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第三种观点值得考虑，这种观点认为世界或许是向同化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继续存在分歧，但是，同化不仅仅是建立在西方化的基础之上的，它也是以东方化为基础的，也是建立在以各种社会体系和价值观相融合为基础的新的认知形式基础之上的。
毫无疑问，有些迹象表明西方发现东方也有令人着迷之处。当世界上其他人在喝可口可乐、穿牛仔服的时候，西方人很快把他们自己的烹饪风格与东方的融为一体。现在，韩国人有1/3是基督教徒，但是卡茨基尔山上数不清的旅游胜地以前是迎合信奉犹太教的中产阶级，现在却转变为研究佛经的中心。西方许多主流医生们接受了整体医学的一些概念，在现代西方的疗法中，他们甚至还推荐古代亚洲的疗法来治疗从头痛到恶心这样的病症。更重要的是，治疗需要治疗全身而不是只针对某个部位做治疗。亿万美国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是比足球妈妈还时髦就是比隔壁的保险代理商还酷，现在这些人都练起了瑜伽和太极。个人主义的传统令人感到疏远，许多美国人发现了这一点，他们都把东方的集体形式作为疗治社会混乱的良药。美国全部的产业都采用的是日本开创的老板—员工的关系模式。而东方人在教育中也强调辩论，西方人也在体验不要求命题对错的逻辑体系。20世纪许多伟大的物理学家，像尼尔斯·玻尔，就把他们在量子力学方面取得的进步归功于对东方思想的了解。在西方的灵长类动物学家认为对于猩猩来说只有母亲——婴儿的关系是重要关系的时候，日本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看到了稳定的猩猩社会中复杂的相互关系。最初的，人们对这个观点不予理睬，现在日本人的这个观点在该领域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尽管我没有强调，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了解，本书中的观点一半应归功于东方的思想家和实验者，一半应归功于西方的思想家和实验者。我坚信东亚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涉足将会改变我们对人类思维和行为的看法。
如果社会实践、价值观、信仰和科学主题发生融合，那么我们可以说思维过程中的差异也会逐渐消失。有证据显示社会实践中的变化，甚至是社会趋势暂时状态中的变化都会改变人们感知和思维的方式。
我们的许多研究对象都包括亚裔美国人。因为他们与亚洲人的社会体验差异很大，我们认为他们的感知和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西方人会很类似。实际上，这些参与者的感知模式和推理风格总是介于亚洲和欧裔美国的参与者之间，有时候与欧裔美国人难以区分。
说明认知是可以改变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来自对真正二元文化背景的人们的研究。证据显示这些人不仅仅具有介于这两种文化间的价值观和信仰，而且他们的认知过程也是介于这两种文化之间的——或者，至少能够把这两种文化的推理特征进行转换。因果感知的研究表明来自中国香港的人们看到具有西方象征的东西，比如米老鼠、美国的国会大厦，就会“得到指点”，这就促使他们用西方的方式来回答因果问题，这比他们得到象征东方的东西（例如庙宇、龙）的指点时，其回答更具西方特色。同样，如果让亚裔美国人先回忆他们作为美国人的体验，那么他们对自然因果关系问题的回答会采用西方的方式，这比让他们先回忆他们作为亚洲人的体验的回答更具西方特色。
北山志乃及其同事发现，认知过程即便只在另一种文化中度过了相对有限的一段时间，也可以进行改进。在一项特别的实证过程中，他们给日本和美国的参与者看了几个正方形中画直线的例子。然后，把他们带到这个房间的另一个位置，给他们看了一个与刚才看到的大小不同的正方形。然后让他们在这个正方形中画一条线，这条线要么与他们看过的线一样长，要么比例上相同。美国人更精确地画出了一条长度绝对相同的线，这表明美国人更善于忽视背景。日本人更精确地画出了一条具有同样比例长度的线，这说明日本人更善于把物体与背景联系起来。接下来，北山志乃及其同事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对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的美国人（通常是几个月）以及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的日本人（通常是几年）的行为进行了观察。在日本生活的美国人会断然转向日本人的方向，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实际上与本土的美国人没有什么区别。这个研究并未真正地证明在另一种文化中的时间因素会使行为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其他的解释也是可行的。但是结果很有启发性——仅仅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一段时间，认知过程就可以得到改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二元文化的”。我们意识到与他人的关系，以及我们想与他人联系的程度，是时时在变化的。这种与他人相关的不断变动的差异是否与感知和思维的差异有关呢？社会心理学家乌尔里奇·库南及其同事们做了一些非凡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在实验室里对社会定位进行简单的控制会对我们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例如，他们让参与者读一段话，并把所有第一人称复数代词（we、us、our）画上圆圈，通过这种方式来引导参与者进行相互依存、集体主义的定位；再让参与者把所有第一人称单数代词（i、me、my）画上圆圈，以此引导参与者进行独立、个人主义的定位。他们发现，受到相互依赖性引导的参与者比受独立性引导的参与者的场依赖性要强，团体隐蔽图形测试说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们识别一个陷入比较复杂的背景中的简单图形会更难。库南和达夫纳·奥瑟曼，用同样的方法发现人们能够记住曾经在其中看到具体物体的背景——这种在知觉上把物体和背景连在一起的结果——受到相互依赖性引导后比受到独立性引导后效果更好。
因此，我们的行为在某个时候在某些方面更像东方人，某个时候又更像西方人。典型的社会实践的改变会导致感知和典型思维模式的改变。
因此，我认为两者都向另一个方向移动就会相遇。东方和西方促进了世界的融合，两个地区的社会和认知方面得到了体现，但也发生了转变——就像蒸炖的食物中的个别配料，可以识别出来，但是整体发生了变化，配料也就变了。希望这种食物中包含每种文化的精华，这应该不算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