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长大，喝着泉水，在邻里玩耍，人们曾经这样生活。重返这些地方是他们重新唤醒真正自我的机会。
——摘自教皇弗朗西斯关于气候变化的通谕，
“Laudato Si”，2015年5月24日
2015年秋天，我正在写这本书。一天下午，我一边开车一边听着广播。一家名为“咖啡屋”的民俗音乐电台播放了一首歌，引起我强烈的共鸣——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我找了个地方尽快靠边停车，并记下了歌词和歌手的名字。这首歌的名字叫《眼睛》，由乡村民俗歌手布兰迪·卡莉创作和演唱。我希望每次你翻到这一页的时候就播放这首歌，就像你打开音乐生日贺卡一样，因为它成了这本书的主题曲。
这首歌的副歌是：
你的爱像铁链一样缠在我身上，
但我不害怕它会死去，
你可以在飓风中起舞，
只要你站在风眼处。
我希望现在大家都能认识到，今后的每一天，我们都将在飓风中起舞，一场由市场、大自然和摩尔定律的加速所引发的飓风。一些政客提议建立一堵抵抗飓风的墙，傻瓜才会这么做。现在要做的是发现并创造自己的风眼，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继续保持繁荣和发展。飓风的风眼随风暴一起移动，从其中吸取能量，同时在其内部形成稳定的庇护所。它既是运动的，又是稳定的——我们也必须如此。我们不能逃避这些加速的力量，而必须深入其中，并利用它们的能量和流动，与它们一起移动；利用它们更快地学习，更巧妙地设计，更深入地合作，这样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风眼，来锚定和推动自己和家庭自信地前进。
在我看来，政治领域的风眼就是健康的社区。我的朋友安迪·卡尔斯纳的父亲在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长大，母亲在埃及的卡萨布兰卡长大。他常常说，当人们融入社区的时候，他们就感觉到了“保护、尊重和连接”。现在，这种融入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如果人们在一个健康的社区中感受到这种被保护、受尊重和相互连接的感觉，就会产生巨大的信任，就可能更好地借鉴大自然的杀手级应用程序。当人们相互信任时，他们可以更加适应和接受各种形式的多元主义文化，可以着眼长远，更容易达成合作，更倾向于试验，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他人、新想法和新方法，并扩大黄金法则的适用范围。他们不会把精力浪费在纠结每个错误上；他们可以失败，然后再试一次，然后继续失败，接着继续尝试。
“我们经济的未来基金会”负责与城市合作的克里斯·汤普森在其网站上写道：“合作以信任为基础。”如果人们相互信任，就会主动承担解决问题的责任，成为问题的主人。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和繁荣创造》一书中，解释了为什么最成功的国家和社会更能展现出高水平的相互信任。他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力，它源于社会或社会的某个部分中普遍存在的信任。这个部分既可以是家庭这个最小、最基本的社会群体，也可以是国家这个最大的群体，还可以是所有位于这两者之间的其他群体。”他解释道，如果信任感普遍存在，群体和社会就可以通过许多非正式合同迅速前进和适应。“相反，无法相互信任的人最终只能在一套正式规则和规制的体系下开展合作。这些规则和规制必须通过谈判达成，还可能诉诸司法诉讼和执行，有时需要通过强制性手段”。
正因为如此，多弗·塞德曼认为，信任“是提高法律绩效的良药”，但是信任不能通过命令而产生，而只能由健康的社区培养和激发，在那些感受到某种社会契约约束的人之间产生。哈佛大学的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补充道：“信任是人们为了互惠互利的目的，通过一套体制制度，在政治互动中而产生的。健康社区能够创造强大的民间力量，并产生更多的信任。”
信任对个人或社区能够产生情感效应，在此方面我听到的最贴切的比方来自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维韦克·默西，他说信任将生机送入社区，就好像我们的身体把氧气送进心脏：
