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在智力方面，75%的差异是由遗传变量造成的……25%是由环境差异造成的。
——阿瑟·詹森（1969年）
孩子们在一个家庭长大，还是在另一个家庭长大，其个性和智力的发展不会有什么差别。
——桑德拉·斯嘉（1992年）
就在不久以前，研究智力的科学家多多少少达成了共识，即智力主要来自遗传。一些科学家至今仍然认为大约75%~85%的智力来自遗传，至少对于成年人来说是这样的。对于生长在同一家庭中的孩子，其共同生活的环境带给他们的影响通常被视为微不足道，尤其是在孩子成年后，这一影响几乎为零。科学家常常相信，或至少从他们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相信，遗传占据了决定性的重要地位，这意味着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那些以提高智力为宗旨的社会计划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但是如今许多科学家认为智力的遗传度远远低于75%~85%。环境决定论的支持者估计智力的遗传度是0.50或者更低（不过，正如你随后将会看到的一样，事实上遗传度在不同的人群中有不小的差异）。我同意这些科学家的观点——事实上我怀疑遗传度可能比0.50还要低。
在这一章的第一部分，我将说明为什么早期对智力遗传度的估值如此之高。更重要的是，我将回顾一些收养研究的结果，这些收养研究表明，相对于较低社会阶层的环境，某人在中上阶层的环境中成长可以将智商提高12~18分——这确实是非常大的影响。这为环境影响智力的程度设置了一个很高的上限。最后，我会着重说明，某一特征的遗传性并不能在理论上限制环境对这一特征的影响程度。最后的结论是，环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智商的高低。如果我们能找到正确的方法改变环境，环境就有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影响智商。
这一章里有些注释比较长，这是因为我想在不影响大众读者兴趣和理解的同时，回答研究智力遗传性的专家们所关心的种种问题。即使没有注释，这一章也是目前本书中最具专业性的部分。读者们不必在本章花费过多精力。相反，目前请先毫无保留地相信我的断言，即智力绝不是完全取决于基因，环境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智商的高低。
遗传度、环境与智力
外行们有时认为，某一特征的遗传度是指该特征遗传自父母的程度。这自然而然地就使人们认为，如果智力的遗传度估值为0.80，这就表示一个人智力的80%来自基因。这是完全错误的看法。遗传度绝对不是针对某个个体的，而是指整个群体的遗传度。某一特征的遗传度是指在某个特定人群中，该特征受遗传因素影响而产生变化的程度。与之相对应的是该特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产生变化的程度。就智力而言，这些其他因素包括出生前后的生物因素，生物性质的环境因素（例如营养）以及社会因素（例如教育和经历）。我们在这一章里关注的是最有趣的差异来源——遗传和环境，这两者对于生活在同一家庭的孩子们而言是相同的，但对于生活在不同家庭中的孩子来说是有差异的。
不同家庭环境产生的影响，是指包含所有随家庭成员不同而变化的因素，如所处的社会阶层、抚养方式及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家庭环境的差异中不包括同一家庭内的环境差异，例如与出生顺序有关的环境差异。因为在一个家庭中只可能有一个孩子是第一个出生的，也只可能有一个孩子是第二个出生的，依此类推。并且我们知道，出生顺序也是影响某些特征的重要因素。同一家庭中的不同孩子在接受学校教育和受同龄人影响方面都存在差异。
当然，家庭之间环境的差异不包括父母的遗传成分在内。因为众所周知，两个随机选择的家庭，其平均智商差距可能很大，而造成这些差距的绝大部分原因是基因造成的。
那些我称为坚定的遗传决定论者认为，在发达国家中智商的75%~85%来自遗传，而环境以各种方式只起到15%~25%的作用。大多数坚定的遗传决定论者认为，不同家庭之间环境因素的影响（是在史密斯家长大的还是在琼斯家长大的）是微乎其微的，至少在童年以后是这样。同时他们还认为，这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大多来自家庭内部产生的差异，例如，孩子们所在的学校不同，父母对待他们的方式不同，或是孩子们经历的子宫环境不同。
