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了解人生来就有的能力和人际互动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高价值技能本质的变化。“自然选择法迫使人类为了生存而群居。”著名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迈克尔·S. 加扎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写道，“我们在群体中建立社会关系，我们的大脑忙于理解身边的事物，大多是与人相关的事物……人际关系成为我们精神生活的中心，实际上它成为我们存在的理由……如今，我们的脑子里时时刻刻都有他人，因为我们生来如此。没有了他人，没有了同伴和联盟，我们无法生存。对于早期人类而言，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对于当今人类，不复如此。”
也就是说，人类天生就是社会交往与生存相联系，比任何其他联系都强大。我们在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中生活、工作，整日忙于线性、逻辑和理性的思考，很容易忘记这种活动并非人类本性。人的本性，不论我们认识还是忽略，始终都在我们身上，并成为我们的驱动力。“本质上，人具有社会性，”加扎尼加说，“这是不争的事实。人类大脑的首要功能是应对社交事务，而不是思考热力学第二定律。”
我们来理解一下这段话的含义。一个令心理学家长期困惑的问题是，人为什么如此聪慧？大部分人恐怕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人类拥有能够发明微积分或粒子物理学、能够学会代数或驾车的大脑，究竟有哪些方面的进化优势呢？人类在几千年寻求生存的过程中，大脑不断发育成长，进化成如今的现代大脑，那么人类完成高超技艺的能力从何而来？
问题的答案似乎是，在荒芜的非洲大草原上，人类被迫去解决一个高度复杂的问题，即社会交往的问题。人类从群体生活中获益，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思考自己的行为如何影响他人的行为，其后果有益还是有害于我们自己或我们的亲属。（我们知道别人也用同样的思维对待我们。）我们明白，自己永远都无法确切知道他人的行为发生的时间、方式和原因，却能够感觉到信号的变化。这好比难度更高的国际象棋，其风险也更高。“这需要最高层次的智力官能。”英国心理学家N. K.汉弗莱这样说，他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这一思想来揭示人类大脑高度发达的原因。
也就是说，人脑的功能就是进行社会交往。
我们不必为此感到困惑。多年来，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主导理论恰恰与此相反，主张新生儿是白板一块，或白纸一张，所有思想、感情以及未来发展，都是通过个人亲身体验写到板上的。“人没有本性，只有历史。”西班牙哲学家奥特加·伊·加塞特是这样说的。这种理论源于20世纪初萌发的一些思潮，其部分动机是高贵的。曾经一度有人宣称某些族群——非洲人、犹太人、吉卜赛人、同性恋者和妇女，天生低人一等。对此，最有力的反驳是，没有人天生低贱，因为人出生之时什么也不是。人无论发展成什么样，都是文化在白板上留下的烙印，这就意味着，人可能有不同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变化。
“白板说”有望带来更加美好的世界，特别是一个战争硝烟少的世界。对于一个有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尤其具有吸引力。根据白板说，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魔咒，因为人类并非天性好战。其实，自古以来人们就有这种信念，新的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根据玛格丽特·米德的著名论述，萨摩亚人不使用暴力，新几内亚人对战争闻所未闻。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在《无害之人》（The Harmless People）一书中描述了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爱好和平的坤申族人。既然那些文化可以远离战争存在，那么我们也可以。
不幸的是，这些结论完全错了。其他人类学家经过调查发现，萨摩亚人、新几内亚人和坤申族人跟我们所知道的任何民族一样暴力，甚至达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神经科学家以及其他人的长期研究有力地推翻了白板说，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在《白板论：现代人对人类本性的否定》（The Blank Sla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一书中对此有精彩的论述。虽然这些研究论证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话题，但我们还是有必要仔细审视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于1991年编纂出版的“人类普遍性”列表。布朗说，这些是人类“共同的文化、社会、语言、行为以及心理特征，没有任何例外”。世界上所有文化都具有这些普遍性。与本话题高度相关的普遍性有：
