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有影响力的观点，并不是什么爆炸性的新闻，聪明人早已知道故事比事实更有说服力、更让人牢记。然而，显而易见，即使我们知道这一点，当我们成为组织中的一员时，大多数人还是会忘记它。在工作中，我们大多明白史蒂芬·丹宁大半生所坚信的事物，都明白讲故事是“朦胧、短暂、主观、非科学性的”，所有这些特征都“非常糟糕”。近年来，许多组织开始认可故事的力量，并且催生了一个专门为公司客户解释故事力量的微型产业，这是一个可喜的发展。正如我们所见，研究表明，故事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影响力，影响着深层次的人类倾向。地球上的每个社会团体都在运用叙事手法，这也是唐纳德·布朗提出的人类普遍性之一。我们将会看到为什么会这样（故事在我们的大脑中，引发了难以抵制的化学反应），叙述的元素使得故事比其他因素更有影响力。
但是，即使承认故事是最根本的人性核心部分，它们真的能帮助我们在技术日益强大的时代获取成功吗？如果我们竭力主张故事将帮助人类创造更高、更持久的价值，那么我们似乎面临一个逻辑上的困惑，因为，毕竟我们已经看到计算机也能够写故事。到目前为止，计算机还没有掌握故事的核心，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把数据转变成叙事形式，例如，解说一场小的棒球联赛或者一个公司的盈利报表，但是，所有的技术创新初期都是低劣的。软件开发和研究人员正致力于教计算机如何写出更好的故事，如何仔细研究数据发现以推动故事发展的冲突和线索，如何以不同的风格写作。如果我们是现实的，就不得不承认这一天比我们预期的要来得快。到那时，计算机将写出真正扣人心弦的故事，并且比人类快得多。那么，这是不是又一个计算机比我们做得更好的领域？
要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不妨想想丹宁在世界银行的故事，它有一个重要的尾声。见证了诸多故事的影响力后，他和同事编写了25个被证明在会议中有影响力的励志故事，把它们印刷成册或发表在时事通讯中，分发到整个组织中。但是，丹宁发现，这些故事完全没有影响力，毫无动人之处，人们毫无兴趣，更没有引发任何新的举动。
鉴于书面形式缺乏冲击力，丹宁团队把同样的故事制作成视频。结果呢？依然“在公司中波澜不兴”。
问题出在哪里呢？“如果我和你面对面、眼对眼地讲故事，那就是我和你在互动。”丹宁解释道，“听众能看见我、感知我、听见我，并且能判断我所说的真实意图。或许，他们最终不一定相信我，但至少能辨别这一切是否真实。所以，我们最终发现，实际上，口头讲述故事才有巨大的影响力。”丹宁揭示出了一些本质的东西，“我们发现，不是故事，而是讲故事才具有影响力”。
丹宁后来发现，书面或视频版的好故事，的确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他进一步发现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能够解释他所看到的现象，但这对计算机创作故事不是什么好兆头，那就是故事的真实性。谁在讲故事？人类不会轻易被一个故事感动，除非我们能评估讲述者，判断他是否可信，衡量他讲故事时的真实情绪。计算机创作的故事存在一个大问题，正如丹宁所遇见的，即这些故事常常看起来似乎不真实，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故事是谁写的。即使知道是谁写的，我们依然怀疑编者是在取悦华尔街大佬或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想一想，将怎样评估计算机创作的故事。如果它能将复杂的数据放入有趣的讲述中，我们或许很欣赏这个故事，觉得读起来有趣、很棒。但是，如果它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应用故事的影响力感动人们去做出改变，那么，不论这个故事有多好，它终将失败，因为我们对它的真实性评分为零。
最有可能影响并深深打动我们的故事，注定来自我们在亲身交往中认识并信任的故事讲述者。这就是为什么亲口讲述的故事是最好的——它们可以调动我们整个大脑（有思想、会衡量证据的大脑，古老、眨眼间做出判断的大脑）参与到故事体验之中。研究表明，我们只需要用1/10秒就能对一个人的信任度和受欢迎程度做出判断，而且“我们的第一印象通常是准确、可靠的”，哈佛商学院的研究员弗朗西斯科·吉诺说。