那么坚定的遗传决定论者是如何得到这些结论的呢？我们来看表2–1。表2–1对大量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括，这些研究的内容是不同血缘关系的个体在同一家庭或不同家庭生活时彼此间的智商关联度。遗传决定论者根据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具有相同的基因组成——的相关度对遗传度做出了直接估计，这一估值是0.74，[1]阿瑟·詹森基本上是基于此计算出遗传对智力的贡献度的。由于被分开抚养的双胞胎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以按照逻辑来说，双胞胎之间的相似性就只能来自遗传（以及出生前后的影响。这种影响也许在双胞胎被分开前就已经产生了重要的结果，而遗传决定论者一般认为这种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表2–1 不同血缘关系者被一同抚养或分开抚养时的关联度*
（续表）
* 这些关联度是对212个不同的研究加以总结并由样本规模加权得到的。
** 双亲中值=母亲和父亲智商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德夫林、丹尼尔斯，以及罗德（1997年），不包括布沙尔和麦古（2003年）关于一同抚养的被收养儿童的相关度研究。
科学家通常是如何直接对家庭环境差异的影响做出估计的呢？他们对生活在一起但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的智商进行了比较。一种直接做出估计的方法就是确定被收养孩子的智商与其养父母智商之间的关联度。由于他们并没有共同的基因，被收养儿童的智力水平接近其养父母智力的唯一途径就是共处于相同的环境。表2–1的倒数第二行显示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关联度是0.20。一些科学家认为这是对不同家庭环境对于智力影响程度的正确估值。要得出这一结论的另一种方法是，比较生活在同一家庭中但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的智商（表2–1的最后一行）。同样，因为孩子们没有相同的基因，他们智力相似的唯一途径就是共处于相同的环境。此种情况下相关度是0.26，这在不同家庭环境对智商影响的估值中属于偏高的数值。
然而，詹森和其他坚定的遗传决定论者不会接受不同家庭环境的影响系数高达0.20~0.26。他们认为，表2–1中的研究对象大都是孩子，而当研究对象年龄较大一些时，智力与环境之间的关联度就会大幅下降，有时甚至接近于零。这种情况是属实的。例如，对于在一个家庭中被抚养长大的彼此间无血缘关系的孩子们来说，当他们成年时，智力与环境之间的关联度大约变为0.05左右，或者更低。对于环境对成人智力影响较弱这一现象，一般的解释是，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他们会选择自己的生活环境，而他们对不同环境的偏好主要是受基因影响。早期环境的影响一开始就不大，后来更是一路减弱。这就表示，坚定的遗传决定论者把能够对智力产生影响的环境因素归结为同一家庭内使不同成员产生差异的因素（例如出生顺序），而不是同一家庭内成员所共有的因素，或那些不同家庭之间的差异因素。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坚定的遗传决定论者的观点：有3/4或更大比例的智力差异是由遗传造成的；某些智力的差异是由那些家庭内部未共享的环境因素造成的，父母对此也无计可施；成年后几乎没有任何智力差异是由不同家庭之间的环境差异造成的——也就是随机选定的家庭A和家庭B之间的差异。所以你家的特点，或随机选定的琼斯家的特点，对智力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尽管他们家的收入也许不如你家高，也不像你家一样总读故事给孩子听，孩子们上的学校也比不上你家孩子上的学校，居住的小区设施不健全，宗教信仰也不同。）
此刻，如果你已经为人父母，你可能不禁会想，为什么你还要支付高昂价格以便搬到更贵的、有好学校的社区里去，或者为什么要花费大把银子给孩子买书，矫正牙齿，花时间开车送他们去上小提琴课或陪他们去博物馆，还要使出浑身解数控制自己的脾气，以便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事实上，你根本不必担心对遗传度的估值如此之高，也不用在意对家庭环境的影响估值如此之低。
对智力遗传度的直接估计，是根据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智力之间的关联度计算出来的，这种做法的前提就是错误地假设双胞胎的成长环境是随机选择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双胞胎之间的成长环境就有大约一个标准差那么大，也就是说，从在谷歌上可以查询到的美国电话号码簿里任意挑选出两个人来，他们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双胞胎成长环境之间的差异就有多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可能抚养比利的人（实际上通常是亲戚）和抚养博比的人不会有太大差别。