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繁荣到底是怎么来的
在讲繁荣之前，我先讲讲衰落。讲到经济衰落，你会想到哪个国家？对！就是日本。
“二战”后，日本经济一直发展得很好，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GDP一度超过了美国GDP的一半，当时全世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日本。
当时有一幅漫画，画的是自由女神像都穿上了和服。那时，感觉地球人已经挡不住日本人了，他们实在太有钱了，在国际市场上什么都买，艺术品也买，地产也买，帝国大厦都被他们买下来了。
但是时隔15年，我们再看一眼东边这位兄弟，好可怜。2014年年底，美国的GDP已经超过了17万亿美元，中国这一年也正式加入了“10万亿美元俱乐部”（现在这个俱乐部里面只有中美两家）。而日本呢？2014年，中国的GDP大概是它的两倍。
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GDP不能说明一切，但它毕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这位兄弟怎么就20多年不长进呢？
刚开始有这么一套说法——阴谋论，说在1985年的时候，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于是美国人在纽约广场饭店逼着日本人签字画押，通过让美元贬值使全球经济再平衡。这就是《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经济迅速泡沫化。
虽然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说说也就算了，不能一直说到2015年吧？2015年已经是《广场协议》签字画押30周年了。30年，一代人都换过去了。就像20世纪中叶，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说，我们之所以经济发展得不好，都怪帝国主义的殖民。6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老牌殖民地印度，还有半殖民地中国，经济都发展起来了。第三世界国家如果还在怪那些帝国主义的殖民，不就太没有出息了吗？
所以，对于日本经济的停滞，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寻找一套解释。
日本经济衰落之谜
日本经济真的有问题吗？很多朋友从日本回来都跟我讲，日本经济真是不行啊。可是他们的大企业仍然非常好，像丰田、日产这样的公司，在国际汽车市场上的竞争力仍然非常可观。
那你说怪谁？怪日本的技术不好？一部iPhone，三分之一的重要零部件都是在日本生产的。日本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什么地震、海啸，国际上很多尖端产业都会受到影响。
那怪日本人吗？日本的员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兢兢业业的员工，日本经济虽然不行了20多年，日本的员工可是兢兢业业地加班了20多年。
怪日本的政客吗？一个政客不好那可以换，日本的首相换得多勤啊。当年，美国的小布什总统就头疼得要死，老记不住日本首相的名字。
它的政策有问题吗？我们可千万不能把对这么大一个经济体的观察，建立在说他们蠢这个基础上。要知道，日本人才辈出，20多年来他们也想尽了办法。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经济学中认为行之有效的所有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日本人全用过。
你说降低利率好使？那就降，日本甚至一度是负利率。你说支持大型的基础建设管用？那就搞基础建设。日本的基础建设搞到什么程度？有些高速公路，据说只有熊在上面走。
日本的海塘（就是防护海浪对陆地侵蚀的基础设施），已经可防一千年一遇的海浪。日本人当年开过一个玩笑，说如果人类灭绝了，外星人来到地球上，根本就猜不出来这个设施到底是干吗用的，一定会认为这是当年日本人的某种宗教设施。
办法都想尽了，还是无解，所以日本为何经济衰落，对人类来讲是一个大谜题。
那怎么解这道题呢？让我们回到日本经济的现实中去看。
在世界经合组织当中，日本的社会生产效率排名第二十，这是2007年的数字。如果在七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当中排名，日本正好排老七。排老七什么意思？就是连以懒散著称的意大利人都不如。
日本有那么多高效率的好企业，而总体的社会生产效率排名却这么低，只能有一个解释了，那就是他们还有一大堆效率低到没法看的企业。