为什么亲口讲述的故事格外有影响力，还有一个原因，它们创造了双向的人际交往。丹宁说：“你从听众的表情、体态语、对故事的反应得到各种暗示，你将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不断调整故事，最终的影响力是难以匹敌的。”他的结论是：“如果你正竭力做一些难事，比如接手顽固不变的组织，想抓住其瓶颈，带领它进入未来世界，那么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建议：到那里去！”
故事不必非得是人创造的，计算机也能写，但是，我们并非真正在乎这些故事。我们在乎的是有影响力的故事讲述，这完全是人性化的，一种内在的、深层次的人际交流。随着科技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无论人类做什么工作，只要能用故事讲述这种独特而强有力的方式去影响别人，我们就将变得更有价值。
为什么我们被故事惊呆了
2003年12月13日，美军俘虏了萨达姆·侯赛因，美国的债券价格立即上涨，这意味着投资人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寻求安全感。彭博新闻的头条反映了投资人明显的风险规避心理：“美国国债上涨。侯赛因的被抓获，或许并没有抑制恐怖主义的蔓延。”然而一小时之内，债券价格又回落了。因此彭博社重新写了一篇头条新闻：“美国国债下跌。看来侯赛因的被抓获，增添了风险资产的诱惑力。”
这种荒谬的行为被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记录在《黑天鹅》一书中，深植在心中的故事影响力可见一斑。在此事件中，彭博新闻头条的作者从当天的新闻中看到了一个故事（一系列的因果事件），显然，他并不在意自己描述了两个截然矛盾的故事，虽然同一个起因导致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如果我们想充分利用故事的非凡影响力，就需要知道故事是怎样起作用的，它就在我们内心深处活动。
头条作者无须惭愧。当我们观察事件时，似乎本能地看到了故事中的因果关系，即使没有经验告诉我们这些事件的关联性。哲学家和科学家并非一直都相信我们具有这种行为特征，相反，几百年来传统的观点认为，我们在这方面是相当理性的。只有反复观察一个事件后，比如植物在种子落地的地方生长，我们才能最终明白事物的因果关系。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之前，我们就会自动、即时地看到故事。20世纪40年代，比利时心理学家阿尔伯特·麦克特用简单的方法展示了这一点。他制作了一个简单的动漫，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矩形图案，它似乎在移动并碰撞到另一个矩形图案，而另一个图案瞬间就会朝相同的方向弹出。任何看见这张图片的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第一个矩形框推动了第二个。当然，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矩形图案仅仅是绘画，它们不可能去触动任何事物，每个成年人都知道这个动画是怎么制作的。这没有关系，我们所有的人依然坚持认为，看到了一个有因果关系的小故事。正如那位头条作者坚信，萨达姆的抓获影响了债券市场，无论它朝什么方向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普及了一个观点：在我们的思维中存在一个被称为系统1、系统2的两种相互独立、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能够很好地用它总结人类善于发现故事的特征。系统2负责“分配注意力给那些需要耗神的思维活动”，而“系统1的运行自动迅速，毫不费力，也无须刻意控制，这就是为什么系统1掌控着我们的大脑和行为，因为系统1就是这样运行的。要控制支配系统1，只能通过系统2缓慢、费力的工作，而不去控制支配它则要容易得多。正如卡尼曼说的，系统1在工作时，善于发现碎片化的知识之间的因果联系，实际上，在随机事件中发现故事要比不发现故事容易得多。
不论眼前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发现了故事，而且还是关于人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解释狗、猫、鹦鹉、金鱼和其他宠物行为的时候，习惯性地运用人类动机创编故事。再想想麦克特制作的简单动画，想象一下，假如不是第一个矩形撞击第二个，而是第二个矩形在第一个撞到它之前就已经在运动，正如心理学家詹森·高德曼所写，会有人没发现第一个矩形想要抓住第二个，而第二个想要逃离这样一个故事吗？我们把人的欲望和思想付诸动画了。
