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只有亚洲人才能得到这样的分数！
——一名就读于硅谷一所欧美合办高中的高三学生听到她的同学得到了极高的SAT分数后的反应
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荀子《劝学》
下面这些统计数字应该能够引起具有欧洲血统的人的注意。
• 1966年，在美国高中学习的华裔高三学生参加SAT考试的人数比欧裔学生高出67%。尽管并不是最优秀的学生，但平均来说，这些华裔学生的分数和欧裔学生的分数非常接近。
• 1980年，“66级”的华裔学生已经32岁了，他们中成为专业人士、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的比例比欧裔学生高出62%。
• 20世纪80年代末，在加利福尼亚州橘郡的加登格罗夫，东南亚“船民”[1]的子女只占当地全部人口的20%。然而在当地的14所高中里，有12所学校都是由这些孩子作为毕业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致辞的。
• 1999年，第三次国际数学和科学研究的结果显示，美国八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比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新加坡的同年级学生低0.75~1个标准差，科学成绩低0.33~0.5个标准差。
• 虽然亚裔美国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2%，但是2008年西屋科学大奖赛的5位获奖者全部是亚裔美国人。
• 哈佛大学现在有20%的学生都是亚洲或亚裔学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45%的学生是亚洲或亚裔学生。
所以欧裔美国人还是认输的好，亚洲人[2]就是更聪明。
事实很可能并不是这样。至少传统的智力测试显示的结果并不是这样。赫恩斯坦和莫瑞，拉什顿和詹森，菲利普·弗农和理查德·林恩以及其他人都曾在报告中指出，亚洲人具有智力优势。不过弗林已经证实，这些报告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果，是因为研究人员使用了过时的智力测试版本，而不是最新的版本，并且研究样本的规模较小，也不具有代表性。所以，使用过时的智力测试版本就会错误地提高亚洲人的智商。弗林回顾了16项不同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都基本一致，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东亚人的智商略低于美国人的智商。[3]
毋庸置疑的是，亚裔美国人取得的成就远远高于他们测得的智商显示的成就水平。亚洲人在成绩上的成就，更多的是靠辛勤的汗水换来的，而与智力无关。
亚洲人的智力成就来源于刻苦努力、积极和坚持不懈
哈罗德·史蒂文森及其同事对三个不同城市的学生进行了研究，这三个城市的社会经济水平非常接近：日本仙台、中国台北，以及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市。研究人员从一年级和五年级随机挑选出一部分学生作为样本，然后对他们进行了智力测试以及阅读和数学水平测试。我们并不清楚他们对于三个不同人群的智力测试是否具有可比性（不过研究人员认为有可比性——并且给出的论据也比较有说服力）。尽管如此，一年级时，美国学生在绝大多数智力测试中的分数都高于日本学生和中国学生。作者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的家长在子女进入学校以前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激发子女的智力发展。不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一年级学生的表现更加优秀，到了五年级时，美国孩子在智力的优越地位几乎丧失殆尽。从这些事实中我们了解到，不管一年级时谁比谁更聪明，五年级时美国孩子在智力上的优势已经拱手让给了亚洲孩子。
不过这项研究中真正值得注意的研究结果是，亚洲学生的数学成绩远远高于美国学生。使用同样的试题对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孩子进行测试，到了五年级，中国台湾孩子的数学成绩比美国孩子高出将近1个标准差，而日本孩子的数学成绩比美国孩子高出1.3个标准差。更令人吃惊的是，在一项范围更大的研究中，史蒂文森及其同事研究了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很多所不同学校中五年级学生的数学水平。结果显示，这些亚洲孩子的数学成绩没有太大的差别，这些学校的数学成绩大致在同一水平上，而美国学校之间的差距就比较大。但是美国数学成绩最好的学校，其水平仅相当于亚洲最差的学校！
智商不是差距存在的关键所在，使美国学校或美国儿童与亚洲学校或者亚洲儿童有所区别的是学习的积极性。