• 同情。
• 推崇慷慨，反对吝啬。
• 所有人都会哭，都会开玩笑。
• 所有文化都用旋律创造音乐，人人都跳舞，所有社会都有审美观，都创造装饰艺术。
• 所有人都有平等的理念，都理解互惠的概念。
• 人人都有自尊。
• 人人都会讲故事。
• 每个社会都有领袖。
上述这些特征具有普遍性，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具有先天性，是与生俱来的，尽管这种可能性貌似很大。重要的是，它们都涉及人类交往，而且适用于地球上所有人。对这些根深蒂固的特征的理解，有助于发现人类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世界里服务彼此的最佳方式。
不要问计算机不能做什么
要寻找科技发展背景下人类的价值，审视自我比传统上探寻计算机永远做不到的事更有用。计算机无法掌握的技能是最有价值的技能，这似乎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可是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论我们宣称计算机最终无法获得的技能是什么，我们都会面临风险。来回溯一下这类尴尬的预言。早期研究计算机语言翻译的人非常悲观，认为计算机翻译无法走出20世纪60年代中期几近无效的状态，但是现在，谷歌提供免费的语言翻译，Skype（一款即时通信软件）可以提供实时口头翻译，并且是免费的。1972年，麻省理工学院的休伯特·德雷福斯在一本题为《计算机不能做什么》的书中，对于计算机下国际象棋几乎不抱希望，认为很难在当时达到的中等水平之上再有任何大的发展，但是在1997年，计算机战胜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2004年，经济学家弗兰克·利维和理查德·莫南在一本优秀著作《新劳动分工》中认为，驾驶汽车牵涉大量的感官输入，需要做出瞬间判断，其难度之大计算机难以应付。然而，6年后谷歌就发明了无人驾驶汽车。史蒂芬·平克在2007年做过这样的评论，“判断空间格局并引导物体从中穿过，是极度复杂的工程学任务，这一点从目前还没有发明出能够自动清空碗碟的洗碗机或可以爬楼梯的吸尘器这些事实中就可看出”。然而很快，艾罗伯特机器人制造公司就生产出可以满屋子自动运转，而不会碰到家具、宠物或者孩子的吸尘器和拖地机，还生产出来可以爬楼梯的机器人。如果公司认为需求量足够大，还能生产兼具两种功能的机器人。同样，能够自动清空碗碟的洗碗机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当科技进步到一定水平，并且市场需求也足够大的时候就会应运而生。
发展趋势很明显。聪明人看得出，很多对人来说轻而易举的任务，其实是高度复杂的，比如驾驶汽车，人做起来毫不费力，但是计算机学会它却非常艰难。但实际上，这依然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且所需时间比预期的要短。我们没有搞明白两年实现翻一番是怎么回事，按照这个速度，40年内计算能力能够增长100万倍。计算机技术天才比尔·乔伊指出，喷气式飞机的飞行速度比步行快一百倍，因而改变了世界。已有的经验不足以让我们理解上百万倍的增长概念。同时，越来越高端的程序使得计算机能够用更少的计算能力完成复杂的任务。所以，年复一年，我们总是错误地低估计算机的能力。
一个更佳的策略
我们应该明白，以计算机永远做不了的工作来决定人类的价值，这是极其危险的做法。虽然我们可以更加谨慎、保守地沿着这条路继续冒险，但是一个更好的策略是回答以下问题：不管计算机的功能有多强大，人类在最本质的天性或生活现实的驱使下，有哪些活动只能由人来完成？
这项策略要有两个假设。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也许还有点过于浅显，但必须把它们说清楚。
第一，假定人掌控一切。经济或社会的运行最终由人掌控，且服务于人。一提到这一点，有人就会哼起电影《阴阳魔界》的主题曲，或者有人想起电影《终结者》中最根本的冲突是人与机器的战争。2014年，我就计算机对商业的影响采访了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全球总裁多米尼克·巴顿，他的回答是：“我认为，领导者依然有重要作用，公司不会由机器来掌管。”这么显而易见的事，但他还是觉得有必要说出来，他应该是对的。
第二，假设在我们有生之年，或者在我们孙子辈的有生之年，不会出现完美无缺的机器人。《终结者》的另外一个主题是可以以假乱真的人形机器人，可谁知道它是真是假？对此，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如果我们的假设错了，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难以想象了。