自己去观察这种现象，一定会很有趣。1944年，史密斯学院的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和玛丽安·西梅尔创造了一个1分13秒的短片，从那时起，有数以千计的学生和研究中的受试人员观看了此片。和麦克特的系列图一样，这也是一个最简单的自制动画。我们看到一个大三角、一个小三角和一个圆，动画中没有阴影，没有色彩，仅仅是白色背景上的黑色图形。在图形的轮廓线外面，有一个黑色的长方形，它的一条边可以来回摆动，留出一个通向长方形内部的渠道。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不用人类术语就无法描述。三角形开始打架了。大三角是攻击者，圆圈被大三角追逐，害怕、畏缩地躲进了长方形里面。我不妨透露结局：圆圈和小三角都躲开了大三角，一起逃离了，留下了大三角，它沮丧而狂怒地毁掉了长方形。
当然，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几个几何图形，通过动画四处转动，如此而已。然而，我们几乎瞬间就赋予它们人类的个性和动机，我们用人与人之间相关行为的术语创编了故事，解释它们的行为。（唯一例外的是，患孤独症的观众没有将图形视作人。）或许，并非所有人看到的都是同一个故事。海德和西梅尔让学生将他们所看到的情况写下来，得到了关于基本事实的各种描述。例如，一些人将小三角描述为英勇的，而其他人用得最多的是“他”是聪明有头脑的。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根据屏幕上几个小图形的运动，创编了大致相同的故事。正如卡尼曼所说，“你的大脑已准备好，甚至渴望识别这些运动的图形，赋予它们个性化的特征和特别的意图，将它们的行为看作有个性化偏好的表达”。
这么做，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生来如此。这种看法在20世纪很长时间内是有争议的。许多人或许会认为，我们能够发现动机并确定前因后果，是因为我们在生养文化中学会了这种做法。实际并非如此。卡尼曼对证据的解读是，我们生来就具备判断意图的能力。一岁以内的婴儿就能识别欺凌者和受害者，我们似乎天生被关于人的故事所打动，坚持将我们的世界看作一个故事的汇集体，即使我们不得不编造故事。
故事引发了“神经耦合”
我们从互不关联的细节中，或者是无序的图案运动中，创造出故事，这是叙述者非凡能力的表现。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对故事做了什么。那么，故事对我们有什么影响？答案告诉我们，当故事成为人们最直接互动的一部分时，故事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以及它是怎样产生最惊人的效果的。
我们听故事或看故事的时候，开始体验它——不仅感知发生了什么，而且感受身临其境的体验。我们看到自己采取行动，这是故事为什么在驱动行为方面功能如此强大。我们都知道这些，这正是我们喜欢故事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一个好故事将我们带离身处之地，引领我们进入太空，或者是15世纪的日本，抑或是谁也不认识的地方，唤醒我们的情感体验，虽然我们一直没有离开椅子。想一想就让人感到奇妙——故事让我们浑身冒汗、呼吸加速，让我们大笑、大哭，或者是坐在原地却尖叫“别开门”。我们能从电影、戏剧、书本或其他形式的故事中得到这种体验。
当我们听到一种特定形式的故事，直接由人讲述的故事时，一些更让人吃惊的事发生了，说者和听者的大脑产生了共鸣，我们不仅体验了故事，而且和故事的讲述者经历着同样的情感体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扫描了听故事和讲故事的人的大脑，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普遍的“神经耦合”现象。听者和说者的大脑中，相同的区域同时开始活跃。研究人员能够具体地识别那些大脑区域的功能。双方大脑活跃的区域，不只是语言控制功能区，更重要的是“与成功交往有重要关联的社交信息区域，包括识别信念、欲望以及他人目标的能力在内”。我们再次谈到了同理心作用，听者和讲者以深层次的方式互相关联着。