日本金融业中有一种银行叫僵尸银行。啥叫僵尸？就是已经死了，但它偏偏不死。日本还有一些企业，它的股市市值已经低于企业的银行存款了，也就是说，你花一大笔钱把这家公司收购了之后，然后把这家公司清盘，这家公司的银行存款都能让你赚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情况？这源于日本的一种制度：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让一些竞争不下去的企业不死。
其实，公司本身是为了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在某一个特定阶段，一些资源临时性的组合方式，自身不应该是一个永久的存在。
过去30多年，中国人也渐渐接受了一个观点：公司要做大、做强、做久。包括当年的马云也这么说，我们要做横跨三个世纪的公司，至少要活102年。
这个念头在中国人心目中有，而日本人中这个毒更深，所有的公司最好都不要倒闭，你以为这是日本社会对资本家好吗？当然不是！这一切只是为了让那些公司的雇员能够获得一笔稳定的收入和稳定的职场生涯。
说到这里，我们还要介绍日本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叫终身雇用制。这个终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制，包括企业内部工会和决策审核制，曾经一度被吹嘘为日本经济管理的四大支柱，或者说四大法宝。
提出这个理论的是一个美国学者。1956年左右，他跑到日本去调查，发现日本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美国不太一样，后来就总结出这所谓的四大法宝，写在一本叫《日本的管理》的书里。后来，因为日本经济形势好，尤其是在烈火烹油的20世纪80年代，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可是今天我们再回到日本社会一看，原来这个社会是不允许企业死的，因为就怕这种终身雇用制的社会基础发生崩塌。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日本专门有一条法律规定，说一家企业要解雇员工，如果你的理由没有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那这个解雇就是无效的。
所有给那些被解雇或者没有工作的工人介绍职业的机构，日本政府都不太允许这些机构存在的，为此设置了大量限制。为啥？因为日本社会认为，人家都没工作了，你还去剥削人家，这种钱也好意思挣？
久而久之，日本社会上上下下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氛围：大公司不好意思解雇员工，因为怕影响名声；员工也不好意思跳槽换工作，也是怕影响名声。大家合力在维持这个终身雇用制的繁荣假象。
可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市场经济？就是那个著名的词——“看不见的手”，那个手不停地在把社会的所有资源往最优化的方向去配置。该死掉的企业硬撑着不解体，就意味着市场经济这只手其实没有办法让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
本来某种产业落后了，那这个产业代表性的公司就会解体，其中的员工就会被释放出来，到所谓的劳动力市场上接受培训，然后再到新的产业组合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正常模式。可是，日本经济因为这种终身雇用制而丧失了这样一次机会。
老而不死，是为贼
很多人在讲，日本人好可惜，错过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IT革命大浪潮，让美国人侥幸地超过去了。这话说得其实很不负责任，因为日本人错过IT革命，不是日本经济衰落的原因，而是结果之一。
其实日本人当年很重视IT。1981年的时候，还没有微软，日本人就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第五代计算机的计划。日本财政拨款8.5亿美元，开始进行这个计划，一心想要超过美国人。但是随后的十年间，日本人发现这个计划太大了，最终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了？不是日本人不重视，也不是投入不够，而是市场经济赋予企业这种生生死死的自然节奏，日本人顽固地不去遵守。美国人是怎么搞IT革命的？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市场上的巨无霸是一些汽车企业，是通用、福特、克莱斯勒。随后就变成了英特尔和微软，再随后就变成了像谷歌、亚马逊、Facebook这样的公司。正是靠这种公司的方生方死，旧的、大的死掉，产生新的，新的由小再变大，完成了这一次伟大的IT革命。
而日本人的企业却始终不死。我小时候看电视广告，是索尼、松下这些公司，现在还是这些公司。孔子说过一句话，叫“老而不死，是为贼”。对，它们就是个祸害。