基于上述假设，我们会要求哪些工作必须由人来完成？这类工作有很多，共同点是必须有一个为之负责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庭裁决，在未来很长时间里，我们都会要求有一个有血有肉的法官。在这个例子中，人机之争已非虚构。研究人员在以色列等国家进行了调查，目的是研究午餐如何影响法官的假释判决。在一天当中，法官会批准大约35%的犯人的假释申请。但在午餐前的两小时内，批准率明显下降，而临近午餐休息的时候，批准率几乎为零。午餐刚刚结束后的时间里，批准率剧增至65%，随后又开始明显下降。假如你是罪犯，你在狱中度过的年限，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假释申请是午餐前那摞卷宗中的最后一份，还是午餐后的第一份。从性暴力犯罪者和其他犯人再犯罪的可能性预测研究结果看，对假释申请的裁决，计算机分析比法官裁决更有效、更可靠。但是，你觉得把这项工作从法官手中转交给计算机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不是一个计算机能力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需要问题，重大决策需要有为之负责任的人。所以，我们有十足的把握说，那些负有责任的角色，如首席执行官、将军、各级政府领导人，将会继续存在，道理是一样的。
另一方面，出于某些纯粹的现实原因，有些问题必须由人来解决，而不能交给机器。这不是因为计算机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因为在真实生活中，尤其是在组织生活中，对于问题和目标是什么，我们总是在不断改变主意，这些问题必须由人来解决，更重要的是得靠群体来解决。部分原因在于，组织解决问题时必须有各方面的代表；另一部分原因是，群策群力优于个人单打独斗。已有证据表明（我们将会看到大量证据），最高效群体中的成员都具有精湛的人类基本技能。
另外还有一类重要工作必须由人来完成，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其原因之深刻难以言表。即便是计算机可以提供诊断书，我们还是希望从医生的口中说出来，因为我们想和医生交流，也许仅仅是为了交谈、为了知道有人在聆听。解决问题时，我们愿意与他人合作，给他们讲故事，听他们的故事，和他们共同创造想法。即使计算机可以准确发布口头指令（这种前景并非不可能），我们还是愿意跟随人类领袖。重要的协议，我们愿意与人协商，因为可以听到他声音颤抖，看到他双臂交叉，直视他的眼睛。
我们很快会知道，无论是从修辞意义上来讲，还是真实意义上讲，直视别人的眼睛是未来经济中高价值工作的核心。
不只是理论
上述工作性质的变化随处可见。像韬睿惠悦咨询公司（Towers Watson）和牛津经济研究公司一样，问问员工在未来5~10年里他们最需要的技能是什么，员工的回答中没有出现商业头脑、分析能力或者损益管理等与左脑功能相联系的思维技能，相反，员工们首选的技能包括关系建立、团队合作、共同创造、集思广益、文化敏感以及管理多元化员工的能力，这些都是与右脑相联系的社会交往技能。这些回答很好地吻合了关于当今美国人与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的工作方式对比的宏观数据。截至目前，增长最快的行业是教育与服务领域，这两个领域的工作在总体工作中所占比例比过去翻了一番还多。专业服务与商业服务大约增长了80%，娱乐与酒店业大约增长了50%。统计数据没有显示这些行业中具体工作的详细情况，所以我们下结论时务必谨慎。但总的趋势是，凡是涉及人际交往的行业，就业数量在大幅度增加。
更多研究为上述结论提供了支撑。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现，2001—2009年，美国的事务性工作岗位（银行出纳员、结账员）减少了70万个，生产岗位减少了270万个。但是人际交流性工作岗位如医生、教师却增加了480万个，研究机构的报告认为“交流型工作”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中增速最快的一类。
我们无须对此感到惊讶。20世纪70年代初期，哈佛大学的威廉·博塞特教授，一个在数学和生物领域具有广泛兴趣的传奇式人物，为本科生讲授一门计算机科学前沿课程，这是哈佛大学首次开设此类课程。最后一堂课上，他讲授的是计算机的未来发展及其后果。那个时候，英特尔公司刚生产出第一个芯片，人们担心它会吞噬人的工作。博塞特的回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计算机的确会吞噬人类工作，但是我们应该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人就可以做应该做的事。他因此得出一个著名论断：“如果你害怕被计算机所取代，那么你可能就会被取代，也应该被取代。”
这个过程花费了不少时间，但是计算机大规模接替人的脑力劳动，把人解脱出来去从事深具人性的人际交流性工作，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思维的价值到底有多大
社会交往技能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但这并不能说明左脑分析型技能的价值会越来越小，当然，我们的分析可能会让大家产生这种误解。如果计算机能够在分析型技能方面替代人类，那么从事这类工作的人越来越少是完全合理的。理论上是这样的。这真的会发生吗？
