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恋凭啥违法？
今天的《罗辑思维》我们破解一下“真相”这个话题。
@小盈同学：获得真相很简单，只是他们愿不愿意获得而已。
起因是曾经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非常尊敬的前辈，但是进门之后我就发现整个气氛好古怪，总好像哪儿不对劲。后来问了半天，老人家沉吟半晌，突然一抬眼，问我：“小子，你是不是在外面说我坏话了？”
我一听到这个话，五雷轰顶啊。然后赌咒发誓说：“没有，没有，坚决没有，肯定没有！”当然，到最后我也没打听出来是什么样的话，通过什么样的人传到了这位前辈的耳朵里。当然了，通过我一个多小时艰苦不懈的努力，我认为这位长辈还是相信了我，但这件事情确实给我留下了一个感慨，真相的获得太困难了。
很可能我在某个场合确实说过某句话，但那是有前因后果的呀，那是有上下文的呀，可是一个恶意的传话者他不管，他只会把一个片段传到他要传递的那个人的耳朵里。然后从此你们之间就结了一个扣，结下了一个梁子。这还是我和这位长辈非常好，我们之间能够达成某种谅解。更多的情况下是一个人听到有人背后说自己，可能是装得很大度，呵呵一笑：“没关系！”从此也不跟你提，你也看不出来，但是一个梁子就这么种下来了。至于在你人生什么样的关键时刻，这个梁子会恶意地爆发，让你突然面对一个大挫折，你根本就不可能预测。
我们的人生总要遇到太多太多这样的艰险。有一句话说：“一句真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还要重。”经历了这件事，我的结论是，一个真相其实比一句真话还要重要。
因为一句真话只需要捧出一颗诚恳的心就可以了，而一个真相则需要一句真话穿越重重的社会迷雾，最终抵达公众和受众，这时它才能称之为一个真相。这件事情太难了。
至于什么东西遮蔽了真相的抵达，我想原因可能特别复杂，比如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断章取义，还有一种是研究的方法非常粗糙。
有这么一个笑话说，科学上有一个结论，蜘蛛的听力器官其实是长在腿上的。乍一听好奇怪啊，怎么会？你不信，我给你做个试验，拿一只蜘蛛来，在旁边敲一声锣，这蜘蛛蹭蹭蹭就跑走了，证明这只蜘蛛听力是好的。抓回来把腿切掉，再敲一声锣，你看蜘蛛不动了嘛，反复做几次试验都是这个结果，这说明什么？蜘蛛的听力器官长在腿上。你看，一个表面上非常严丝合缝，丝丝入扣的科学验证的过程，得出了如此荒唐的结论。
还有一个笑话说，科学上证明“人的生日过得越多这个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请注意这个“所以”啊，所以我们应该多过生日，这样有助于延年益寿。你看，好像也是一个科学推论的结果，结果却是那么的荒唐。
@shalomg：个人觉得关于自由恋爱，不管是师生恋还是什么局长的恋爱，只要不是被迫的恋爱关系，只要双方自愿，制度都不应该干涉。如果真是纯自由的恋爱，那太少了，那么现实生活中父母的恋爱或者恋人的恋爱岂不是都要禁止？
但从几千年来的历史来看，遮蔽真相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权力。
先说一个最简单的权力方式。比如前年，也就是2011年的11月9号，台湾的教育部门下了一个命令，说只要发生师生恋，我们在道德上就认为它不合法。任何教师只要和自己的学生发生恋爱关系，他的教师资格必须终止。
这句话听起来也好奇怪，因为人类获得自由恋爱的权力没多少年啊，而中国人获得这个权力就更短，才一百多年。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决定自己的肉身跟谁在一起了，为什么你们又不让自由恋爱？师生之间怎么了？我们中国的各种校园里，大到大学校园，低到中学校园可能师生恋都是个很常见的现象吧，为什么就不合法呢？
其实这也不是台湾人发明的。1986年，美国的爱荷华大学就做了这样一条规定，只要是师生恋，老师在道德上就不合法，就必须停止他的教师资格。
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你拥有权力。这种权力不是给谁解决一个北京户口，不是给谁批一张条子，不是给谁弄点儿贷款，而是一种隐隐然，淡淡然的权力。老师毕竟可以给学生某种用自己的主观意志让他获得的利益，比如说表扬，比如说分数，比如说考试题的一点点泄露，比如说更额外一点辅导的机会，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权力在发生作用。既然权力在发生作用，所谓的自由恋爱是不是就显得有点儿不自由了呢？因为自由意志很可能会屈服于权力，自由意志很可能会在权力面前变得非常谄媚，那你还能说这一对师生恋就一定是自由的恋爱吗？
就像前不久曝出来的某局长和女博士之间的爱恋，从结果来看这个女博士爱这个局长确实爱得死去活来啊。从很多文字上，是很好的当代情书作品啊。但是，你能说在一个有可能给她带来利益的局长和女博士之间，他们之间所有的话、所有的表达、所有的文字真的是出于自由意志吗？
钉马掌的兔子
我们接着说真相，接着说权力对真相的影响。先说一156个人，他叫肖洛霍夫[1]，《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这个人可是少年成名啊，他26岁就写出了《静静的顿河》第一部，然后迅速成为畅销书，然后又迅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从而成为了文学圣殿里的大师被供起来了。