这种现象在一个人给好几个人同时讲故事的时候更加明显。研究人员说，故事“在不同个体当中引发了相同的大脑活动”，也就是说，一个讲故事的人和一群听众在同一时刻有相似的情感体验。想一想，这种故事分享的力量要比个体独自掌握相同的事实强大多少！我们会重新认识以故事为基调的深情演讲，它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情感驱动力，不管是威廉·华莱士在斯特林桥号召古代苏格兰人上战场的演说，还是林肯在葛底斯堡发表的以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一个故事开篇的著名演讲。我们悲伤地叹息，在越来越虚拟化的世界里，这种具有转变性作用的体验正在不断地消失。
怎样绞尽脑汁
我们已经几次提到“好故事”和它们的影响力，就是为简要地表明，并非所有的故事都有同样的效力。海德和西梅尔的三角形和圆的小戏剧融入了我们的情感，但是它并没有在我们的心头萦绕或激励我们去付诸实践。然而，有的故事的确有这样的效果，为什么？人类是最好的故事讲述者，为了达到最佳效果，我们必须明白什么造就了好故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答案很简单，这就是多肽（oxytocin）。来自克莱蒙研究生大学的保罗·扎克率先研究了故事是怎样影响我们的，他认为有影响力的故事能促使大脑释放这种化学元素，它使得我们“更加可信、慷慨、仁厚、慈悲”。多肽在浪漫和性交中起重要作用，有些人称它为爱的激素，有些人称它为结合激素，而扎克称它为“道德分子”，因为它使得我们“对周边的社交暗示更加敏感，常常让我们更容易帮助别人，尤其是当别人似乎需要我们的帮助时”。因此，它也是“负责同理心的神经化学元素”。多肽是好故事引发脑垂体释放出的烈性果汁。
这引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你怎么让一个故事做到这点？扎克的研究给出了答案，证明并阐释了戏剧家几千年前就知道的事情——关键在于故事的结构，经典结构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特别能刺激脑垂体。我们都知道经典结构。约翰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平静的生活被扰乱。然后，约翰发现自己处在矛盾中——他与自己、另外一个人、一个组织、社会或者别的事物之间的矛盾。情况变得糟糕，然后，变得更糟糕。最后，约翰面对冲突的源头，从自身找到一种资源，让他在最后的对抗中占据了上风。约翰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但他已永久地改变了。
这就是通过激发人脑中的多肽感动人的故事类型，扎克用一种有趣的方式证明了它。他制作了一个小短片，演的是一个处在脑癌晚期，名叫本的两岁孩子和他父亲的真实故事。他父亲是一个普通人，生活相当平凡，直到有一天，他得知本得了癌症。本不知道自己已处于癌症晚期，事实上，他父亲和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在旁边玩得很快乐。父亲心中矛盾重重，他知道本将在几个月后死亡，所以很难在孩子身边表现得很快乐。然而，他知道，悲伤只能剥夺本应该或能够得到的快乐。本的父亲讲述了他如何挣扎，如何最终从内心找到勇气，在本身边保持快乐，并真诚感谢孩子短暂生命的恩赐。冲突解决了，本的父亲也改变了。
扎克给数百人观看了这部影片，在观看影片的前后测量每个人血液中的多肽水平，结果证明，影片使多肽水平提高了。被试者因为付出的时间和两次扎针提取血液而获得报酬，但他们很乐意把部分或全部报酬捐给儿童癌症慈善机构，这取决于他们大脑中分泌的多肽有多少。
然后，扎克给其他人观看了另一部电影，描绘了本和他的父亲在参观动物园。本没有头发，他父亲称之为“奇迹男孩”。显而易见，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父亲和一个儿子，儿子得了癌症。然而，片中虽然有叙事（他们先做了这个，又做了那个），却没有故事，我们只是看见一位父亲和儿子在动物园玩耍。观众脑中的化学元素几乎没有变化，他们也不那么慷慨地做慈善。无结构的散漫叙述完全没有影响力，正如报告或其他大多数人花费很长时间创造或消费的数据呈现一样，完全没有影响力。
讲述就是记忆