让我们先从学校说起。日本孩子每年上学的时间是240天，而美国孩子上学的时间大约是180天。亚洲的学校可能更好，但美国学校中亚裔学生的表现说明，问题的关键在于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于1966年发表的关于美国教育机会平等性的科尔曼报告，测量了随机选取的大量美国孩子的智商，弗林跟踪记录了这些孩子直到平均年龄36岁时的情况。其中，有东亚血统的美国人在智力测试非言语部分的得分是100分，语言部分的得分是97分，所以他们的总体智商略低于有着欧洲血统的美国人。
尽管在智力测试上略逊一筹，1966年这个班级中的华裔美国人在基础教育中留级的比例比其他孩子低50%。不仅如此，这些华裔儿童小学时成就测试的成绩也略高于欧裔小学生。到了高中，华裔美国人在成就测试中的成绩比欧裔美国人高出1/3个标准差。在同一智力水平上，华裔美国人在典型的成就测试中的成绩比欧裔美国人高出1/2个标准差。这种优势在数学测试上尤为明显。在微积分和分析几何测试中，华裔美国人的成绩比欧裔美国人高出整整1个标准差。当进入高中三年级时，华裔美国学生的SAT考试成绩比具有相同智商的美国学生高出1/3个标准差。
到32岁时，那个班级中的华裔美国人的付出得到了双倍的回报。为了获得成为专业人士或管理或技术工作所必需的教育资格证书，华裔美国人的智商至少要达到93分，白人则要达到100分。更重要的是，在智商达到了这些标准的人中，有78%的华裔坚持不懈最终拿到了资格证书，并且得到了期望的工作，而白人的这一比例则为60%。最终的结果是：55%的华裔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工作，而只有1/3的白人获得了这样的工作。日裔美国人的数据大概介于华裔和白人之间。
弗林在对东亚人的大量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即亚裔美国人在成就测验和职业方面取得的成就高于根据他们的智力预测出的结果。
请注意，亚裔美国人的超预期成就，也就是他们智力测试的结果与其学习成绩之间的差异，足以证明从学前班到十二年级进行的成就测验以及SAT考试绝不是智力测试的代名词。这些考试反映出的智力成就不同于智力测试测量的记忆力、感知力和推理能力。另外，亚裔美国人的超预期成就也证明了，学业成就比智力更能准确地预测人们最终取得的社会经济成就。
最近，弗林研究了1966年那个班级中的亚裔学生的子女。既然我们知道成长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与高智商有关，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些孩子的智商不仅应高于他们父母的智商，而且应高于全部人口的整体水平。实际情况的确如此。这些亚裔孩子上学之前的智商就比白人孩子的平均智商高9分。但是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进入了普通的美国中学读书，我们可以想象，这对于他们的智力发展并不理想。事实上，他们的平均智商持续下降，直到成年时，他们的智商仅比白人的平均智商高3分。
请注意，我将亚洲人的成就称为“超预期成就”可能有些不合适。我有一位韩国朋友在美国生活刚满一年，他的孩子在公立学校里念书。有一次，我在他面前使用了“超预期成就”这个词。“你所说的‘亚洲人的超预期成就’是指什么呢？”他争辩道，“你应该说是‘美国人的成绩不良’！”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参加女儿学校的期末典礼，着实吃惊不小。他发现，有一个奖项竟然是颁发给完成全部家庭作业的学生的。他的女儿就是两名获奖者之一。在他看来，对完成家庭作业的学生进行奖励简直和对吃午饭的学生进行奖励一样可笑。亚洲人显然认为完成家庭作业是理所应当的事。他坚持认为这种现象代表的是美国人的成绩不良，这是合理的。在他眼里，取得好成绩是一个人的本分，而绝大多数美国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却多少有些懈怠，这也是有道理的。
这位韩国朋友的困惑触及了理解亚洲人成就“魔法”的关键。
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的成就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完全是靠刻苦努力得到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高中生平均每天学习3.5小时，现在可能时间更长。东南亚“船民”的子女读高中时每天平均学习3小时，美国高中生整体上平均每天学习1.5小时。（底特律的研究显示，黑人八年级学生平均每周学习2小时。当然，不能完成作业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不高。）
亚洲人和亚裔儿童学习如此刻苦的原因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孔子在2 500多年前就已经把这件事说清楚了。他把能力的来源分为两类：一类来自自然——是上天给予的；另一类则是刻苦努力的结果。