心脏泵血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收缩期和舒张期。我们经常认为收缩是最重要的阶段，因为这个周期心脏可以将血液送到你身体的任何地方。但如果你研究过医学，你就会明白，那些向心脏供血的冠状血管，是在舒张期为心脏补充能够维持生命的氧气。所以没有舒张期就没有收缩期，没有舒张就没有收缩。
信任可以创造舒张期。人们只有在心灵和头脑放松的时候，才会开放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并与他人接触，而健康的社区为其创造了环境。
幸运的是，今天的美国有许多健康的社区。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告诉外国朋友，如果你想对美国保持乐观，就要“倒立起来”，因为从下往上看美国，要比从上往下看好多了。我们的国家政治毒性变得越来越大，无法产生我们所需要的、能够跟上市场和摩尔定律加速度的社会技术。在这样的时刻，只有那种来自城市、城镇和社区的自下而上的活力能够拯救我们。这些已经不再期待华盛顿能够团结起来采取行动。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建立地方层面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在商人、教育家、慈善家和政府之间开展合作，以打造民众和孩子们在飓风中起舞所需要的工具。
健康的城市、城镇或社区将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治理基石。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一位老师是以色列的吉迪·格林斯坦。他是列乌特研究和策略集团的主席。这个集团聚焦于思考如何重建以色列的社区。格林斯坦认为，在这个加速时代，我们需要“重塑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当然，我们仍然需要联邦和州政府来维持国民经济的基础以及提供福利、安全和医保。但是，格林斯坦说道，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一个有韧性的、繁荣的21世纪社会的基本架构必须是由健康的社区组成的网络”。
他认为，国家政府太笨重，遥不可及，在大多数时候由于各方僵持不下而不具备加速时代所需要的灵活性；而单个家庭太过脆弱，不能单独抵御变化所带来的那种飓风般的威力。许多家庭，尤其是单亲家庭，生活极为困难。他们没有储蓄、养老金或自有住房，只要一场健康、车辆或就业的危机就能使他们的生活脱离正常轨道。此外，这是一个需要通过终身学习来维持终生就业和收入的时代，而这些家庭缺乏保障他们自己的就业能力和生产力所需要投入的时间和财力。
因此，格林斯坦认为，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靠当地施以援手来跟上加速变化的步伐。“21世纪的模范社区将是一个专注于支持其成员的就业能力、生产力、包容性和生活质量的社区”。
格林斯坦坚信，健康的社区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但“前提是要再造其核心机构——社区中心、公园、幼儿中心、学校、体育、艺术和文化机构以及青年和老年人中心”。他解释道，这意味着，学校还将充当托儿所和成人终生学习的场所，为儿童及其父母和老年人提供服务；孵化出大量的社会服务团体，确保不遗弃任何一个家庭或孩子；打造与商业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以确保学校教授的技能是21世纪最需要的技能。格林斯坦说道，绝大多数人都是由这些社区机构培养出来的，因此“它们构成了天然的基础设施，来支持人们的就业能力和生产力”。
他补充道，如果社区能够发挥作用，“就可以改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一个好消息就是，在社区层面，今天的美国已经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创新。社区与华盛顿特区截然不同。格林斯坦最后说道：“解决我们社会面临的挑战所需要的创新，已经在我们之中自下而上地发芽了，现在需要的就是进一步突出、效仿和扩大。”