双胞胎各自的成长环境，其相似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两人智力之间的相关性。发展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指出，当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的生长环境高度相似时，两人智力的相关度是0.83~0.91。不过这种相关度不仅反映了他们的遗传基因相同，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成长环境是极其相似的。这样的相关度就会导致对遗传度的估值过高。当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不太相似时[2]，两人智力的相关度是0.26~0.67。由于我们无法确定，在大多数关于分开抚养的双胞胎的研究中，其成长环境究竟有多么不同，我们也就无法确切地从两者间智力的相关度判断出遗传度的高低。
即使不考虑环境的相似度，与从有其他类型血缘关系的人的智力关联度估计出遗传度的方法相比，从同卵双胞胎之间智力相关度得出的遗传度也存在估值过高的嫌疑。这可能是由于虽然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的成长环境有很大差异，但他们的经历极其类似，因为他们具有十分相像的容貌，或具备其他相同的特征，因此他人往往用相同的方式对待他们。或者也许基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使同卵双胞胎尤为相似，但并不会使除此以外的有血缘关系的人有更加相似的地方。
将遗传度估值为0.75~0.85的第三个错误原因是，双胞胎经历的子宫环境相同。德夫林及其同事坚持认为，同卵双胞胎所处的子宫环境相同，这意味着对遗传度的估值应该减去20个百分点。
后面我会指出对遗传度估值过高的第四个错误原因，即不同的社会阶层其遗传度也不同，而同卵双胞胎研究倾向于从遗传度高的社会阶层中挑选更大量的研究对象。
一旦把这几个方面的错误改正过来，基于同卵双胞胎相关度的遗传度估值就会远远低于詹森及其他坚定的遗传决定论者认为的0.75~0.85。
基因是环境施加影响的触发器
发展心理学家桑德拉·斯嘉和凯瑟琳·麦卡特尼，经济学家威廉·狄更斯，以及哲学家兼智商专家詹姆斯·弗林提出了遗传的作用被高估的另外一个原因，即原本微弱的遗传优势被加以利用后就会转化为巨大的智力优势，原因就在于遗传优势会影响一个人的生命轨迹。让我们举一个关于篮球的例子，比平均身高略高的孩子更有可能打篮球，更有可能享受篮球的乐趣，更有可能经常打篮球，也就更有可能吸引教练的注意，进而进入篮球队打比赛，等等。身高的优势完全依赖于这样的基因条件才能发挥出来。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很有可能会有非常类似的经历，因为他们身高差不多，所以有可能他们练就的篮球技术也不相上下。但是篮球技术接近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相同的“打篮球的基因”，而是由于他们拥有相同的身高基因，这才导致了他们与篮球有关的经历高度相似。
类似的观点放在智力上也是成立的。例如，如果一个孩子因为遗传而具有相对较强的好奇心，那么家长和老师就有可能鼓励这个孩子去实现各种与智力有关的目标，这个孩子就更有可能发现智力活动的收获很大，就更有可能学习并参与其他的脑力练习。这会使这个孩子变得比不具备好奇心遗传优势的孩子聪明——但这种遗传优势可能很小，并且只有借助环境“倍增器”才能够发挥出来，环境“倍增器”对于实现这一优势是非常关键的。尽管如此，按照遗传度的计算方式，这种基因—环境的相互作用（或基因—环境相互关联，这是遗传学家更偏爱的说法）被归结于遗传性的作用。虽然这并不算错，但这样就低估了环境的作用。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为什么对遗传度的估值抹杀了环境的作用，让我们回到关于篮球的那个例子上。假设一个普通身高的女孩，也许是因为她的哥哥或姐姐打篮球，在车库前的车道上放了一个已经用得很旧的篮筐，这个女孩就开始打篮球。再假设一个高于平均身高的女孩，也许因为家在乡下，邻里四周没有其他孩子可以一起打篮球，这个孩子就失去了接触篮球的机会。来自乡下的这个较高的孩子就不太可能成为篮球队员，而那个身高一般的孩子则有相当大的可能成为篮球运动员。这两个孩子，一个具备遗传优势却不太擅长打篮球，一个没有遗传优势却成了篮球高手。遗传很重要，如果环境保持不变，遗传也许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才能的大小。但是一旦环境介入，就会大大影响——甚至超越——遗传的作用。这一点在估计环境对智力影响的程度大小时尤为重要。不难想象会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或多或少地使更多人能够学习，而且更愿意学习。