如今亚洲人仍然相信智力成就——至少是优异的数学成绩——主要是通过刻苦努力而取得的，而欧裔美国人则更愿意相信智力主要是天生的能力或者得益于好老师。亚裔美国人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介于东亚人和欧裔美国人之间。
和西方人（包括欧裔美国人）相比，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还有另外一个积极性上的优势。如果他们在某一件事情上表现欠佳，他们就会更加努力地钻研。加拿大的几位心理学家将一些日本大学生和加拿大大学生带到一间实验室，让他们参加一项关于创造力的测试。测试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研究人员向参与者们致谢，并告诉他们测试的结果。不考虑他们实际上究竟完成得如何，研究人员告诉一部分参与者，说他们的表现非常出色，然后告诉另外一部分参与者，说他们的表现不令人满意。然后研究人员又向参与者们分发了一个类似的创造力测试，并告知他们愿意花多长时间来完成这个测试都可以。在第一个测试中被告知表现优秀的加拿大大学生会花更多的时间完成第二个测试，而在第二个测试上花费了更多时间的日本大学生，都是在第一次实验中被告知表现欠佳的学生。
面对失败坚持不懈是亚洲人自我提升传统中的重要元素。而在自我提升的过程中，亚洲人习惯于面对批评，而西方人的回应方式往往是逃避或者憎恶。日本的教师在任教10年以后还会有人在教室里旁听观察，其他教师会给出有关教学方法的各种反馈意见。在日本，人们一般都认为没有很多年的经验根本不可能成为一名好教师。而在美国，我们往往采用投硬币的方式来决定哪位老师管理哪个班级，我们假设他们一开始就能够胜任教师的工作，如果他们不能胜任，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掌握要领。
亚洲人能够最大限度地开发他们天生的智力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的文化——由他们的家庭传承给他们——要求他们这样做。以中国文化为例，早在2 000多年前中国人就非常重视学业成就。一个男孩如果聪慧好学，并且在官府主持的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就极有可能为自己谋得一个收入丰厚的显赫官位。这不仅给他的家族带来了荣耀和财富，连他的同乡也能跟着沾光——是家人和父老乡亲的希望和期待在激励着他用功读书。和西方相比，早在2 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将教育作为升入更高社会阶层的云梯。
所以，亚洲家庭能够更成功地促进子女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因为亚洲家庭比美国家庭更能对子女施加强大的影响力——他们更加看重学业成就。
东方人的相互依靠和西方人的各自独立
为什么亚洲家庭能够施加强大的影响力呢？在这里我需要暂且退回一两步，先说说亚洲社会和西方社会在某些方面的巨大差异。亚洲人彼此之间互相扶持，更具集体主义精神，而西方人则比较独立，更倾向于个人主义。这种东西方之间的差异[4]早在至少2 500年前孔子和古希腊的时代就出现了。
孔子强调，严格遵守各种角色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这些关系包括君臣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作为所有东亚社会的原型，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尤其是严重依赖灌溉的农业社会，农民彼此之间必须要和睦相处，因为经济活动要求他们必须进行紧密合作。这样的社会往往等级森严，权力从上至下传递。个人的行为受社会束缚与限制的程度很深。家族，是中国社会尤其关键的构成单元。即使是现在，服从长辈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将家庭成员维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
家庭的传统角色仍然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亚裔美国人与父母的关系之间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我的一些亚裔学生曾经告诉我，他们很想从事心理学或哲学方面的研究，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父母想要他们成为医生或工程师。而对我的一些欧裔学生来说，父母对于他们未来职业的期望就好像父母的艺术品位一样，与他们毫无关系。
