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东亚人必须协调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行为，适时而动，那么我们可以预计他们会比西方人更关注他人的态度和行为。实际上，我们有证据证明东亚人比西方人更关注社会。我发现北京大学的学生比密歇根大学的学生对他人的态度和行为有更多的了解。来自密歇根大学的特里·海顿和丹尼斯·帕克领导的小组和来自中国心理学研究所的研究小组研究了单词出现时的背景画面对人们记忆单词的影响。他们让中国和美国的大学生以及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看了许多单词。一些单词以带有社会背景的形式出现，其背景是一些人组成的画面；一些单词的背景由一些“非社会”物体构成的，比如鲜花；一些单词根本没有什么背景。在看了一系列的图画后，参与者们汇报了所有他们能记得的单词。对带有非社会背景的单词以及根本没有什么背景的单词的记忆，中国人和美国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对于那些带有社会背景的单词，中国参与者比美国的参与者记忆得要多。很显然，对图片的记忆是对图片上醒目单词记忆的回想提示，这表明中国人比美国人更注重社会线索。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西方人和亚洲人在以迥然不同的方式体验着这个世界。西方人是他们的自传体小说的主人公，亚洲人只是电影中提示他们存在的成员。发展心理学家杰西卡·汉、米歇尔·利克特曼和王琪（音译）让4~6岁的美国和中国儿童报告一些日常事件，比如，前天晚上睡觉时做什么了，上一次生日是怎么过的。他们发现了三点引人注目的地方。首先，虽然所有的孩子都经常提及自己，美国孩子提到自己的次数是中国孩子的3倍。其次，中国儿童能够说出事件的有关细节，并能够用简要、实事求是的语言来描绘这些细节。美国儿童用很随便的方式谈论那些个人感兴趣的事件。再次，美国儿童提到自己内心的感受，比如个人的喜好和情感，是中国儿童的两倍。总之，对于美国儿童来说就是：“好，够了，来谈谈我吧。”
社会心理学家达夫和亚历克斯·冈茨的研究表明亚洲人能够全面地看待事物，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他们让北美的学生（大部分是加拿大人）和亚洲的学生（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韩国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各国的学生们）回忆10种不同情形下的具体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他们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比如，“身处尴尬的境地”。北美的学生会从原始的角度来叙述这一场景，是以自我为中心向外看的。亚洲人会把这一场景想象成一位旁观者从第三者的角度来描绘这一事件。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一部分所描绘的研究以及我们研究小组所做的研究中，我们对一些参与者的测试用的是英文，一些用的是另一种语言，我们采用了“回译”的方法以保证其可比性。这些材料是用A语言创作的，然后再翻译成B语言。以B语言为母语的人把这些材料再“回译”成A语言。如果以A语言为母语的人认为原始材料与“回译”后的材料意思相同，那么这些材料就会被采用。如果有出入的话，还会采取同样的步骤来选取材料。
我的一位新来的日本学生名叫增田隆彦，身高1.86米，体重220磅[1]。他是一位足球运动员（是的，足球是日本的第三大流行运动项目）。秋天，在到达密歇根后不久，他就要首次到现场观看十强足球比赛，不必说他有多兴奋了。实际上，这个比赛让他非常激动，但是他的同学的举止又使他感到异常惊骇。他们不断地站起来挡住他的视线。他告诉我，在日本，每个人在小时候就学会了要“注意后面”。这与多疑症没有丝毫关系——相反，其意义在于确保你所做的一切不会侵犯到他人的快乐和方便。美国学生对其身后的人的冷漠态度在他看来太粗野了，简直不可理解。
美国足球迷的行为促使增田来检验他的假说，他认为亚洲人是通过广角镜来看世界，西方人则是坐井观天。他采用了表面上看来很简单的步骤证明了这一点。他让京都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学生观看了8张彩色的生机勃勃的水下虚光照。其画面上都有一条鱼或多条鱼处于“焦点”位置，比画面上其他东西的体积要大、颜色更鲜明、运动得更快。
每个画面中还有运动较为缓慢的动物，有植物、岩石、水泡等。这个画面持续了大约20秒，然后又放映了一遍。在第二次放映完之后，参与者要回答他们所看到的东西。他们的答案就是他们所提到的：处于焦点位置的鱼、其他活动的物体、背景和无生命的物体等。
有同样多的美国人和日本人都提到了处于焦点位置的鱼，但是60%以上的日本人都提到了背景成分，包括水、岩石、水泡以及无生命的动植物。另外，有同样多的日本和美国参与者都提到了动物的运动，而日本参与者中有超过两倍的人提到了与无生命的、背景物体有关的各种关系。或许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日本参与者的第一句话指的是环境（“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池塘”），而美国的参与者的第一句话是指处于焦点位置的鱼（“那儿有一条大鱼，可能是鲑鱼，向左边游去了”）的可能性是日本参与者的3倍。