托尔斯泰和领养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遗传决定论者是如何评估不同家庭环境的影响的。通过计算被收养儿童智力与其养父母智力间的关联度，以及生活在同一家庭内彼此间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智力之间的关联度（通常都是被收养的孩子），遗传决定论者对环境差异的影响做出了估计。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数据，这些情况下的关联度平均来说都很低——0.20~0.25。不过只有当我们假设不同养父母营造的环境之间的差异度与所有家庭环境之间的差异度一样大的时候，这些数字才有意义。而实际情况是，像托尔斯泰所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收养家庭也都是相似的。
心理学家麦克·斯图米勒证实，在收养家庭中，能够预测智力的因素间的差异程度远远低于所有家庭的整体水平。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收养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于非收养家庭。在社会经济地位的阶梯上，最低的一阶上几乎没有收养家庭的身影。第二，收养家庭HOME[3]的得分差异很小。HOME研究者想要通过考察家庭中存在的智力刺激和支持因素的多寡来评估家庭环境。考量的主要指标包括，父母是否经常和孩子谈心，孩子们是否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书籍和电脑，父母的行为中包含的慈爱多一些还是严厉多一些等等。HOME的评估显示，在这些方面，收养家庭的HOME值远远高出其他家庭的整体水平。实际上，收养家庭的百分位排名是第70位。不仅如此，与整体人口相比，这些变量的变化范围是非常小的。而穷困家庭在HOME测试中得分的差异程度是收养家庭的5倍。也就是说，穷困家庭彼此间的差异程度要比收养家庭彼此间的差异程度大得多。
为什么环境差异小就会造成关联度估值如此之低呢？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变量变化极小，那么它和与它相关的另一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度就不可能太高。让我们考虑一下极端情况，变量A根本不变化，那么变量B与变量A的相关度就为零。不论变量B的分值是高还是低，都只能与变量A的同一个分值相联系，所以变量A与变量B之间的关联度只能是零。因此，当不同收养家庭环境之间的差异度被高估时，环境对智力的影响就会被低估。
由于不同收养家庭之间的环境差异被错误地高估为和所有家庭间的环境差异一样大，对不同家庭环境影响的关联度估值就变得非常低。根据斯图米勒的计算，[4]如果对环境这一变量的范围进行校正，就会有50%的智力差异要归因于不同家庭环境之间的差异。我们已经知道同一家庭内部环境的差异也会对智商造成很大影响，[5]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智力差异是由环境造成的。（不过这些结论只在孩子身上成立。我们知道，在一定程度上遗传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所以我们不得不从斯图米勒关于不同家庭之间环境差异的影响估值上扣除一个未知量。）
智力的遗传度没有固定的数值
那么遗传对智力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呢？实际上，遗传学家表示，根本就不能对遗传度进行单点估值。遗传度取决于特定的人群以及考察遗传度时的特定情况。尤其对于智力来说，人群的性质是非常关键的。心理学家艾瑞克·特克海默及其同事最近证明，遗传度完全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他们发现，处于社会中上阶层的父母，其智力遗传度为0.70，而较低社会阶层的父母，其智力遗传度仅为0.10。对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为孩子智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这一点上，所有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之间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这种情况下，遗传对智力的贡献就会很大。在极端的情况下，也就是如果所有家庭的环境完全相同，那么遗传就是造成智力差异的唯一因素。
为什么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其智力的遗传度如此之低呢？我们通过斯图米勒的研究得知，就能够影响智力的环境因素而言，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家庭之间的环境差异程度，远远大于中等和上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其家庭环境既可能并不逊于最有利于子女发展的中上阶层家庭，也可能方方面面都受到问题的困扰。这就意味着对于这个群体来说，环境因素会对智力起到很大的作用。实际上，环境的影响几乎完全盖过了遗传的作用。[6]