当大公司要追求所谓的永续经营、基业长青的时候，它们就会成为社会的祸害。而日本上上下下的文化氛围，真的就打造出了一批祸害。
反过来，我们再从人的角度来观察日本的经济。如果你到日本去旅游，会觉得这个国家简直像天堂一样，人和人之间是那样和善、彬彬有礼，素质是那样高，日本的员工是那样勤恳。可是生活在日本的人，却往往觉得日本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国家。
日本有一个艺术家叫村上隆，他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日本这个国家什么都有，就没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希望。”什么叫希望？希望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未来非常美好，但它是有确定性的，那它也不会带来任何希望。
很多中国人从日本回来后的感受是：日本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你不可能创业，整个社会没有给创新、创业留下任何缝隙。你举目四望，这个社会已经成熟到了一定程度，所有可干的事情大企业们都包了，你唯一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就是进入职场，最好是进入大企业，然后熬年头。
前面我还提到的年功序列制，就是一个年轻人进到大公司以后，按照你的工龄来涨工资，不同的岗位在同等工龄的情况下，工资的差异是极小的，日本人非常排斥所谓美国式的自由经济。
在日本某家大公司的网页上赫然写着一段话：“我们欢迎变革，我们确实需要变革。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任由市场作祟的变革，我们需要的是那种温情脉脉的、让所有人感觉到安定、安心的变革。”
老天爷，那还叫变革吗？就拿我们中国来说，前些年，有些上海朋友在讨论：“为什么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不出在我们大上海？我们这个地方的经商环境多好啊。”
对，就是因为所谓的环境太好了、太规范了。一个刚刚开始发展的网商公司，难免有一点点不规范，你一会儿工商来查，一会儿税务来查，一会儿消防来查，它还怎么发展呢？所以，很多网商公司只好跑到离上海这个规范的环境远一点儿的地方，比如杭州。
再拿美国来说，当年IBM公司这样的一代巨无霸，它的时代过去之后，就向社会输出了一些人才。现在苹果公司的CEO库克就曾在IBM干了12年，然后跳槽到了新公司。人的变化才是社会创造力的源泉。
而日本这套制度最悲哀的地方，就是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它追求的那个东西又没有追求到。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大公司要改革，但是要那种安定、安心的改革。可是他们要到了安定、安心吗？没有。
首先，很多日本企业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终身雇用制搞不下去了，所以它们正常的反应就是，原来的老员工存量不动，但是增量——也就是新员工，对不起，你们改叫临时工吧。佳能公司后来任命了一个CEO，叫御手洗富士夫，他上任之后就裁了一万人。日本社会当即就炸了锅，不是说好的终身雇用制吗？你怎么能裁人呢？御手洗说：“你们看清楚了，我可没有裁正式员工，我裁的都是临时工。”其实市场经济规律还是在起作用的。
由此，日本社会就酿成了一个族群，叫穷忙族。他们找不到正式工作，一会儿在这儿打个零工，一会儿又到那儿打个零工，但是他们可都有一颗向往稳定的心，都向往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所以，即使大企业释放出了大量的社会边缘人，但是他们却不可能成为社会创新力的来源。
那些大公司里面年过五十、已经丧失创造力的人怎么办呢？企业就把窗边的一排位置给他们腾出来，那可是最好的位置，可以看得到窗外的风景，让他们喝喝茶、看看报纸，度过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就算了。这帮人被称为窗边族。
于是，穷忙族和窗边族这一对大宝贝，构成了日本经济的癌症。你可能会说，日本人求仁得仁，有何怨乎？我们就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来换得社会的安定。可是得到这个结果了吗？
在世界发达国家中，日本的自杀率是最高的，日本人的幸福指数排名是比较靠后的。你可能又会反驳：日本企业付出这样的代价，换得的就是员工的忠心。我告诉你，这个结果也没有得到。
我看到过一组调查数据，如果问日本的员工：“你愿意跟你的企业一起拼搏向上吗？”只有54%的日本员工说“愿意”。而美国人呢？74%的人说愿意。如果问日本员工：“你和你的企业价值观一致吗？”只有19%回答“是”。而美国人呢？有41%。如果问日本员工：“如果再让你选一次，你还会选这家公司吗？”只有23%的人回答“会”，而美国人这样回答的有69%。说白了，美国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要大过日本员工。