圣路易斯公园的故事
我非常了解圣路易斯公园，因为我见证了这个健康的社区从一砖一瓦、一街一区一步步建成的全过程。圣路易斯公园位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郊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这个美国中西部的社区长大。这是我最熟悉的社区，也是为什么我要用以下三个章节来结束这本书。
这并不是在怀旧。回到圣路易斯公园是结束这本书的合理方式，因为两个简单的原因。首先，这里是我作为专栏作家的价值观形成的地方，特别是我的政治倾向——中间偏左和中间偏右的混合，包容性和多元主义，总是试图用大自然的最好方法来治理。这种价值观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由这个社区灌输给我的。第二，因为此时此刻，这些价值观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与美国和整个世界息息相关。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和政治争论正在撕裂我们国家的组织结构，因此我越来越渴望了解是什么使这个我长大成人的小城区在政治上生机勃勃，锚定和激励了我和许多其他人。我发现自己渴望重新审视，半个世纪前我成长过程中亲眼所见的那张包容性的织网，究竟是梦幻还是真实的。我想评估这些民间引擎在今天这个更加多元化的社区里是否仍然运行良好，并且评估这些经验能否分享和扩大。
提示：是的，它是真实的。这些引擎仍然在运行。现在的挑战更加严峻。故事的结尾还未写就。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让我来一一解释……
早在我在贝瑟斯达市的停车场遇到伯嘉之前，我就意识到，我把一套非正统的价值观带进了专栏写作之中。我可以把我的核心价值观印成贴纸贴在汽车保险杠上，这张贴纸的长度足以盖住一整条保险杠：我倾向于自由主义、极度爱国主义，热爱多元主义，社区导向，财政立场温和，倾向于自由贸易，痴迷于创新，同时还是环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信徒。我相信，处于最佳状态的美国——尽管我们并非总是处于最佳状态——能够为自己的人民提供体面、安全、充满机会和自由自在的生活，还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稳定堡垒以及自由和正义的灯塔。我是怎么形成这种世界观的呢？我的这些观点不是通过阅读某个哲学家的著作而形成的。相反，它是在邻里之间，在公立学校，在我19岁前所居住的社区的土壤里一点一点地出现的。
在我成长的那个时代和地方，中产阶级是个“目的地”，你可以到达这个目的地并一直留在那里。在20世纪50年代，我的妈妈和爸爸上了电梯，按下标有“中产阶级”的按钮，在中产阶级的那一层下了电梯，在那里待了一辈子。在那个时代和地方，虽然也有两党纷争，但政治还在有效运作，在最后的时刻，两个主要政党和社区的领导人会相互合作、相互妥协来一起做些富有挑战的大事。在那个时代和地方，大企业将其总收入的5%捐赠给艺术和教育，并开创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传统。
在我成长的那个时代和地方，我的父母托《美国退伍军人法案》之福，购置了他们的第一座房子，因为我的母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美国海军服役。我的父亲直到1973年去世前，年薪也从来没超过2万美元，但我们仍然可以支付本地高尔夫俱乐部的会费。差不多我所有的朋友和我们一样都住在同样大小的房子里，我们一起读完了当地的公立学校，开着同样的汽车。就算有人比其他人更有钱，至少看起来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在电影《杰里·马吉尔》中，由雷内·泽维格扮演的秘书多萝西·博伊德对她的儿子说，坐飞机头等舱“以前就是吃得好一些，现在它标志着更好的生活”。但在当时，这句话并不成立。