所以，你花在子女身上的时间、金钱和耐心并没有白费。如果将不同社会阶层的遗传度平均一下，很可能最高不会超过50%。剩下的智力差异大部分是环境因素造成的——同一家庭内部共享的环境，不同家庭之间的环境差异，以及同一家庭内部存在的环境差异。（其余的部分——很小的一部分——是由测量误差造成的。）
同时也请注意，特克海默的研究结果还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这样的研究结果也印证了遗传度的估值如此之高，确实是因为被高估了。这是因为对遗传度的估值主要是基于对双胞胎的研究。双胞胎研究大都倾向于选择来自中上阶层的参与者，因为中上阶层的人更易联系，更易被说服参与这样的研究项目。因此，对成年人遗传度的估计是向上偏倚的，而对不同家庭环境的影响的估计则是向下偏倚的。
斯图米勒关于养父母在促进智力发展方面具备优势的观点，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收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解决这一问题能为研究家庭环境对智力的贡献提供另外一种方法。如果收养家庭在与能够预测智力的变量有关的研究中堪称示范群体的话，我们难道不该发现被收养孩子的智商要高于根据他们的出身预测出来的智商吗？当然这必须是在环境对智力有很大影响的假设之下。
从收养研究看家庭环境对智力的影响
对遗传度的估计是建立在关联度的基础上的，但正如我们看到的，根据关联度得出的结论也有可能是错误的。我们需要用实验来测试家庭环境的差异会对智力带来多大的影响。从实际情况来看，有大量研究日常收养行为的自然实验可供我们参考。收养家庭环境的好坏是否会对被收养的孩子的智力产生影响，这是我们想要通过这些实验弄清楚的问题。很多自然实验虽然“设计”各不相同，但结论是一致的：在对智力非常有利的环境下成长会对智力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娜·凯普伦和迈克尔·杜伊姆在法国孩子中进行了一项“交叉抚育”的研究。他们跟踪记录了一群出生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里的孩子，这些孩子后来被其他家庭收养。这些收养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有高有低，并且所处社会阶层的差别很明显：以养父的职业作为划分的依据，他们把收养家庭是贫穷的工人阶层家庭（养父是半技工或非技工，受教育时间不超过9年）的孩子，和收养家庭是中上阶层家庭（养父是专业人士或较高级别的管理人员，平均受教育时间为16年）的孩子进行对比。这种安排不仅能够独立评估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父母基因对子女智力的影响，还能评估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收养家庭对孩子智力的影响。根据研究的结果来看，遗传和与社会阶层相关的环境都会对智力产生巨大的影响。
平均来说，不考虑成长的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亲生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孩子比亲生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孩子的智商高出12分。（我们不知道这一差距有多少是基因造成的，有多少是非基因的因素造成的，如胎儿期、围产期及产后不久的环境因素，但我相信这一差距主要还是由遗传因素造成的。）
这项研究最关键的发现在于，养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孩子的智商比养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孩子的智商平均高出12分——不论孩子的亲生父母社会经济地位是高是低，情况都是如此。所以这项研究证明了，在较高社会阶层的环境中成长，能够使孩子的智商远远高于在较低社会阶层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在较高社会阶层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其学习成绩也远远好过在较低社会阶层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