可是同时代的很多作家就跟到山西喝了醋似的，心里可不是滋味了。然后渐渐地就出现了一个流言说，不对，肖洛霍夫这个书根本就不是他写的，是一个白俄军官的手稿被他偶然机会发现了。然后他窃为己有，是个窃文大盗！
其实这种怀疑说实话也不是完全的子虚乌有，它是有一点点影子的，比如说肖洛霍夫非常年轻，26岁就写出这样的巨著，通常来说确实有点儿古怪。再有，肖洛霍夫从来没到哥萨克人的社群里面生活过，所以他怎么可能以哥萨克人的生活写出那么壮阔的一个史诗般的著作呢？这都是疑点。
但是肖洛霍夫这个人一辈子对于这个质疑都没有回答过，没有回应过，也没有澄清过，就这么让这种叽叽喳喳的质疑伴随了他的一生。一直到1999年，俄罗斯发现了肖洛霍夫的手稿，再发现了《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葛利高里的原形叶尔马科夫。这两个东西一旦发现之后，这才算真相大白。但是很可惜，这时候肖洛霍夫已经作古15年了。
这也在告诉我们，真相的获得有时候需要时间，只要时间自由地流淌，信息自由地披露，真相总有一天会获得。
@cts3258：因为利益，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没错，权利决定谁的利益最大，所以掌握权利的人最容易说谎。传播有的是自由传播，离真相很远，但无方向。一旦涉及到利益，就会有人去引导传播的方向。这才是最可怕的。
但肖洛霍夫这个人也并不是一辈子都这么潇洒。1938年那年他就不潇洒过一回。大家都知道1936年到1938年那是苏联的大肃反时代，无数的人负冤成为刀下之鬼。而斯大林突然一下不知道哪根筋就动了，他就保护了一下肖洛霍夫。那时候肖洛霍夫也很危险啊，因为也有人举报他，告密说他是人民公敌。那时候的司法审判过程非常粗糙，动不动一个人头一天被契卡[2]抓走，第二天就“咔碴”一刀没了。
但是，斯大林保护了他，而且还接见了他。斯大林说：“肖洛霍夫同志，不要怀疑人民嘛，也不要怀疑政府嘛，要相信法律嘛，我们总有办法会获得真相的。”
肖洛霍夫苦笑了一下说：“斯大林同志，我能不能跟你说一个笑话啊？”
斯大林同志说：“你说你说。”
肖洛霍夫说：“有一只兔子在森林里狂蹿，一只狐狸看见它，说兔子兔子，你跑得那么着急干什么呀？兔子气喘吁吁地说有人在追我，要抓住我，给我钉脚掌。狐狸就好奇怪啊，说你不是个兔子吗？你又不是一只骆驼，又不是一匹马，怎么会抓住你钉脚掌呢？兔子说：‘嗨！这是我没被他们抓着，被他们抓着之后我到底是只兔子还是只骆驼，我说了就不算了。’
据说听到这里，斯大林哈哈直乐。确实，在权力的阴影笼罩下，你到底是只兔子还是一匹马、还是一只骆驼，你自己说了真的是不算。
莫斯科大审判
1936年到1938年，所谓的莫斯科大审判[3]，要知道摊在桌面上的都是非常严谨，守程序的司法审判。
当时苏联的总检察长叫维辛斯基[4]，这个人在二战之后当了苏联驻联合国大使，他是一个法学家，非常有学问，但是他风度不是很好，经常在联合国的会堂上咆哮，他最开始咆哮就是在莫斯科大审判。因为那时候他是总检察长啊，天天指着被告说你这个叛徒，你这个渣子！
可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在莫斯科大审判的法庭上，骂自己是渣子，说自己是人民叛徒这样的声音，发声最大的是谁啊？是被告本身。档案中，大量被告在法庭上都拼命辱骂自己，说我不配活着，一定请求要枪毙我，我这种人渣怎么还配活在世界上？不仅我不配，我的家庭也不配，我的老婆也不配，在枪毙我之前能不能给我一把枪，我先把我老婆打死！
@songsfxm：权力是竞争的产物，没有竞争关系就没有权力。竞争关系是一种单项选择的关系，竞争关系以金字塔现象呈现，而在金字塔尖的则是一个“机会”，什么“机会”？一个能够摆脱现实的机会！比如传销，传销者传递的不是商品而是“机会”，因为商品可以人人都有，但是“机会”却不是，“机会”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而正是这种变化决定了在“时间与机会”的世界里没有真相只有权力。“把你的权力交出来！”这正是机会主义者们唯一想说的真话。
后来一个德国人写了一本报告文学，就在讲这个场景，我还记得他有一个结论：“即使是一个导演，带着专业的演员，经过长期的排练，最后也不大可能会训练出那么默契的在法庭上的配合。”
所以后来在莫斯科大审判当中，这些人为什么这样拼命地积极配合维辛斯基，对自己泼脏水、泼粪，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成了一个不解之谜。很多西方的研究者说可能吃了药，威胁、刑讯，后来发现其实都没有确切的证据。如果说那时候的科学水平都能发明这种药，那现在这种迷魂药，或者让人说假话的药，还不泛滥？但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可以非常特效地达成这样的效果的药的证明。而从这些人上庭以后拍的照片看，也没有刑讯的痕迹。但是当时确实就做到了这样的一幕。所以你说，如果法庭只信证词，只信这种所谓自我的招供，你觉得能获得真相吗？
@小庇佑的主人：人活的是期望，真相是扼杀期望的利剑。活在美丽谎言下未必是坏事。以现在人类的欲望和物质横流的社会，自己不一定可以承受真相。真相这个东西可以争取，没必要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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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章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