古希腊人的传统促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模式。希腊的经济基础不是建立在大规模的农业活动上的，而是贸易、狩猎、钓鱼、畜牧、海盗掠夺以及小规模的与农业相关的生意，例如葡萄栽培或生产橄榄油。所以这些活动都不要求人与人之间形成固定模式的紧密联系。所以，希腊人大都独立，可以享受不受社会限制和束缚的自由。他们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展现他们的才华，满足自身需求。个性得到了张扬，并成为评论和研究的主题。罗马社会延续了古希腊尊重独立及个人主义的传统。之后一段漫长的岁月里，欧洲的农民很可能与中国的农民一样不具备个人主义的精神。不过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又使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得以延续，甚至加速了个人主义的发展。
只接受过欧洲文化熏陶的人很难理解，在东方个人的成就关乎整个家族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个人的骄傲和地位。就像中国古代等待走入仕途的生员一样，一个人的成功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社会利益）。尽管成就能够给个人带来成就感，但绝不仅仅是一件给自己带来利益和荣誉的事情。
不仅如此，对于家庭来说，为家庭取得成就似乎比为自己取得成就更能激励人追求成功。如果我，一个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西方人，为了给自己带来荣耀或财富而选择追求成功，这是我个人的决定。如果我认为我的才能不够或我不想努力用功，我就可以选择退出忙忙碌碌的生活或工作。但是如果我和我的家庭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在自我谋生的同时还要满足家庭对成就的需求的话，我就别无选择了，只能在学校和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拼尽全力。而这种需求也是合理的，因为我已经完全清楚只要努力就可以取得成就，而不是依靠天生的才能。
相对于欧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的成就优势很有可能会继续扩大。在1968年以前，来到美国的亚洲移民很可能天生并不比他们在国内的同胞聪明。不过20世纪60年代的《移民法》使得专业人士移民到美国变得相对容易一些，而非专业人士则相对困难一些。因此，亚裔美国人来到美国之初，就比欧裔美国人拥有文化上的优势，他们不光是专业人士或身居管理职位，同时他们还是东亚人。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和所接受的文化都有利于子女在教育和职业方面取得最大的成就。这也会使他们的子女具备遗传优势。（不过这种基因优势很可能并不大。在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对于受瓶颈制约的人的后代来说，环境瓶颈并不会对他们的智力产生多大影响。）
全局型思维与分析型思维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不仅仅使两者在智力成就上有着量的差距，在思维方式上也产生了质的差别。东亚社会的有效运转都依赖于将个人的需要和行动与他人结合在一起。和谐是中国2 500年来所有社会关系的关键词。而西方社会的有效运转则不依靠与他人打交道，而是个人采取独立的行动，不考虑他人的意愿。
这些社会差异导致东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形成了一定的特点，我将其称为“全局型思维”。东方人往往关注的是一个很广的范围内的事物；他们更关心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和相似之处；他们使用辩证思维去推理，这其中包括在完全对立的观点中找出“折中的道路”。而西方人的感知和思维方式则是“分析型”的，也就是说西方人关注的是整个环境中的局部，也就是他们能够对其施加某些影响的物或人。他们关注这些局部往往是为了进行分类并根据其行为构建模型。他们通常使用逻辑定律进行推理。
顾及他人也就意味着东方人的感知都向外集中于广泛的社会环境，并因此集中于物理环境。增田贵彦和我向一些人播放了一些展示水下场景的动画短片，然后让参与者说出他们都看到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图8–1，这是从这些片断里截取出来的一幅定格的画面。美国人主要将注意力放在明显的物体上——例如，迅速游动的大鱼。通常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我看见三条大鱼游向左边；它们的白肚皮上有粉色的斑点。”
图8–1 从一段彩色动画中截取的画面
日本人看到了这个环境中更多的东西——岩石，水草，静止的生物（例如蜗牛）。典型的第一反应是：“我看到的好像是一条溪流，溪水是绿色的，我看见底部有岩石和贝壳。”除了观察大环境以外，日本人还注意到了环境中的具体物体与整体环境之间的关系。例如，他们往往会注意到一个物体与另一个物体挨得比较近，或者一只青蛙正在跃上一株植物。日本人说出的环境中的细节比美国人多60%。