另一项法国研究采用了不同的“自然实验设计”，研究的是被中上阶层家庭收养的、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中出生的孩子，并将这些孩子与他们未被收养的兄弟姐妹进行比较。被收养的孩子在两项测试中测得的智商分别是107分和111分，而他们未被收养的同胞兄弟姐妹在两项测试中测得的智商平均数为95分。因此我们得出结论，与在较低社会阶层环境中成长相比，在中上阶层环境成长能够为智商贡献12~16分。被收养孩子与其未被收养的兄弟姐妹的学习成绩也有很大的差别。被中上阶层家庭收养的孩子，其考试不及格率只有13%，而他们未被收养的兄弟姐妹的不及格率高达56%。
杜伊姆及其同事在法国进行了另外一项极为重要的自然实验，这项实验的设计与前面的实验都不同，研究的是受到虐待的低智商儿童。这些孩子在四五岁被收养时进行一次智力测试，然后等到他们14岁时再接受一次智力测试。研究人员有意寻找那些被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收养的孩子。年龄较小时，孩子们的智商在61~85分——这是智力测试人员认定的智力明显迟缓和智力迟钝—正常的范围。收养这些孩子的家庭被划分为贫穷（非技术工人）、中低和中等阶层（低层或中层管理者、小业主以及技术工人），或中上阶层（专业人士以及高层管理者）。收养对于智力的作用很大，平均使孩子们的智商增长了14分，但是收养家庭的社会阶层使增长的幅度产生了很大的差别。被较低阶层家庭收养的孩子智商增长了8分，被中等阶层家庭收养的孩子智商增长了16分，被中上阶层家庭收养的孩子智商增长了差不多20分。由此估计，与在较低阶层家庭长大相比，在中上阶层家庭长大能够将智商提高12分。
为了能够确切地推断养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孩子的智商产生的影响，研究人员没有对哪些家庭收养哪些孩子进行刻意的安排。也就是说，智商相对较低的孩子与智商相对较高的孩子都有可能被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收养。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前面提到的两项法国研究的结论相同：一个孩子在较低阶层环境里长大或是在中上阶层环境里长大，智商会有12分的差别。请注意，这项研究表明，与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成长相比，在相对适中的中低或中等阶层家庭成长能够使智商得到很大的提高，也就是8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低估了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相较于社会阶层较低的家庭）成长所带来的影响。正如斯图米勒证实的那样，即使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收养家庭，其某些养育方法也能促进智力的发展。
一项对截至2005年的所有设计合理的收养研究的回顾发现，和仍生活在出生家庭内（一般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兄弟姐妹相比，被中等或中上阶层家庭收养对被收养孩子的影响是1.17个标准差，也就是说在中上阶层家庭中被抚养长大的孩子比在较低阶层家庭中被抚养长大的孩子具备18分的智商优势。这次回顾还对遗传因素以及胎儿期、围产期和产后不久的因素产生的影响做出了评估。这一评估是通过在中等和中上阶层家庭的亲生子女和该家庭收养的子女之间进行比较得到的。[7]碰巧两者的差距也是12分，与凯普伦和杜伊姆发现的数值相同。
从这些发现中我们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出生在较低阶层家庭中的孩子，即使根据其出身预测的智商不高，只要在足够丰富的认知环境里成长，他们的智商就能够大幅提高。
不过对收养研究的检测显示，学习成绩方面的情况却不太乐观。被收养的孩子在学习成绩的测量中，仅仅比他们未被收养的同胞兄弟姐妹高出0.55个标准差。此外，他们在学业成绩的测量中得分仅比全部样本的整体水平低0.25个标准差，和同班同学比起来差得还要更少一些。
在结束有关收养的话题前，我想要指出一点，通常亲生父母与其后代智力之间的关联度，要远远高于养父母与其收养子女智力之间的关联度，坚定的遗传决定论者通常凭借这一点就坚持认为智力首要取决于遗传，而与环境的关系不大。遗传决定论者相信，被收养孩子成长的环境对于其智力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收养环境之间的差异不会造成智商上的差异。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结论是多么的荒谬。收养家庭主要是由中等或中上阶层家庭构成，因此家庭环境大都类似。即使是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收养家庭，其某些养育因素方面的得分也很高，而这些养育因素都预示着孩子的智商可能较高。由于收养家庭之间的差异相对很小，因此养父母与其收养的孩子智力之间的关联度就不可能太高。在那些能决定智力水平高低的因素方面，养父母营造的环境基本没有太大差异——并且如果差异很小，关联度就不可能太大。但是总体上，收养环境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环境之间的差异很大，这就造成了智力的巨大差异。所以，养父母与其收养的孩子智力之间的关联度较低，[8]只不过是遗传决定论者使用的障眼法而已——这与收养家庭会对其收养孩子的智力产生很大影响的事实，实际上一点儿也不冲突。