20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主要是人类通过教育掌握思维技能，进而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过程。哈佛大学的克劳迪娅·戈尔登和劳伦斯·卡茨对此做了最具说服力、最为详尽的解释，他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收集数据以支撑自己的观点。他们的研究显示，美国能够在1900年成为生活水平最高的发达国家，并且将在随后的一百年中保持第一。原因非常简单，“20世纪以飞速发展的科技为特征，”他们这样写道，“因为美国人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所以他们在创造发明、创办企业、应用高科技商品与服务方面最具优势。”正规教育是通往成功之路，接受得越多越好，这是发达国家中所有人的成功之道。
让人惊讶的是，克劳迪娅·戈尔登和劳伦斯·卡茨居然也认为教育这个百年来提高生活水平的秘方会失效。“大学不再是成功的门票，”他们宣称，“在整个20世纪，新科技对通用技能，即与数学、科学、语法知识、阅读和理解设计图相关的技能给予了回报。”但他们认为，现在的情况变了，因为现在针对高技能工作的低成本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一方面，竞争来自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有些技能面临着被计算机程序取代的风险”。
那么，在当今社会，发展的路在何方？克劳迪娅·戈尔登和劳伦斯·卡茨指出，非常规工作所需的技能和人际交往技能不易受低成本竞争的影响。雇员们说，“雇主对高质量人工服务的需求增大了，人际技能……也很重要”。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拥有一张中学或大学学位证书已经不能保证你不可或缺的地位了，交往技能逐渐成为取得成功的关键。
普通的认知技能可能会失去而不是获得经济价值，这个说法让大部分人感到奇怪，真是闻所未闻。但是，除了克劳迪娅·戈尔登和劳伦斯·卡茨提供的证据，还有更多证据表明它真的发生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约克大学的研究人员甚至相信他们已经成功确定了时间，他们是这样写的：“大约在2000年，社会对技术的需求（更准确地说，是对与高教育水平相关的认知技能的需求）开始逆转。”他们给出的证据是，技术最好和教育水平最高的人的就业率持续上升了几十年，至2000年达到了巅峰，随后便开始下降。这不单是2008年开始的经济衰退造成的，实际上早在经济衰退前就已经出现了下降趋势。另有统计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美国大学毕业生扣除通货膨胀率后的工资进入了停滞状态，这进一步支持了研究的结论。研究人员还对照其他经济学家发明的不同职业的“认知任务水平”指数，调查了大学毕业生所从事的职业与该指数的匹配程度。换言之，他们调查的是，大学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需要多少脑力。结果表明，对大学毕业生的脑力要求，同样是在2000年达到最高点，其后开始下降，至2012年，已经降到比1980年的还要低一点。目前，大学毕业生依然能找到工作，我们总是能找到工作，但是，自2000年以来，他们从事的职业对其脑力的要求越来越低。
审视一下大的经济发展趋势，我们就会发现上述貌似离奇的结论并不奇怪。经济萧条之后，美国的就业率增长非常缓慢，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缓慢，而且工资几乎停滞不前。这是怎么回事？部分原因在于，社会对普通脑力工作的需求下降了。研究人员所揭示的，近年来求职的年轻人已经体验到了，“社会对高技能工作者的需求减少，致使高技能劳动者从职业阶梯的顶部开始往下移动，开始从事传统上由低技能劳动者所从事的工作”。举个例子，学士学位获得者从事档案管理员和接待员工作的现象明显增多。接下来，“这种去技术化的过程，导致高技能劳动者把低技能劳动者驱赶到了职业阶梯的更低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彻底把他们赶出了劳动者队伍”。这个发现不仅从直觉意义上讲得通，而且有助于解释美国总体就业率低、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的原因。
从知识型劳动者转向关系型劳动者
听起来，在未来经济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似乎要被轻视了，实际并非一定如此。要知道为什么，还是以律师为例，想想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工作逐渐在被信息科技所接替。西北大学的麦金尼斯教授认为，普通律师“面临着暗淡的前景”，他们最有可能获得成功之处，也许就在利用人际技能方面。“说服因愤怒而失去理性的客户，使之做出更加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为。”他解释说，“机器不可能建立情感的纽带去实现这样重要的目的。”少数“超级明星”律师则可以通过科技应用减少成本，因为他们不再需要很多合伙人，他们还可以在极度复杂的案件中增强“人类特有的判断”。