你可能会说，罗胖，你又在以偏概全了！我经常受到这样的指责。如果把日本经济的整套制度都否定了，那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奇迹是怎么发生的？
确实，那个时候的日本经济和日本的这套制度，就好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它的上游供应商有2000多家，而且跟这些上游配套厂商每次只签一年的合同。而日本企业就不一样，丰田的上游制造商只有几百家，而且一签合同就是四年。
在汽车这么复杂的产品行业里，确实讲究上下游产业链配套的稳固性，大家最好都是熟人，长年打交道、长年配合。具体到一个人身上也是这样，一个工人在一条生产线上反复钻研自己的手艺，他的产品的质量和精益度，确实更容易提升。20世纪80年代的家电产品也是这样，比如说录像机、电机，里面有那么复杂的零配件，它确实需要这样的制度，需要这样的员工。
可是那个时代过去了，现在的电子业是一个什么时代？叫模块化生产，很多大企业都把生产扔给了富士康这样的公司，富士康是在全球进行采购，各种各样的零配件之间就是一个模块的关系。员工在装配它的时候，不需要多高的技巧，仅仅按照一些图纸，再加上富士康发明的一些专业的装配工具，经过短暂的训练，马上就可以上岗。所以，日本经济的那一整套优势，在现在的电子时代、互联网时代也就过时了。
当然也不是全部过时，像前面讲的汽车业，还有单反相机这种内部结构非常精密的产业，日本人的竞争力现在依然不错。但是，时代大潮不等人，一代新人换旧人。
大航海精神今何在
其实日本社会也不乏创新者，例如村上世彰，他被称为日本民间的股神。2006年，他因为一个所谓的内部交易事件被捕。日本官员当年就这个案子说过一句话：像村上世彰这样的人，搁在美国，就是金融创新的英雄；搁在日本，他就得去蹲监狱，因为日本社会受不了这些不讲规矩搞创新的人。
村上世彰在被捕之前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讲的一句话发人深省。他说：“日本社会真的就不能给创新者、破坏者留下机会吗？真的就不能让那些创新者重新开球吗？”
日本的经济停滞已经是延续20多年的事情了，再用任何细枝末节的理由也无法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只能说，日本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陷入了一种创新无能的状态。
是日本人缺乏创新精神吗？还真不是。前些年，日本人发布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说要干掉谷歌，搞一个日本人自己的搜索引擎。
日本人这个计划失败了。有一些评论者观察这个计划之后发现，项目的主持人连自己到底要干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一堆杂乱的软件开发计划。
这个计划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大航海。什么叫大航海？就是人类在某一个历史关头，这个历史关头不是每一代人都遇得到的，它是远隔几百年才有可能打开一次的窗口。你通过一次冒险抵达一片新大陆，抵达一片完全未知的、远方的彼岸。所以，日本把这个项目定了这么重的名字。
我觉得日本人确实有野心。但问题是，这个项目的搞法和大航海时代的本质精神是背离的。大航海时代，是发现美洲新大陆，绕过非洲好望角开启了从欧洲到亚洲的新航路，甚至是实现环球航行的一个时代，他们是怎么完成的？基本就是靠民间的那些细碎的、自发的创新完成的。
这些创新背后至少有两个因素。
第一点，这个社会一定要发明一种绝佳的应对风险的制度。在大航海时代，搞出了所谓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以前，一个商人带着一船货出海，他面对的风险是如此之大。万一船翻了、货丢了、被海盗抢了，这个商人就要承担所有责任，因为债主就要找你要钱，你只能把自己的房子、田产卖了，带着老婆、孩子到街上流离失所。风险大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人们就不愿意去尝试创新。
有限责任公司出现之后，带来两个结果。一、风险变得可控，因为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出资额来承担风险的，大不了这船货全赔掉。也就赔到这个程度而已，不至于牵连其他家产。二、巨大的风险分摊到无数个人身上，这样每一个人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小。
我们再回头来看日本社会。所有的创新都是产生于一种应对风险的制度安排，而日本的制度安排不是要应对风险，它是要把风险完全消除，这和大航海时代的精神是不一致的。