最后，既然赫恩斯坦和莫瑞在《钟形曲线》一书中宣称收养对智商影响的平均值是6分——这是已经达成的“共识”——那么就很有必要指出，他们的证据来自查尔斯·洛库尔托的一份回顾报告，而实际上洛库尔托给出的收养影响平均值是12分。
家庭环境的差异对智力没有任何影响，这恐怕可以算得上是被高智商人士所接受的最不寻常的看法之一了。朱迪思·瑞奇·哈里斯写出了非常有趣的畅销书《教养的迷思》，全书的前提就是假设不同家庭之间的差异对于智力的影响为零。史蒂芬·平克在其精彩的著作《白纸一张》中也坚持这样的观点。在畅销书《魔鬼经济学》中，史蒂文·列维特和斯蒂芬·都伯纳明确表示，收养对智力的影响微乎其微：“已有研究证实，亲生父母的智力对一个孩子学习能力的影响，比其养父母的智力对孩子的影响要大得多。”（我真希望我能避免与这些相信奇怪看法的人为伍，但不幸的是，曾经有很多年，我都持有遗传决定论者关于家庭环境根本不重要的主张，虽然我非常困惑不解。）
通过前面看到的有关遗传基因与环境影响智力的证据，我们了解到一些有关社会阶层和智力间关系的重要结论。与来自典型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孩子相比，来自专业人士家庭和中等阶层家庭的孩子的经历使其智商要高得多，考试不及格率也低得多。另外，按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共有的环境因素限制智力发展的程度，我们可以推算出一个数值，或者至少是一个范围：12~18分。不论遗传度究竟是高还是低，都不能推翻这个事实。所以我们知道，在理论上，种种干预措施不但能够非常有效地提高穷孩子的智商，还可以大大降低社会阶层较低的孩子考试不及格的比率，最低估计为0.5个标准差，最高估计要高得多——1个标准差，或者降至由中等阶层家庭亲生父母抚养长大的孩子的考试不及格率水平。
还需要注意的是，不是只有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中的孩子的智商才会受到影响。一项研究调查了一群被收养的白人孩子的智商，这些孩子的生母智商平平，收养他们的主要是中等或中上阶层的家庭。被收养相对较晚的孩子童年期的平均智商是112分，被收养相对较早的孩子的平均智商是117分。这项研究表明，即使是那些在一般环境中长大将会智商平平的孩子，如果让他们在非常有利的环境中成长，其智商也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同样，凯普伦和杜伊姆进行的交叉抚养的研究表明，如果在贫困中长大，即使是原本来自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其智商也会下降，这样的智商损失大概是12分。所以，不只是出生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孩子，有可能因环境导致智力显著变化，所有的孩子都有这个可能。
遗传度与智力可变度无关
现在，我可以向智力高度遗传意味着环境对智力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一观念发起最后一击了。智力可变度可能的变化范围不会受到遗传度的限制。这一点太重要了，我需要再重复一遍，智力可变度可能的变化范围不会受到遗传度的限制。所有遗传学家都接受这一原则，遗传决定论者经常承认这一原则，但同时又持续主张一些似乎事实上遗传度确实限制了可变度变化范围的言论。
为了理解为什么可变度不会受到遗传度的限制，让我们来思考两个事实：（1）身高的遗传度大约是0.85~0.90；（2）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在一代人或更短的时间里平均身高增加了1个标准差或更多。1965—2005年，韩国13岁男孩的平均身高增加了不止7英寸，[9]也就是2.40个标准差。1965年身高正常的男孩，在2005年看来简直就是小矮人。遗传很难在短短40年的时间里使身高实现如此大的变化。我们看到，在两三代人经历过的岁月里，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的身高都有所增加，这显然是某种环境变化造成的结果，很可能是营养环境的变化。
或者我们可以考虑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假设遗传度为100%，并且环境的影响也非常大。我们可以随机将谷物的种子抛撒到肥沃或贫瘠的土壤里。想象一下在肥沃的土壤里谷物的遗传度为100%，在贫瘠的土壤里遗传度也是100%。尽管如此，两组谷物的平均高度仍会大不相同，这种差异完全是由环境因素造成的。