换言之，聪明的律师依然可以出类拔萃，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聪明。关键在于社会交往，这是最具有人类特性的一面：理解不理性的客户，与之建立情感纽带以说服他理性行动，提供客户所要求的由人做出的意识与情感判断。
逐步呈现的未来发展趋势，使我们对传统的职业咨询有了新的看法。最明显的是，建议学生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科目的做法，现在需要调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个很棒的建议。2014年，10个收入最高的大学生里有8个是学工程学专业的。这些专业目前依然非常重要，但是，重要不等于高价值或高收入。随着科技不断向高技能领域进军，价值将继续移往其他领域。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仍将需要工程师，但是未来最有价值的工程师绝非那些独自待在房间里工作的天才，而是那些能够建立人际关系、集思广益、与人合作并能起引领作用的工程师。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于20世纪50年代创造了“知识型劳动者”这个术语，指的是那些在越来越依赖信息科技的经济中最有价值的劳动者。可以看出，这个术语不再适用，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仍然靠知识工作，但知识不再是他们最大的价值源泉。我们需要一个新术语，“关系型劳动者”在逐步变成最有价值的人。
军队发现了“人类领域”
作为影响成效和价值的关键因素，人际交往的重要性日益增长。这并非商业领域特有的现象，而是在整个社会中都渐渐变得很明显了。美国军方发现，这一点在军队中尤其重要。下面我们会看到，军队历来都在理解人际交往方面格外努力。长时间以来，军队高度重视服役军人之间、服役军人与敌人之间的交流，而且还研发了创新性的培训方法。这些做法值得商业领袖从中吸取经验。最近，军方从长达十几年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认识到了军队与当地民众之间的交流有多么重要。这一经验从多个方面反映出公司和员工正在面临的现实。
“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之初，我们以为火力与前进相结合就可以解决问题。”海军陆战队中将乔治·弗林告诉我。弗林长期负责培训工作，并在伊拉克战争中担任过指挥官，经历了漫长的军队生涯，于2013年退休。“火力与前进”是两个军事分队联合进攻敌军驻地时使用的基本战术，一支部队火力进攻，掩护另一支部队安全接近敌军驻地。换言之，美军指挥官使用的是传统的基于知识与科技的战术，这似乎无可指摘。美国在武器与其他方面有明显的科技和知识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卫星和无人机技术实现的。
但是，问题在于美军的战略并没有奏效。敌军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创举，如简易爆炸装置，不可避免地给美军带来麻烦。更为严峻的是，即便美军控制了某个城市，如果城里的平民百姓对他们充满敌意或不信任，他们也难有作为。“我们发现，必须对所要解决的问题有非常细致的了解，”弗林说，“这就需要了解环境。”突然间，“我们开始讨论所有与人有关的事情”。
指挥官意识到，美军与伊拉克、阿富汗民众间的个人、即时交流是一个关键因素，却一直未能得到足够重视。2004年的一个事件给军方敲响了警钟。乔治·凯西上将回忆，“伊拉克南部重镇纳贾夫是伊玛目阿里清真寺的所在地、什叶派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地，在那里，一名年轻的海军士兵开车转弯时弄错了方向，把车开到了离一个民兵领袖家很近的地方”，结果引发了全国性暴动。
几周之后，纳贾夫上演了完全不同的一幕。根据《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作家丹·鲍姆的描述，陆军中校克里斯·休斯正带领一个小分队穿过一条街道，突然间“好几百伊拉克人从街道两边的建筑物里涌出来……他们尖叫着，愤怒到几近发狂的程度”。伊拉克人把美军士兵包围起来的那一刻，灾难性的局势一触即发。休斯命令属下“单膝跪地”。鲍姆回忆说：“他们跪在沸腾的人群前，枪头朝下对着地面。伊拉克人沉默了，愤怒得以平息。其后，军官命令他的士兵撤退。”通过肢体语言，一场灾难避免了。
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士兵汇报过无数类似的经历。“我冲着政府部门的一位部长做这个动作（竖起食指），告诉他‘等一下’，结果他大发雷霆，因为按照他们的习惯，我应该双手合拢在嘴边做喇叭状，说‘等等’。”一名陆军中尉告诉军队顾问伦纳德·王，“我猜，他们对狗才会做这个动作（竖起食指）。”正如王所说，“误解含有文化意义的手势看似简单，却会导致战略性后果”。