我成长的那个时代和地方，对“公共”这个词有深深的共鸣。“公共”是创新的来源——公立学校、公园、公开讨论以及公共私营伙伴关系——并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在那个时代和地方，我被稳稳地锚定在一个好像是同心圆的社区里。在这里，美国梦似乎是那样的确定无疑，“我的父母比他们的父母过得更好，我会过得比我的父母更好”，就如同冬天过后是春天，春天过后是夏天一样。
在我成长的那个时代和地方，犹太人是最大的“少数民族”，但他们逐渐融入进去，与占主导地位的白人非犹太社会和文化融为一体。虽然这一过程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但不管怎么样它发生了。
这个在彩虹之上的地方在哪里？那个时代又是什么时候？
对我来说，《绿野仙踪》里那个彩虹之上的奥兹国就是明尼苏达州；我的翡翠城，那个我长大的地方，就是明尼阿波利斯市近郊的一个郊区小镇，名叫圣路易斯公园。那个时代（我出生于1953年7月20日）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初。当时在那个社区长大，是一份礼物——一份由持久的价值观和乐观精神做成的礼物——并且这种精神一直哺育着我。中东地区30年的记者生涯试图将这种乐观精神从我身上抹掉。所以，今天的我不是天真的乐观，认为一切都会变好；我知道事情绝非这么简单。但是，今天的我抱有一种乐观的信心。我相信，如果人们准备好实行妥协的政治，追求多元主义的道德，那么一切可以变得更好。
有种说法叫作“明尼苏达式的友善”，大意是像明尼苏达人那样友善。这听起来有些自吹自擂的意思，但它是当地生活的真实写照。2014年8月，我回到圣路易斯公园参加朋友的婚礼，并和我的童年朋友杰伊·戈德伯格坐在一起。杰伊告诉我，有一天，他的妻子伊莱恩回到家，非常慌张和气愤。她开车行驶在明尼阿波利斯附近的一条主要高速公路上，一个司机径直把车并进了她行进的线路，几乎把她逼出公路之外。
伊莱恩回到家后告诉杰伊说：“杰伊，我火极了，我几乎都要按喇叭了。”
当杰伊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对他说：“关于‘明尼苏达式的友善’，还有比这个故事更好的定义么……‘我对这个司机很生气，我几乎被他的车逼出高速公路，我几乎都要按喇叭了！’”这就是明尼苏达人愤怒的表现，也是这个十分正派的地方塑造出的正派的人所作出的反应。
这个关于圣路易斯公园的故事讲述的是，多元主义的道德和健康的社区是如何建成的，每一段关系、一次分手、一次补救、一次侮辱、一个受欢迎的邻居和一间教室，一次一小步，用那些原本无法组装到一起的砖头和原木一步一步建成。可以说，圣路易斯公园是“普通人的奇迹”，它就是处于最佳状态时美国的样子。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些普通人的奇迹，即那些让居民感觉到相互联系、互相尊重和受到保护的社区，那些在加速时代能够锚定并推动他们的公民前行的社区。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之后，作为记者兼专栏作家，我仍然在追寻明尼苏达，总是在寻找办法来再造包容性和公民理想主义的精神。我成长的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向我灌输了这种精神。自从我1973年离开家乡，读大学而后从事新闻事业，我就一直试图再次回家。
水里有些东西
每当回想起明尼苏达州圣路易斯公园对我成长的影响，我都不禁想起音乐剧《泽西男孩》的开场音乐。乐队的创始人汤米·德维托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开始的。在一段法国版的“四季乐队”的经典曲目《如此的夜晚》之后，德维托走在舞台上并宣称：“这就是我们的歌，《如此的夜晚》，2000年巴黎排行第一。这是怎么发生的？你问这四个家伙，会得到四个不同版本的回答。但这就是他们开始的地方——新泽西州的贝尔维尔。1000年前，艾森豪威尔、洛基·马尔恰诺和几个家伙在街灯下唱着别人的最新单曲。”
那段反复重复的音乐小节总会把我送回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的根之所在。从那个小镇到《纽约时报》的评论版是一段长长的旅途。这是怎么发生的？明尼苏达。60年前，休伯特·汉弗莱、沃尔特·蒙代尔，明尼苏达维京人。塔吉特明尼苏达州嘉年华。几个男孩和女孩，他们在只有一所高中的郊区小镇长大，这里名叫圣路易斯公园。