在另一项研究中，增田将一幅卡通图片展示给不同的人看，这幅图片的中心有一个人，这个人周围簇拥着其他一些人。增田要求观看者判断这个位于正中的人的情绪。与美国人相比，日本人往往会更多地根据周围人的表情来判断这个人的情绪。
亚洲人和西方人看到了不同的东西，是因为他们关注的东西不一样。我和我的同事让观看者佩戴了一些仪器，这些仪器能够观察到观看者在千分之一秒内所关注的图片的部分。中国人比美国人花了更多的时间观察整个背景，并且眼睛在明显的物体和背景之间来回转动的次数也多于美国人。
更注重整体使得东亚人能够在一定的情景中对因果关系做出正确的判断，而美国人则往往做出错误的判断。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了他们称之为“基本归因错误”的现象。人容易忽略某种行为发生的重要社会和情境原因，而将这一行为认定为行动者的特征——个性特征、能力或态度。例如，某个科目的任课老师或某项心理研究中的实验人员让某位作者写一篇支持死刑的文章。当读到这篇文章时，美国人往往认为作者表达的观点一定是他自己的看法。即使是实验人员刚刚要求他们按照指定的观点写一篇支持的文章，他们仍然认为所读文章的观点就是作者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人往往会做出正确的判断，他们不会认为文章的作者实际上也持有他在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
东亚人这种把握全局的特点早在中国古代就开始形成了，这使得他们能够在更大的背景中理解某个事物，所以他们就有可能发现磁力和声学的原理，以及潮汐产生的真正原因（这个连伽利略都没有发现）。相反，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则完全关注物体本身的特征。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石块落入水中后就会沉底是因为自身存在重力，一块木头浮在水上是因为自身存在浮力。然而物体自身当然不具备浮力和重力的特征，只有在物体和其他物体的联系中才存在浮力和重力的概念。
虽然中国古代的物理知识更正确，中国古代在科技上的成就也远远超过古希腊，但创立了形式科学的还是希腊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希腊人将注意力都集中在物体上，他们关注的是物体的特点和归类。为了理解物体的运行状况，他们就推测那些控制物体运行的规律。规律和分类是科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规律和分类，就不存在具有概括性的显式模型来验证世界。不论事物多么复杂，都一定存在规律。
第二，希腊人发明了形式逻辑。据说，亚里士多德听腻了市场上和政治集会中那些漏洞百出的论点，于是发明了形式逻辑，以避免论点存在逻辑上的漏洞。不管怎么说，逻辑确实在西方实现了这样的功效。
中国人好像从来都对逻辑不太感兴趣，事实上，逻辑只在公元前3世纪短暂地出现过一次，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学科。希腊人能够发明形式逻辑完全是因为有被社会普遍接受的辩论习惯。在中国古代，以及如今在东亚的大部分地区，提出不同意见是有风险的——你或许会因为提出了不同意见而在不经意间树敌。所以东方的抽象推理模式并没有朝逻辑的方向发展，而是朝着辩证的方向延伸，注意从对立的观点里求得“折中的道路”，并且强调不同观点的相互融合。
就像定律、分类和显式模型一样，形式逻辑对于科学来说是一个极其有用的工具。不过希腊人对逻辑辩论的热爱走向了极端。他们不承认零的概念，因为按照他们的推理，零就等于“不存在”，而“不存在”怎么可能存在呢？还有芝诺[5]著名的悖论，就是逻辑不受控制的结果。（例如，运动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一支箭要到达靶子，就先要经过弓与靶之间一半的距离，然后再走剩下的距离中一半的距离，不断进行以至于无穷，所以箭永远也射不到靶子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种逻辑多么可笑，但当时的希腊人却认为这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社会风俗和思维习惯往往根深蒂固，所以如今东方和西方在社会和认知方面的差异仍和古代没有太大的差别。西方人更强调规律、分类和逻辑，而东方人往往更关注事物之间的联系和辩证推理。我和我的同事在实验中得到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
我们给参与者提供三个单词，例如牛、鸡和草，然后让他们将其中两个词归为一组。我们从东方人和西方人那里得到了非常不同的答案。美国人更多地将牛和鸡归为一组，因为它们都是动物，也就是说，他们同属于一个分类学范畴；而亚洲人更关注关系，所以更多的将牛和草归为一组，因为牛吃草。