指挥官弗林越想越觉得人的因素正在改变他们的职业性质。现代战争发生在五大领域——陆地、海洋、天空、太空以及网络空间，但是现在，根据弗林的回忆，“有些人甚至想开辟一个被称作‘人类’的独立领域”。
这一切都是非正式的。在军队条令中，人类领域还不是正式领域，但是依上将说话的口吻，似乎这已成事实。2013年，军事新闻网站military.com有一条报道：“在陆军部队，要制订取胜计划，必然‘涉及土地权利和人类领域的交集’，陆军中将基思·沃克说。”沃克时任陆军“未来中心”主任，负责军队在未来社会的适应转型，他认为转型首要的因素是社会性。“通过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交流的人数增长很快，这使军队的战略重心变成了影响人的行为。”军事新闻网报道。
上将们过去可不这样说。现在他们认识到，军队和其他行业一样，拥有科技与知识固然是优势，但不再是决定性优势。“我希望我们永远都不用与敌人作战，但是如果我们不得不战，那我希望速战速决，几天或者几周，而不是几个月。”2015年，阿什顿·卡特在任美国国防部长前不久这样对我说：“胜利意味着什么？不是最大限度地毁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毁灭性战争之巅峰，其胜利是通过毁掉敌人的生产能力，同时也毁掉其大半个社会实现的。未来战争中，胜利意味着被人们普遍接受，包括被战败方接受的取胜。所以，绝不可能通过射杀千百万人来实现，未来的胜利靠的是前线具备人际关系技能的人士。”
一名美军士兵遇到一位乡村老人，他是摘掉眼镜还是戴着不摘？他是直视老人的眼睛，还是瞪眼看他走过？他是竖起食指，还是合拢双手做喇叭状？这些决定成为影响任务能否成功的关键。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军方现在已开始在这些方面对士兵进行训练。
这就是为什么军方领袖要强调“非运动操作”的重要性。已退役的海军官员、军队顾问拉尔夫·查塔姆巧妙地把“非运动操作”定义为“军人职责之外的一切，它与应对炸弹、子弹、坦克以及大型战役都无关，但与陌生文化中的人际、社会交往相关”。这意味着，士兵扮演的角色更多了，其中包括“情报收集员、政治家、权利经纪人、律师、谈判家、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以及外交家”。也就是说，要成为擅长与不同社会角色交往的专家。军队中逐渐出现的高价值技能恰恰与商界的完全相同。
精彩表现的新含义
在识别新的高价值技术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传统的路径——弄明白计算机到底不能做什么——效果并不理想。历史和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表明，假如我们以为自己可以信心满满地预言超出计算机能力范围的工作是什么，那我们一定是疯了。不要问计算机做不了什么，更有益的做法是问我们人类必须做什么，而我们必须做的，正是那些在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我们珍视并希望由同类完成的工作。也许我们理由充分，也许毫无理由，但我们原本就是这样。为人类提供他们最想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东西的能力是高价值的，短时间内这种愿望不会改变。
我们想要的东西，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并非总是理性的。我们想要法官的判决，而不是纯粹的基于数据的预测，即便基于数据的预测和法官的判决同样好，甚至更好。我们需要面对现实，理性不是我们的长处，在这方面我们永远不会比计算机做得更好。以最具人性化的方式应对人的愿望并寻求答案，理解人的愿望和答案将把人类引向何方、如何对此做出反应，这些将影响我们的未来，成为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工业革命之初，也就是从进入机器时代起，人类所取得的诸多成功都源自我们所具有的机械性。几十年来，工厂里的体力劳动和办公室里的脑力劳动都是重复性的常规工作，这是可以设计的，也正是亨利·福特抱怨的原因。他抱怨说：“为什么每次我只要一双手，却总是还要来一个脑袋？”那些本该是机器做的工作。当然，那时的机器还做不了。机器在不断改进，刚开始速度很慢，随后受日益快速发展的信息科技的驱动，机器改进的速度也开始快起来。现在，机器基本上能够做世界上所有应该由机器做的工作。
结果，精彩表现的含义发生了改变。过去，它意味着要善于像机器一样工作。现在，越来越意味着要擅长做人。优异的表现要求我们必须具备人的最本质的特性。
换句话说，能否做一个表现优异的人，与我们掌握的知识关系不大，而是越来越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其原因，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但是还有一个。在人际关系技能成为创造价值的关键之际，这一技能在人类身上却渐渐消失。其原因何在，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