国和一个工业国打，是一个前现代化的国家和一个已经现代化的国家打，根本打不过，应该以空间换取时间。他还认为当时应该承认伪满洲国，好换取一个和平条约，以换取搞国内现代化建设的时间，等养足力量再打。
早在1935年，胡适就说过：中国想要打败日本，需要具备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上开战这个必要条件。他不仅有这个判断，而且在1938年担任驻美大使后，拼命地挑拨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他就是奔着这个使命去努力的。
胡适在美国常常不按常理出牌，他不是一个仅仅给大家发发护照和签证的大使，而是一个到处演讲的大使，其演讲的基本意思为：中国自古和美国一样，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国人对日本人抵抗是为自由世界、民主世界去抵抗；日本就是法西斯，是白眼狼；日本迟早会让美国吃亏的。现实还真被胡适言中了，1941年就爆发了珍珠港事变。这次胡适作为一头独来独往的狮子，又一次看对了未来。
谈了这么多，我不是想把胡适放在一个历史夹缝当中来分析，把他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想要追问作为几十年前智者的胡适，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是什么？
胡适方法论：少谈些主义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胡适在学问上是不错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细琢磨这段公案，其实在胡适的思想当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他这一生反复在讲的那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乍一听好似犬儒，但若回到那个年代就会读出不一样的意味。
先看后半句，“少谈些主义”。什么叫主义？主义的前身是思想，对于信奉者来说，信着信着就变得不容辩驳了，就成了主义。胡适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容辩驳的，是天然正确的，应先疑而后信。所以他说，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当中有一个规律，就是相信名教，即以名词为宗教。虽然中国没有全民信仰的共同宗教，但都信仰一些大词，如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等，好似语言本身就有力量而不需要任何证据。但胡适认为这些东西均不可信。
有人将胡适的思想总结为“非主义论”，这是对一切建构性的、不容怀疑的理论而言。这似乎有些让人费解。比如说胡适一生都在整理国故，研究国学，可他却主张年轻人不要研究国学，应去学习更现代化、更具普世价值的科学知识；再比如说“民主”这个词，这个词似乎天然正确，但是胡适却认为民主不是什么优秀的政治制度，而是一种先进的生活方式。中国想要走上民主的道路，需要像培养小孩一样，从一点一滴的生活方式入手，去走向民主这条道路，这就是胡适“少谈些主义”的根本内涵。
胡适方法论：多研究些问题
胡适的思想还有“多研究些问题”这上半句话。他自己一辈子研究的问题其实没那么重要，《红楼梦》《水经注》对当今社会的用处不太大，但他的确为中国思想文化引入了一种现代的科学方法论。
我们今天经常会讲到一个词，独立思考。很多人都以为独立思考是跟别人想得不一样，特立独行，其实这不叫独立思考，真正的独立思考应该是不盲从盲信，不被人骗，不被人忽悠，能做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用胡适的话说，就是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想方法来研究问题。
胡适对史学界的影响是造就了所谓的“古史辨派”。古史辨派即是要有怀疑精神，如果没有证据就不盲信。胡适已经去世这么多年了，但中国现在居然还有那么多人在反对科学。要知道，科学其实从来不自诩为真理，科学是目前为止人类接近真理最可靠的一条羊肠小路。科学反复讲的就是要怀疑、要否定那些可证伪的东西，这才是科学。科学是一点点进步的，但它的每一次进步都是扎实的、可信任的进步。胡适这套方法论虽然讲起来很简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这也是200年来人类文明得以进展到今天这个程度的基本精神。
胡适是不信主义的，他要求大家应该先自省、自赎和自救，重新认识当时的中国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分析一下自身能力是否能与日本人干这一架，如若没有，就该回头选择一条更有效、更聪明的政治策略。因而，胡适那些听起来像汉奸言论的东西，其背后的精神仍然是一整套科学方法论。
胡适的情怀：“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以上，我简单介绍了一下胡适的思想。最后借用英国学者柏林的《狐狸与刺猬》打个比方，胡适表面上有狐狸的才能，因为他广泛涉猎文史哲，几乎没有他不碰的学问，可本质上他是一只刺猬，因为他知道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少谈些主义”，少被人骗、被人蒙，多用现代科学方法论，来一点一点地扩展我们的认知边界。
同时胡适还常在文章里自比鹦鹉。这源自中国古代的一个传说：深山里有只鹦鹉，有一天突发山火，鹦鹉就用自己的翅膀去水边蘸上一滴水去灭山火。山神认为它傻，说这么做是毫无意义的，但鹦鹉却说：“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隔着几十年的时光去看这位老人家，如果我们这个时代再不相信科学，再被人骗、被人蒙，我们就永远记住他的眼神吧，这只刺猬、这只鹦鹉的眼神，在历史深处看着我们的冷峻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