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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从明尼苏达走向世界,再回到明尼苏达

出版这本书的时间是一个意外,但却是一个一直等待发生的意外。

这本书中的很多想法已经在我的脑海里转了一段时间,但却是由于偶遇一位停车场服务员激发我把它们全部写了出来。或者,用多弗·塞德曼的话说,“在行进中暂停脚步”:去停止,去反思,并试图想象一些更好的路径,可能有助于更多的人利用这个加速的时代。

令我感到最惊讶的是,在我一路从明尼苏达走向世界,再从世界回到明尼苏达的旅程中,我领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些事涉及个人、哲学和政治。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知道是什么在召唤我回到明尼苏达州和圣路易斯公园的家中,并不仅仅是对这些地方非同寻常的政治生态的学术兴趣。召唤我回来的是一种感触,在报道中东地区和华盛顿特区40年后,我看到这两个地区变得越来越相似,同时也认识到它们与哺育我从小长大的那个地方有多么的不同。

在中东的经历使我意识到,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那里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无论是逊尼派、什叶派、库尔德人、以色列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还是巴勒斯坦人——就是“我很弱,我怎么能妥协?我很强,我为什么要妥协?”。在他们的思想里,为了“共同利益”而妥协,并在“中间地带”上妥协的想法根本不存在,他们更不会考虑更高的目标:我们需要共同维护一个社区。在国外待了13年后,我于1988年回到华盛顿,迫切地渴望想要重新发现美国。但从我过去近30年对华盛顿的报道来看,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美国政治越来越像我所离开的那个中东。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的关系,就像逊尼派和什叶派,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一样,自我隔绝,把对方想象成最差的模样,最近甚至发展到绝不让自己的孩子和“他们”结婚。这真是太令人吃惊了。

这是可怕的,会在完全错误的时间造成彻底的障碍。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在许多领域都需要加速创新,而只有持续的合作和信任才能使这一切成为现实。

所以,正如我所说的,我回到了明尼苏达州,回到了我的家乡。我想看看这个地方是否仍然如我的记忆中一样,人们仍然践行基于“共同利益”的政治,信任是一种规则而非例外。这个地方显然已经变得比过去更加复杂,但是总而言之,它没有让我感到失望。

然而,我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政治智慧就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圣路易斯公园和明尼苏达州,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些努力至关重要,不仅是对居住在那里的人,而且对今天美国的每一个社区都是如此。

来看一下我们已经强调过的一些现象和趋势:现在美国K-12公立学校(从幼儿园到中学12年级)大约有5000万名在读学生,从2015年起,少数族裔学生的数量第一次占到多数。这些少数族裔主要是非洲裔美国人、拉美裔和亚洲裔。与此同时,享受午餐费用减免计划的学生数量在2016年达到历史新高。乔治城大学教育和劳动力中心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20年,65%的就业岗位需要高等教育和技能培训。同时,牛津大学马丁学院2013年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47%的美国工作岗位在未来20年内很可能被计算机取代。

这些数字告诉你,每个人都将不得不在课堂上、在他们的一生中加倍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些数字告诉你,我们真的不能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这些数字告诉你,多元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在全球加速流动的时代,当与陌生人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当越来越多的人从不断扩大的无序世界逃往有序世界,我们这个已经十分拥挤的世界剧院会让人感到愈发的拥挤。因此,那些能够真正实现“合众为一”的社会将具有更高的政治稳定性,以及更强大的创新力量。这些数字还告诉你,无论是在政治或个人层面,领导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特殊的领导力。在国家和地方层面,我们需要一种可以促进包容和适应的领导力。我们的领导人需要每天都问自己:“我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我怎样才能以一种充满能量和智慧的方式,面对这个加速时代的巨大挑战和机遇,不断追求最佳实践?”我们的领导人也应该开诚布公地把真相告诉大家:仅仅靠努力工作和遵守规则已经不足以带来体面的生活了。

个人层面的领导力也更加重要。20世纪60年代,在像明尼苏达州这样的地方,我们顺风顺水,以至于有人会说:“要想失败,你必须先定个计划。”但如今不一样了。现在要想成功,我们需要先定个计划,一个终生学习和增长技能的计划。这要求个人发挥更多的领导力,要求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够成为自己未来的主人,并且坚定地投资“你自己的创业企业”。

对我们任何人来说,现在证实自己这种领导力还为时不晚,对美国就更是如此。但正如环保主义者达娜·梅多斯在谈到减缓气候变化时曾经说道:“我们刚好还有足够的时间,但必须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一刻都不能延迟,因为对每个国家和个人而言,各个方面容错的空间、拖延的空间都在收缩。我重复一遍:在世界快速变化的时代,不管是作为领导者、教师、学生、投资者还是雇员,如果你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就会发现自己要走很长很长的回头路。当市场、大自然和摩尔定律都以极快的速度加速发展时,导航仪的小错误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最后,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令我深感震撼的是,在这个加速的时代,许许多多帮助人们增强韧性和动力的最佳方案是无法下载的,而必须以古老的方式上传,即每一次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