第二点就更重要了，大航海是谁搞出来的？我们都知道日本人以素质高著称，可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高素质的人搞出了一个停滞的经济呢？我们不妨从反面想一想，那些野蛮人、那些没素质的人，他们对创新的价值又何在呢？这又得说到大航海。
大航海是谁完成的？就是一帮没素质的人完成的。为什么？因为有素质的人不肯吃这个苦嘛。现在，很多船员在巨大的集装箱轮上还怨声载道，说当海员太辛苦、太无聊了，何况几百年前呢？那个时候不知道要走多久，没准儿一条命就要扔到海里。所以每一次出发，大家都抱着赴死的决心。而且那个时候的船又小，因为不知道要走多久，所以尽可能装满食物、水和货物，留给人活动的空间非常狭窄，在上面待上几个月，那个滋味可想而知。尤其在热带航行的时候，食物会很快变质，甚至爬满虫子。
船上空间小，一旦发生疫病，连隔离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经常是半船人、一船人地死掉。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差，无法克服远航中经常出现的坏血症。
那个时候从欧洲海港出发的船上，装的净是流浪汉、无业游民，甚至是逃犯，因为只有他们肯吃那个苦、冒那个险。而这帮人为人类的大创新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沉重的。根据记载，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从阿姆斯特丹港带走的人有70万，最后有26万人被抛尸海外，再也没能回来。而那些抵达目的地的人，在当地烧杀掳掠，给很多东方和非洲人的感觉就是：这帮欧洲殖民者怎么这么坏？他们这帮人在欧洲就是地痞、流氓，更何况到了番邦外国，当然坏了。
所以19世纪有一个作家说，即使按照当时的道德水准和评判标准来看，这帮人的言行也是让人恶心的。但是没办法，创新就是要靠这样的人。
迈阿密：靠罪犯和流浪汉繁荣起来的都市
我没有鼓吹低素质等于创新的意思，但是你也不能不信一个邪——低素质的人是有可能搞出巨大的创新和社会繁荣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1980年，古巴的领导人卡斯特罗说：“美国人不是老指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让人民自由移民吗？我自由一个给你看看。”所以这一年他突然把海港开放了，走吧，都去美国吧。很多社会底层的人，什么精神病患者、妓女、罪犯、流浪汉都去了美国。那一年走了15万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非军事渡海行动。这15万人去了美国哪儿呢？距离古巴最近的那个港口——迈阿密。
这帮人去的时候身无分文，是一帮赤贫，而且又都是社会底层人士，多数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一帮粗鲁的人。
可是今天的迈阿密是怎样一座城市呢？迈阿密是除了纽约之外，美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是整个中南美洲所有国际大企业的总部所在地，迈阿密机场是美国最大的货运机场；它还是美国最干净的城市。说白了，如果除掉华盛顿、纽约，整个拉美最大的城市就是迈阿密。
这种繁荣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其实就是靠古巴的这一批流氓、地痞、精神病患者、妓女和无家可归的人创造出来的。
我去过迈阿密，去坐过油轮。在那个城市，英语确实不大奏效，满街讲的都是西班牙语，而且房价特别贵，市容非常整洁美好。
我们再回到“素质”这个词。所谓的高素质无非是你学历比较高，你举止比较文明，你道德比较高尚，而所谓的低素质的人不是没文化、没礼貌吗？
可问题是，在创新这件事情上，不见得有文化、懂礼貌、知礼节就会搞创新。创新，它是用任何外在的标准都衡量不出来的，是学校培养不出来的。
其实我们可以找好多好多的例子，就拿美国人来说，爱迪生小时候只上过三年学，他的小学老师认为他是个弱智儿童，但是他临死的时候被证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
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他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要知道，在美国的白人社会里面，爱尔兰人的地位还不如黑人。
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爸爸大个子比尔——这是他的一个外号，这人是靠卖野药为生的。说白了，洛克菲勒出生于一个底层的骗子家庭。
再比如说那个著名的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他的父母是东欧犹太人，到美国的时候身无分文，是最底层的工人。而他们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出了像弗里德曼这样的世界级大学者。