经典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功能。研究发现，当信息出现在一个结构经典的故事中（一个平凡的日子——出了一些状况——一个出现在高潮的解决方案——结局），我们对它的记忆，比起用简单的方式、以一组事实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信息，要深刻得多。伟大的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写道，“相对于清单，故事中的事实或行为要容易记得多”。我们都明白这有多么真实，但往往看不到它的力量所在。正如心理学研究者罗杰·施克和罗伯特·阿伯森观察所见，“讲故事不是我们偶然为之，如果我们真想记住任何东西，讲故事是我们不得不做的”。
认真体会他们说的，因为它更多地揭示了人类对故事的高度依赖性，我们明白，仅仅听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可以使细节很容易地被记住。但是，施克和阿伯森并没说听故事是记忆的关键，他们强调的是讲故事。如果我们真想长久地记住某事，必须在听过、体验过之后讲述它，这就是强化记忆的方法。我们讲得越多，故事的细节记得就越清楚，正如他俩所说，“讲述就是记忆”。
他们进一步发现，我们天生对故事的结构理解深刻。讲故事时，我们能很好地契合经典故事的结构，即使事件并非如此便利地安排在一起（它们往往不是这样的）。换句话说，我们将事实转换成叙事，在叙述中将它们转变成结构化的故事，并根据需要增删细节。这不是人们所说的理性做法，但我们确实情不自禁。
我们与故事的关系虽不理性，却很牢固。我们极其热爱圆满的结局，尽管这听起来有理，然而不一定有意义。想想珍的故事，珍是一位从未结婚育子、突然在车祸中无痛丧生的妇女。她曾有过非常幸福的生活，经常和朋友在一起，有着高薪的工作、有趣的爱好、非常棒的假期。基于这样的描述，你将如何评价珍的生活？现在，假设珍的生活依然如此，她又多活了5年，这5年的日子相当舒心，只是没有5年之前的日子那么精彩。这种情况下，你又认为她的生活如何？
正如你猜到的，珍是虚构的人物，是为研究而创造出来的。研究人员要求研究对象评价两个故事脚本中珍的生活，他们绝大多数认为，在第二个脚本中，珍的生活质量变差了，少了渇望，少了乐趣。正如卡尼曼所观察到的，这似乎完全令人费解。在第二个脚本中，珍多过了5年的幸福生活，怎么能不如第一个脚本中的生活？然而，在人类的判断中，珍的总体生活变差了，因为最终幸福感下降了。你或许怀疑，年长者不会做出这种判断，但事实上他们也是如此。在研究中，老少研究对象都遵循同一模式。大量的研究已证实这种倾向：不管故事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我们对故事的反应主要取决于最终的结局。这真令人抓狂，但我们就是这样。
为什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正在研究故事
有效的故事讲述已经成为世界安全的重要因素，这合乎情理，因为在“人性领域”里军事冲突正在不断增加。在后超级力量时代，世界上的大部分战争和暴力都与恐怖分子及叛乱分子有关，安全分析人士称之为无政府组织者——“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博科圣地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不那么出名的组织。他们大多是志愿者，数量很少，但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相当坚定，资源丰富，颇有效率。是什么导致他们成功地掌控了世界的注意力，迫使美国和其他强国重新制定了安全议程？是什么驱使他们和数以百万的支持者？很多人认为，答案就是故事——过去和现在的有关正义、暴行、祖先、教派、无信仰者的故事。美国国防部深信，故事是当今社会安全环境的基石，所以，它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启动了一个名为“故事网”（Narrative Networks）的项目，它的出现早于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和其他改变世界的技术。根据官方解释，该项目旨在探究“为什么一些叙事主题能让恐怖主义成功地获得支持”。美国国防政策制定者已决定，为了美国国家安全，需要了解故事是怎样奏效的。