图4–1 水下景象的例子
在参与者汇报完他们在每张虚光照中所看到的东西之后，他们又看了96张物体的图片，这些图片中有一半是他们以前看过的，有一半是他们从没看过的。他们的任务就是回答以前是否看到过这些图片。他们看过的物体中，有些在原来的环境中再现，有些换了一种新环境。日本人识别原始环境中物体的能力比识别新环境中物体的能力要强。这表明，对于日本人来说，物体与环境是相互关联的，一开始是什么样，记忆中就是什么样。而在美国人眼里这个物体在最初的环境或是新环境中都没有什么差别，这说明美国人对物体的感知是完全脱离其环境的。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和增田让美国和日本的参与者看了不同背景下的各种动物。这次测试的不仅是感知的精确度，而且还有感知的速度。这次仍然是日本人比美国人更多地受到背景的影响，当物体在新背景下出现时，日本人犯的错误要比物体在原来的背景下出现时多得多。而且，当物体在新背景下出现时，日本人的判断速度就会受影响，而美国人的判断速度不受影响。
假设在大街上有人走过来向你问路。在你和这个人谈话的时候，两个人扛着一大块胶合板从你们中间穿过。与你谈话的那个人抓住胶合板的末端，扛着胶合板走过去了，而他的同伴留下来与你继续谈话——好像这个人就是一开始与你谈话的那个人似的。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你会认为你的谈话对象没有发生变化吗？除非这两个人是双胞胎，否则绝不会出这样的差错。
实际上，以这种把戏来糊弄人是很容易的。一般来说，人们正在观看的一些场景发生变化对人们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电影制片人就利用了人们的这种敏感性。
相对来说，东方人比西方人更关注背景，也就是说，西方人相对来说看不到一定背景中物体的变化，也看不到物体间关系的变化。我们也可以说西方人比东方人能够更快地捕捉到前景中物体的变换。为了研究这种可能性，我和增田给日本和美国的参与者看了一个简短的电脑制作的彩色电影剪辑。这些剪辑几乎是相同的，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后面的图（图4–2）就是一组黑白图片剪辑。参与者的任务就是说出这些剪辑的区别。可以说它们在几个方面都有区别。例如，在第一张图片中位于底部的直升机左边有个黑色的旋翼，而第二张图片位于底部的直升机的旋翼在右边。物体间的关系也不一样。例如，在第一张图片中直升机与单擎飞机的距离比第二张图片中二者间的距离要近。最后，其背景细节也不同：两张图片中指挥塔的形状不同。
正如我们所料，日本的参与者在这两个剪辑中比美国的参与者注意到了更多的背景差异和关系差异。美国人看到了更多的处于焦点位置的物体和前景物体的变化。
图4–2 电影剪辑图片
如果亚洲人比西方人更关注环境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亚洲人能够更准确地感知事件间的关系。为了探索这一问题，我和季李军、彭凯平给中国和美国的参与者看了一个电脑分割的画面。我们在左半边屏幕上闪现了两个任意图形中的一个，比如，一枚勋章或一个灯泡。很快，在屏幕的右半侧，我们把其中的另一个任意图形凸显了出来，比如，一根尖尖的手指或者一枚硬币。对于一些实验来说，左边出现的东西和右边出现的东西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比如，硬币不会因为左边出现勋章或灯泡而出现在右边。对于其他的一些实验来说，两者之间有很强的联系。我们询问了参与者这种联系有多强，以及他们对自己的看法有多大的信心。
中国参与者汇报的左边与右边的联系比美国参与者的要强，并且他们对自己的判断比美国参与者的判断更具信心。实际上关联程度的多少是与中国人的判断更为一致的。最令人瞩目的是，在共变量检测研究中，美国人表现出过分受第一印象影响的倾向。比如，在早期的实验中，如果灯泡总是与勋章成对出现，美国人就会把这作为一般规律——即便情况并非如此。而中国的参与者就不会这样。
我和季李军、彭凯平也研究了美国人是不是比亚洲人更善于把物体从其背景中分离出来。（这或许是分析型、片面性感知风格的优势！）我们对东亚（主要是中国和韩国）和美国的学生进行了由威特金及其同事发明的“场依存”杆框测试。在这个测验中，我们向参与者展示了一个长长的箱子，箱子的尽头安置有一根杆，杆可以不受箱子约束灵活摆动，而箱子是作为杆的背景而存在的。参与者的任务就是指出杆在什么时候是完全垂直的。框的位置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对参与者对杆的垂直度判断造成影响。背景，也就是框的方向影响人们对杆的垂直度的判断的程度就是“场依存”。我们可以说亚洲人具有更强的场依存性，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不参照框的方向来判断杆的位置，这对于亚洲人来说要比美国人难。
[1]1磅≈0.453千克。——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