再说一个大家更熟悉的例子——乔布斯。乔布斯其实是中东移民的后代，而且从小就被抛弃了。所以你看，低素质家庭、低素质的教育，未必出不了人杰。
反过来说，为什么那些高素质的人往往成不了创新的领头人呢？我们会认为，这些人因为衣食饱暖，所以没有勇气打破现状。我觉得这是错怪他们了。
因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处境当中，当存量过大的时候，创新本身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当年，中国移动的董事长王建宙在美国曾跟谷歌的CEO施密特有过一次对谈。施密特给了他一个建议，让中国移动把电话费给大家免了，然后提供各种各样的增值服务，这是最符合互联网企业运营经验的一条道路。
王建宙说：“我知道这条路对，但是我不能干。每年中国移动有数以百亿计的话费收入，你说不要就不要，你对国家负责吗？你对股东负责吗？”
再比如说，很多人指责微软不创新，所以让谷歌这样的公司超过了。是，如果微软能像现在的互联网公司那样，把所有的软件免费，然后争取下一个发展台阶，这在道理上是成立的。但现实上呢？意味着微软每年要放弃数百亿美元的收入，它做得出来吗？任何职业经理人胆敢拿股东的钱、拿公司当年的营收额做这样的放手一搏，那这个人一定是个浑蛋，一定不可信任，股东一定会把他开除。
所以有存量的时候，那些高素质的人是不可能搞创新的。
创新：低素质者与高素质者的双人舞
我们再看一眼“创新”这个词，正本清源地讲，创新实际上是一个双层结构。第一，要靠那些没素质的野蛮人拼命去闯、去冲，因为他们的机会成本比较低。就像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没什么可失去的，要失去的只是锁链。所以，试一试有什么不好呢？虽然这样的创新大多数是不靠谱的，是不会有收获的。大量这样的人消失在历史深处，他们的创新没有成功，没有人知道。我们知道的都是我前面讲的爱迪生、洛克菲勒、弗里德曼等人。像弗里德曼这样的人只能是九牛一毛，而且这样的人是无法从芸芸众生当中预先被识别出来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是说由没素质的人创新就一定会成功。今天非洲的索马里，到处都是没素质的人，甚至是海盗，也没搞出什么创新。每年海盗抢的那些钱，如果拿来正经做生意的话，没准儿一次贸易就能够挣回来，但是今天它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国家。
所以创新一定要有第二步，就像当年大航海时代，刚开始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前面冲。后来，身为生意人的荷兰人素质就高得多了。再后来，真正把全球形成一个大的整体的是谁？是英国人，而英国人的整体素质相对来说要高得多。
其实创新有两种。第一种叫从0到1，真正的大创新往往就是从0到1的过程，就是说这类东西世界上原来就没有，所以这类创新就得靠我们刚才讲的野蛮人去冲、去试，用大量的失败来换取最后的硕果仅存，形成从0到1的创新。
紧接着，必须要接上一种叫从1到N的创新。给大家举个例子，哥伦布是一个素质很低的人，但是人家有勇气、有执着的精神，人家还有运气，所以他就完成了从0到1的过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可是光发现有什么用？要把这个地方建设成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就得等到华盛顿、富兰克林那一代人出现了，因为他们才可以在“1”的基础上，持续地添砖加瓦，可以调动人类所有的知识和经验的存量，扑上去搞建设。这个时候，什么周密计划、事先设计、持续改进、及时调整、顺畅沟通，都得有素质的人去干。
我并不是讲素质低的人和素质高的人谁更重要，只想说，这是一个创新进程中两个不可或缺的阶段。我们现在又面对着一次大航海时代的机会，就是所谓的IT革命。这一次大航海和几百年前的那一次比，有区别吗？有。
首先，不需要靠死人来完成创新，死公司就可以了。那么多创业者，那么多创新公司，靠死公司自然就能够探寻到创新的方向。
再有，谁流血？不是人，而是那些资本。所以，人类在对抗风险上，又有了一个巨大的制度创新，就是众所周知的风险投资。
虽然有这两个重大的区别，但是有一个底层的东西从来也没有变过，那就是靠那些敢想敢干、机会成本特别低、表面看起来可能素质比较低的人，用自己的拼搏精神和机会成本去大量试错，然后找出一个可能的创新方向。此时，有素质的人再扑上去。人类搞创新，自古至今，这个过程从来没有变过。
我们在谈论“经济”“繁荣”这些词的时候，往往看到的是数字、是货物、是景观、是城市，但是这个世界真正的本源是什么？是人。从人的视角看经济，天大的难解之谜也就获得了答案。