我们还向美国人和亚洲人展示了一些三段论，并要求他们判断这些三段论的结论是否成立。我们发现，当判断一些用抽象概念表述的三段论——所有的A都是X，一部分B都是Y——的结论是否成立时，亚洲人的判断和美国人一样正确；而当参与者熟悉三段论中的内容时，亚洲人往往容易被误导。亚洲人往往认为如果三段论的结论本身不合理，那么即使这个结论是根据前提推导出来的，也是不成立的。（例如，所有的哺乳动物都冬眠/兔子不冬眠/所以兔子不属于哺乳动物。）他们容易将不是根据前提推导出来的但却合理的结论，判断为正确的结论。
最后，我们还发现，美国人有时在推理上也会犯错，就是因为他们也采取了古希腊人典型的“超逻辑”立场。我和我的同事发现，比起不存在与之相悖的命题，如果有一个给定的合理的命题与一个不怎么合理的命题相悖，美国人更倾向于认为与一个不怎么合理的命题相悖的命题是真的。美国人认为，如果两个命题之间明显相悖，更合理的那个命题肯定是真的，而不怎么合理的那个命题肯定是假的。而亚洲人犯的错误正好相反，他们认为，明显相悖的两个命题中，更不合理的那个肯定是真的——因为他们乐于在两个对立的命题之中都找出一些合理的内容。
这些感知和认知差异所反映的，是东方人和西方人大脑活动的差异。例如，当中国人看水下场景的动画片时，大脑中与背景和全局相对应的区域，活动得比美国人更频繁。相反，大脑中对应明显物体的区域的活动不如美国人频繁。另一项有关大脑功能的研究显示，美国人在忽略掉问题的周遭环境时更容易做出判断，而东亚人在全局环境中考虑问题时更容易做出判断。大脑的活动也证明了这一点：当人做出非优先的、更加困难的决定时——也就是需要美国人把问题的前后关联考虑进来做出判断，以及东亚人忽视问题的前后关联时做出判断，与注意力控制有关的额叶和顶叶皮质区域的活动更加频繁。
那我们如何知道这些感知和思维方面的差异是由社会造成的，而不是由基因造成的呢？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在我们进行的几项研究中，我们比较了亚洲人、亚裔美国人和欧裔美国人。在所有的研究中，亚裔美国人的感知和推理方式刚好介于亚洲人和欧裔美国人中间，但是通常更接近欧裔美国人。第二，众所周知，中国香港是一个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地区，中国习俗与西方习俗交织在一起。我们发现香港人推理的方式介于中国人和欧裔美国人之间。当我们要求香港人对鱼的行为进行因果归因时，如果他们看到的是庙宇和龙的图片，其推理方式就接近中国人，而当他们看到的是米老鼠或美国国会大厦的图片时，其推理方式就更接近西方人！
东方工程师和西方科学家
从东方人和西方人在社会倾向和思维模式上的差异，就可以推断出他们适合做工程师，还是更合适做科学家。
每个人都听说过这样的陈词滥调：日本人只能成为优秀的工程师却做不了优秀的科学家。这可不完全是对日本人的成见。日本人在工程学方面的卓越才能是美国工业中的一个奇迹。我的一些教授工程学的同事和聘用工程师的朋友都告诉我，亚裔美国人中工程师的比例很高，而且他们的平均水平大体都优于欧裔美国工程师。
尽管如此，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有44项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都居住在美国，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美国人，只有一位是日本人。这和科研资金的多少并没有太大关系。在过去的25年里，日本人进行基础研究的费用只是美国的37%。虽然德国进行基础研究的费用只有日本的一半，但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5项诺贝尔奖。中国和韩国直到最近才渐渐富裕起来，所以现在就说他们的国民在基础研究中能够取得何种成功还为时尚早。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发现一些通往科学成果的路上存在的障碍，而这些障碍可能会挡住所有具备全局型思维、倾向于彼此依靠的民族。
第一，东西方的一些社会差异对西方取得科学进步更为有利。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在很多方面的社会等级划分更加严格，也更尊重前辈，所以更多的研究经费会划拨给那些已经上了年纪的、不再有什么成果的科学家。我相信，西方对个人成就的重视和对个人抱负的尊重更有利于人取得科学成就。在实验室里长时间工作并不会给科学家的家人带来什么益处，却能给科学家本人带来声望或荣誉。在西方，辩论是司空见惯的事，也被认为对于科学事业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而在东方，这样做则是非常无礼的行为。一位日本科学家最近说：“我在华盛顿的卡内基学会工作，我认识两位卓越的科学家，他们两个人私下里是好朋友。可一旦涉及工作，他们就会进行非常激烈的辩论，有时甚至在报刊上公开向对方开火。这种事在美国可能会发生，但在日本绝对不会。”