回顾我为写作本书进行的所有采访,我无数次在不同的情况下听采访对象说起,一个有爱心的成年人或导师在每个年轻人的人生中至关重要;无数次听人提起拥有教练指导的价值,无论你是第一次向沃尔玛申请工作还是在经营管理沃尔玛;无数次听人们强调自我激励和实践的重要性,强调成功与否取决于你能否成为自己职业或教育的主人翁;还有,我无数次听到未来薪酬最高的工作将是“科技+情怀”的工作,即将强大的科学技术技能和对他人感同身受的能力相结合的工作。

我们了解到,像搭建鸡舍、种植树木、布置花园这样简单的事情,居然能够成为稳定无序世界而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谁能想到,将古老的道德黄金法则的适用范围扩展得更远、更广,将成为我们所有人为了国家安全和个人安全所必须做的事?谁能否认,当个体变得威力强大而又相互依赖时,能够看着你的邻居、那个陌生人或那个难民或移民的脸庞,并把他或她视作兄弟姐妹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谁能忽视,在阿拉伯之春中突尼斯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它比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多了一点“公民社会”——而非手机或脸书好友?有多少次,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向我提起“信任”这个词,认为两个人之间的“信任”是所有美好事物的真正发生器?以及,谁又能想到,建设一个健康社区的关键会是一张餐桌?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问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默西什么是美国当今最严重的疾病时,他的回答并没有令我感到惊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是癌症,不是心脏病,而是孤独。这么多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这是我们今天生活的最大病症。”多么讽刺啊。我们是人类历史上通过技术联系得最紧密的一代人,但更多的人反而感到比以往更加与世隔绝。这再次验证了默西的观点,即今天最重要的联系,也是最缺乏的联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技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东西,使我们更高效,更健康,更博学,更安全。我对在就本书开展研究时所发现的智能助手感到十分敬畏,对它们在帮助很多人脱贫、发现人才以及使我们有可能解决各种问题的潜力感到惊叹不已。我绝不是恐惧技术的人。但是,只有在我们不让这些技术分散对建立深层次人际关系,解决人类深层次的追求与渴望以及激发人类深层次的能量等问题的专注度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些技术。而我们是否能做到,取决于那些你不能下载的东西:教练的鼓励,导师的赞扬,朋友的拥抱,邻居的帮助,竞争者的握手,陌生人自发的善意,花园的芳香,而不是冷冰冰的隔离墙。

在我们这个令人头晕目眩的时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都觉得机器快要赶上他们了,或者觉得机器人将淘汰他们。我明白,在这样的一个过渡时期,人们更容易看见他们将会失去的东西,而不是他们将要获得或已经获得的好处。

但我无法相信,随着如此多的人有能力去发明、竞争、创造和协作,随着更多廉价而强大的工具出现并使我们能够优化社会、商业和政府之间的互动,我们却无法发展解决全世界社会和健康领域的重大问题的能力,无法找到办法使在智能机器帮助下的人类变得更有韧性、更有生产力和更加繁荣。

当然,现在很难看清楚。走在纽约市街道上的最危险的时刻,就是汽车刚刚出现,但马和马车还没有完全淘汰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处于这种过渡和转变之中。但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最低水平的政治合作并发展出这个时代所必需的社会技术,保持我们经济的开放性,使所有人不断地学习,那么更多的人能够生活得比以往更美好。21世纪的第二个25年将会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完成这一转变并不容易。但人类之前已经完成过这样的转变,我相信我们可以再做一次。“可以”不意味着“愿意”,但它也肯定不意味着“不能”。

一棵生长在明尼苏达的树

所以,让我从开始的地方结束本书。

2015年夏天,我回到明尼苏达做研究。我开车路过我们家在圣路易斯公园的老房子。这栋房子位于西23街6831号,我的父母在1956年从北明尼苏达搬到了这里。我很多年没有看到过它了,当时一时兴起决定绕过去看看。社区里密布的简易屋和我当初在20世纪70年代离开家的时候看起来惊人的相似。那所老房子仍然涂着浅蓝色的油漆。但是有些东西让我感到有所不同,只是我一时无法清楚地表达出来。我过去居住的老社区还是熟悉的模样,但又略有些陌生之处。我花了一段时间去想是什么——后来我恍然大悟:是树。

我很小的时候,它们也都很小。在我小时候,我们的社区还是一个全新的社区。现在,半个世纪过后,所有的树都长得又高又壮,枝繁叶茂,荫庇着整个社区。光线发生了细微的改变,我的眼睛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这与我记忆中明亮的画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我到了哪里,这个回忆中的画面都一直保存在我的脑海,如同我钱包里放着的一张老照片。

我与那些树都成长在同一片表层土壤上。在写作本书的旅途中,我所学到的最重要的关于个人、政治和哲学的一课就是,这个世界越需要我们向外扩展,我们就越需要扎根在这片信任的表层土壤上,它是所有健康社区的根基。我们必须通过这层表层土壤获得滋养,同时,我们也要反哺并进一步丰富它。

开药方比按药方抓药容易,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当你知道你仍然被家里牵挂,与一个真正的社区血脉相连,那么,去远方冒险就会变得容易很多。你不仅能走出更远的距离,还能更愿意大胆实验、承担风险以及帮助别人。对我来说,明尼苏达和圣路易斯公园就是那个地方。它们是我的锚、我的帆。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激发你“在行进中暂停脚步”,并去找寻你的那个地方。

而且,不必担心这是否会让你“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