就像开篇的引子，日本经济为什么会停滞？如果从人的角度看，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新的答案，不是什么日本央行的政策不对头，不是刺激政策不到位，而是日本人出了重大的问题。日本社会实在是太温情了，它的社会实在是太成熟了，成熟到了把有一点点不文明的东西、动物精神的东西都丧失掉了。
这个病可就太难治了，因为如果要破除邪恶、野蛮，靠时间、靠理性、靠教育就能做得到。可是如果一个社会的病是因为太理性、太文明，那这个病可怎么治？所以，很多人在问，日本经济怎么打破停滞？答案是不知道。如果你非要一个答案，那只能等待一些难得的历史契机。
比如，日本政府突然想明白了，开放国门，欢迎全世界的移民到日本来发展，这些人就会重新激活日本社会。可是这个好像太难了，因为日本本来就人多地少，已经很挤，而且它那个单一民族的排外传统又非常之发达。
还有一个机会，就是等待一场世界大战，把日本打得满目疮痍，所有人都没有了存量，家徒四壁，大家再回到野蛮人的路子上去，来重新建设这个国家。这样的历史契机会降临到日本人头上吗？那就真的是天知道了。
患上“日本病”的香港将何去何从
最后再说一件我们中国人比较关心的事，关于香港。香港这两年经济好像也陷入了停滞状态，日本的情况在香港身上重演了。很多香港人都说，内地有的政策不好，增加了竞争，等等，甚至在2014年又出现一波非常强烈的对内地人的反感心理。
这些话从情绪上不是不可以理解，但是香港人忘了去反思：过去，香港的繁荣是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由于鸦片战争，香港开埠。但在之后的100多年时间里，香港没有发展起来，仅仅是一个中等城市。在1949年前，香港的发展水平肯定不如广州，就更别提上海了。
香港经济真正发展起来，其实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首先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去了一批人，然后陆陆续续又去了一批私渡者。香港政府当时对这些偷渡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脚踏上香港的土地，基本就当你是香港人了。
有一个阶段，香港富豪榜前100名当中，有40个人是私渡者。他们有什么特点？上岸的时候身无分文，只有一颗要发财、要立足的心，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一批野蛮人，或者说是低素质的人。正是他们造就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繁荣。
要知道，那时候，香港的经济条件远远不如今天。首先，与北边的内地意识形态不同。然后，周边的亚洲各国到处都是战火，越南船民的问题到今天也没有彻底解决。很多人对香港那个时代的发展是没有信心的，稍有风吹草动就跑了。
今天呢？祖国给了各种支持，又有安定繁荣的周边环境，但是香港经济却陷入了停滞，这是为什么？是香港政府无能吗？他们也想了很多刺激经济的措施，比如搞什么数码港计划——这跟日本人搞搜索引擎是一回事，但是并不奏效，为什么？
回到人的角度，你会发现香港现在至少有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它变成了一个在人口上封闭的社会，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香港开始搞福利社会了，开始给老百姓派糖。这本来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派福利不能见人就发，香港现在的在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是差不多的，都是700多万，得把自己人和外地人给区分开来。
再看内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地方的常住人口往往是在籍人口的一两倍，对吧？这就是有活力。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说不公平等。
对于经济繁荣而言，如果一个社会缺了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又没有户口，除了靠自己的双手去拼搏一个前程之外，什么都指望不上的人，你觉得它还会有活力吗？
香港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它变成了一个文明雅致的社会。这与我们前面分析的那种“日本病”如出一辙，当一个社会足够老熟、文明之后，你就很难在雅致和粗俗之间去构建一个可以促进繁荣的精妙的平衡点了。香港正在失去这个平衡点。
所以我一直在讲，对中国的未来，我有坚定的信心。中国在未来的30年，经济一定会好到让人不相信的程度，因为在中国，有大量的、很多高素质的人看不起的人。他们破衣烂衫，他们露出那种渴望的眼神。但是，他们生活的每一点儿改进，都是这个国家经济的新边疆；他们眼神中的每一丝对财富的向往，都是这个国家活力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