第二，儒家传统并不赞同“知识本身是宝贵的”这种观点，而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也受到了儒家传统的影响，这和古希腊的哲学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古希腊的哲学传统认为这样的知识在所有的知识里是最宝贵的。（我要强调上一句话中出现的哲学传统几个字。在《理想国》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讲的是一个雅典商人痛斥苏格拉底追求没有实际价值的知识。他说，年轻人追求这样的知识很令人赞赏，而上了年纪还追求抽象的知识就很令人反感。）
第三，西方人比东方人更习惯于在现实生活中运用辩论的智力工具，即逻辑。即使西方人有偶尔过度使用逻辑的习惯，这也对科学非常有帮助，不管它在现实生活中是多么不好用甚至可笑。在正式的科学、法律和政策分析的论述中，西方人最常使用的修辞就是逻辑，其中包括概述讨论的主题，与主题有关的种种问题，具体的假设，对假设进行论证的方法，相关事实的讨论，对有可能出现的相反论点进行驳斥，以及对结论的总结。这种对辩论模式的训练从幼儿园就开始了：“我喜欢这只泰迪熊，因为……”西方对这一修辞手段的普遍使用也许与其辩论和形式逻辑的渊源有关，但这在东方并不常见。我从我的东亚学生身上发现，标准修辞形式是他们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最不愿学的科目。
最后，好奇心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西方人似乎比东方人更富有好奇心。西方人探索地球并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之中，西方人将哲学研究视为人类的本质。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过我可以猜测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都知道西方人一直不断地构建世界的因果模型。实际上，美国老师经常认为，因为经商而居住在美国的日本人的子女缺乏分析能力，因为他们不会搭建这种因果模型。搭建显式模型可能会出现的结果就是得出意外的结论。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这就促使一个人寻求更加正确的观点——也就更加激发了好奇心。
东方人典型的思维习惯并不会在他们通往科学成就的路上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科学实践促生了我的认知——认为西方具有优势的思考模式，并且接受的科学文化越多，头脑就会越来越自然地养成科学思考的习惯。这样东方人就可以将他们与众不同的思维习惯沿着有利于科学探寻的方向加以改进。物理学里量子理论的矛盾之处令西方人极为头疼，但和东方人却很契合。尼尔斯·玻尔就将自己做出的量子假设归功于自己对东方哲学的深刻理解。
目前，在与东方的友好竞争中，西方在科学上的优势或许正是他们的秘密王牌。不过，不要指望这样的优势能够保持多久。不要忘了，直到20世纪过了一多半的时候，欧洲科学家还在疑惑为什么美国就没有什么重要的科学发现呢。
[1] “船民”，指20世纪70年代末期，被越南当局强迫乘船离境的难民。——译者注
[2] 在这一章的所有讨论中，全部的概括和总结都只适用于东亚人，而不是南亚人。我相信有些概括也适用于南亚人，但是证据——有很多证据——主要与东亚人有关。后面的内容中我谈到的“亚洲人”或者“东方人”都是指东亚人，例如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人、日本人、韩国人、新加坡人。儒家学说构成了所有这些国家的文化根基，并深深地影响了这些地方的文化。
[3] 我所知道的所有有关亚洲人，或者亚裔美国人，与欧裔美国人之间的比较都显示，和种种测量言语智商的测试相比，亚洲人或者亚裔美国人在智力测试，尤其是例如积木图案这样有关视觉空间的测试中的得分更高，不过这两类测试的得分差距很小。赫恩斯坦和莫瑞认为，亚洲人的操作能力略强于欧裔美国人主要是基因所致，我们当然不能排除这种情况。不过另一方面，正如你们在这一章后面的部分将要看到的那样，亚洲人或者亚裔美国人的文化，更强调关注更广阔的视觉空间世界。另外，我的东亚同事曾经告诉我，东亚学校中教授的类似于智力测试中的空间问题要比西方学校里教的难得多。
[4] 我所谈到的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社会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两者在认知方面的差异，都是对我在《思维版图》中提出的观点的概述。这本书介绍了欧洲人及欧裔美国人，与东亚人及东亚裔美国人在历史和现代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中的认知发展趋势。我推荐大家参考一下这本书，因为里面不仅包括了这一章中出现的绝大多数有关亚洲人和西方人的历史差异的论断，还详细介绍了大量有关现代人感知和认知习惯的研究。
[5] 芝诺（Zeno），公元前5世纪前后古希腊埃利亚学派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