故事网项目的目标远大，它旨在最全面地理解故事的效力：怎样“助推了激进行为、暴力社会动员、暴乱以及针对外国人的恐怖主义活动”；同时，弄明白在人脑的分子层面，故事是怎样发挥效力的。项目的具体目标包括理解“故事对激素、神经递质、奖励机制以及情感—认知互动的神经生物学的影响”。这似乎是对故事最精深、最高端的研究。项目的另一目标是“开发传感器，侦测（故事）对个体和群体的冲击力”。传感器？测量故事的影响力？拭目以待吧，看好莱坞如何染指其间。
正如故事网的前项目经理威廉·凯斯伯所说，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更全面地了解，讲不好故事如何导致叛乱、暴力活动和恐怖袭击风险的增长”。当一个国家明白了这点，就能研发凯斯伯所称的“故事对抗策略”来“瓦解敌方故事的效能”，并且创造出自己有竞争力的故事。凯斯伯的研究使他确信，对反恐和其他各种目的而言，最有效力的故事就是遵循经典结构的故事。故事正在成为战场，作战正在演变成人脑释放多肽的斗争。
冲突中的国家早已知道故事的威力，但从未有一个国家认为故事如此重要，以至部署各种资源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来研究故事。对于任何国家、公司、个人或其他希望发挥影响力的实体，有效力的故事讲述已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必要措施。
比已知的力量更强大
在另外一种环境中，口述故事的影响力也非常显著，这很出人意料，因为讲述者没有意识到自己面对面讲故事的影响力有多大，他们恐怕永远不会意识到。“乡村牧场”是宾夕法尼亚州赫希镇的一个辅助生活社区，其中有一个对阿尔茨海默病和类似痴呆症病人的记忆支持部门。这些病人无法在外面的社会生活，必须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医生认为与他们打交道很有挑战性，没有什么有效药剂可用，从他们身上了解其历史甚至当前的生活状况是不可能的，也不可靠。研究表明，医学院的学生面对这样的病人常常感到绝望，他们甚至开始以消极的态度看待年老的病人，并将这种态度带到未来的工作实践中。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决定，让学生参与一项在“乡村牧场”社区实施的新的干预疗法。学生的工作是让病人们讲故事，不是让病人讲常规的故事，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时间顺序感。具体步骤是先给他们看一张照片，或许是超现实主义的照片，上面是一头坐在公园椅子上的大象，一个待在干洗机里的人；或者其他一些简单的照片，诸如一个小男孩和一只小狗。接着，学生们鼓励病人讲述图片上发生了什么。其中一位学生记录讲述的内容，不做任何删减，然后把它编成一个故事。活动结束时，记录人把这个故事读给病人听，并让病人给故事起名字。
编成的故事普遍有点古怪，也很滑稽，却具有惊人的吸引力。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人站在街中间，手举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故事是这样结尾的：“回到家时，他不想做任何数学题，只想等待好事降临。他从游行队伍中邀请回家的所有人都来看这件好事，但他们能得到的只是每人一片面包和一些水。”这些病人称他们的故事为“华盛顿特区的国旗日”。（照片中没有任何暗示这是国旗日或华盛顿特区的线索。）
研究人员在故事任务开始前，测试了学生对痴呆症患者的态度。在4期任务之后，又测试了他们的态度，态度的改进是惊人的。最显著的是学生与病人打交道的态度逆转了，出现了一种强烈的新信念：与痴呆症患者的交往是值得的。
任何有过与严重痴呆症患者接触的人都知道，大多数病人很可能在一分钟之内就忘了刚刚讲过的故事。然而，在创作故事时，他们真正达到了世界上已知最敏锐的认知水平，这有可能影响医生在未来数年中对一部分老年患者的治疗措施。到那时，医疗技术更加先进，而医生在经济的压力下，和病人接触的时间将更少。这就是人类面对面讲故事的力量，有时候讲述者自己并未意识到。
讲故事是一个创造性行为。通过讲故事，我们创造了以前不曾有的事物，因此，讲故事是创造和创新现象中的一个例子。想想当今经济中创新的巨大价值，想想创造和讲述有影响力的故事时，我们的本能倾向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最好探究明白，更为广泛的创造和创新活动是否和讲故事一样，深具人性特征，不会被科技所取代。这就是我们下文要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