这些例子应该很清楚地说明了，特定人群的某一特征的遗传度在理论上不会限制环境因素改变该特征的程度。这很好，因为正如你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样，除了受到遗传度的适度影响，智力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因素——也就是在过去80年里发生在学校里及社会上的种种变化。
[1] 如果你对关联度有一定了解，但不太了解有关遗传度的研究，你可能就会问，为了求得遗传决定智力的百分比，为什么没有对关联度0.74进行平方。答案是，遗传关联度本身就是平方后得到的数值。
[2] 泰勒在1980年也发现，环境的相似会对同卵双胞胎智力之间的关联度造成极大影响。但是布沙尔在1983年使用了不同于泰勒使用的智力测试进行了测量，得出的结论却是：环境的相似并不会对同卵双胞胎智力之间的关联度造成多大的影响。
[3] HOME，即Home Observation for Measurement of the Environment，环境监测家庭观察法，一种评估家庭环境的方法。
[4] 行为遗传学家马特·麦古及其同事（2007年）在研究了收养家庭和非收养家庭后发现，和非收养家庭相比，收养家庭在社会经济地位及面对的社会问题这两个方面的差异并不大。另外，他们还发现，如果对环境这一变量的范围进行修正，被同一家庭收养的孩子智力之间的关联度，并不比没有修正时得到的关联度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在以下两个事实的基础上来看待这两个发现：第一，他们研究中的所有家庭，包括非收养家庭，都有两位青少年住在家里，这样的家庭更加稳定，社会经济地位也要稍高于一般的家庭；第二，非收养家庭中拒绝参与研究的母亲，其受教育程度要远远低于非收养家庭中同意参与研究的母亲。因此，参与研究的非收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更高，并且很可能比一般的非收养家庭更加稳定。正如我们在后面将看到的那样，这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的遗传度，要远远超出全部人口的整体水平。
[5] 斯图米勒（1999年）证实，正如错误地估计家庭内环境差异的大小会导致遗传对智力的影响程度被高估一样，错误地估计家庭内环境差异的大小也同样会导致家庭内环境差异对智力的影响程度被高估。
[6] 特克海默（我们曾经当面交流过）认为，很多这样的家庭不能够提供足够有利的环境，使得基因的作用无法发挥出来，人与人之间基因的差异也无法显现出来。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间环境存在巨大差异相比，这更可能是造成这个群体遗传度很低的原因。
[7] 遗传决定论者或许会抱怨伊詹多恩对收养家庭作用的估计太高，因为这种估计是以幼童为基础的，相对于年龄较小的人来说，遗传度对于年龄较大的人的作用更大——据推测，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能够更自由地选择他们想要的环境，而那些具有高智商基因的人们就会选择能使他们变得更聪明的环境。但是伊詹多恩及其同事（2005年）发现，测试时的年龄——12岁以下或13~18岁——不会影响对收养作用的评估。有关年龄和遗传度关系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从童年期一直到青少年末期，人的遗传度都是恒定的。
[8] 正如本章中指出的那样，有些人认为，被同一家庭收养的不同孩子在成年后智力之间的相关度极低，这就能够证明，同一家庭内部或许存在环境差异，但这种差异在孩子们成年后就完全不存在了，因为那时他们有能力选择自己想要的环境，他们的遗传潜力也就可以全部施展出来了。他们还认为，拥有高智商基因的人会选择更有利的环境，而拥有普通智商基因的人会选择不那么有利的环境，所以童年时的环境和现在的智力水平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唯一可以支持这一结论的、有关关联度的研究，就是一项纵向研究，这项研究关注的是从童年期到成年期这段时间内被同一家庭收养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关联度——样本一直是研究开始时的那群人。这样一来就解决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和研究儿童样本相比，研究成年样本时，研究人员研究的往往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里收养的孩子。实际上，似乎只有两项纵向研究，虽然这两项研究都显示了从童年期到成年期关联度是越来越小的，不过这些样本规模都很小，并且童年期时的相关度与成年期时的相关度之间的差距并不大。
[9]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