圣路易斯公园1886年建村，1955年升级为城市。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那里的水里有些东西——无论是隐喻意义上还是字面意义上都是这样。明尼苏达州卫生局的网站解释了字面意义的部分：从1917年到1972年，赖利焦油和化学公司——在圣路易斯公园这里又被称为共和木馏油防腐公司——生产“干馏木焦油，并制作各种产品，包括木馏油，用于处理堆在这里的铁轨枕木和其他木材。该地区最初人口稀少，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区的不断发展，这里地块的外观和气味让居民以及市和州政府官员感到越来越担心”。
它们确实让人担心。美国环境保护署称：“赖利公司将生产的废物倾倒在几条水沟里，然后流入相邻的湿地中。1973年，工厂被拆除并出售给圣路易斯公园市……主要污染物是多环芳烃或PAHs，它污染了厂址所在地的土壤、附近的湿地和地下水。”1986年9月，圣路易斯公园成为《1980年联邦超级基金法》的第一批执法案件，根据达成的和解，赖利公司必须清理受污染的地下水，并向市、州和联邦政府支付372万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泥炭沼更换为干净的土壤，该厂址被重新开发为城市公园和多住户房屋。正如环境保护署所说：“据估计，大约有47000人使用了附近的地下水，现在这些地下水都已经经过处理并达到所有的卫生标准。”
我、我的父母、我的两个姐姐和我们所有的邻居都喝这种水长大。
但是除了多环芳烃之外，水中似乎还有其他的东西。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圣路易斯公园是个占地面积10.86平方英里的小镇，大约有45000名居民。电影导演科恩兄弟——乔尔·科恩和伊森·科恩、政治学家诺姆·奥恩斯坦、参议员和前喜剧演员艾尔·弗兰肯、两次获得格莱美奖的古典吉他手莎朗·依斯宾、已故的R&B超级巨星普林斯的鼓手鲍比Z（又名鲍比·瑞夫肯）和前芝加哥熊队的总教练马克·垂斯特曼（我们高中的四分卫，他们在高中低年级时与鲍勃Z组建了一支乐队），他们从小都在这里长大。它也是女权主义历史学家玛格丽特·斯特罗贝尔和格莱美奖得主、作曲家丹·威尔逊的故乡。威尔逊与英国歌手阿黛尔合作创作了她的热门歌曲《像你这样的人》（Someone Like You）。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女孩与性》以及《灰姑娘吃了我的女儿》的作者佩格·奥伦斯坦，以及环保主义记者、2007年《时代》杂志最佳非小说类图书《没有我们的世界》的作者艾伦·韦斯曼，他们也都是圣路易斯公园高中的毕业生。还有豪特曼家族：皮特·豪特曼的书《无神论者》获得了2004年青年文学国家图书奖；乔·豪特曼、詹姆斯·豪特曼和罗伯特·豪特曼是全国著名的野生动物艺术家，他们赢得了10次联邦鸭子邮票设计大赛，并启发了科恩兄弟的电影《冰血暴》中的鸭子邮戳的小情节。科恩兄弟和豪特曼家是儿时的朋友。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就在紧邻圣路易斯公园市的霍普金斯市长大，但他上了圣路易斯公园“塔木德律法希伯来语学校”（和我同班）。奥普拉最喜爱的装潢设计师奈特·贝克斯也是圣路易斯公园希伯来语学校的毕业生。
我们所有人，还有许许多多从这个小镇获得动力的人，或是在圣路易斯公园长大，或在大约相同的15年间念完了这里的公立学校或希伯来语学校。科恩兄弟2009年的电影《严肃的男人》就是以1967年左右的圣路易斯公园和我们的希伯来语学校为背景。科恩兄弟在他们年轻时，经常在距离我家几英里的明尼苏达林荫大道上的迈克·佐斯药店闲逛。如果你仔细观看他们的经典电影《老无所依》，就会看到，在墨西哥边境那边有一家“迈克·佐斯药店”。由贾维尔·巴尔登扮演的影片主角奇哥在炸毁一辆停放的汽车后，走进这家药店窃取药物。这个细节是科恩兄弟电影中许多致敬片段之一，向我们的故乡和不太可能在那里存在的犹太社区致敬。那些人定居在这片寒冷的中西部平原，并称自己是“冰冻的上帝选民”。
到目前为止，我不确定我们中的任何人知道是什么释放出了这些人的能量。但在我看来，它与多元主义有关，与一次融合有关，新一代美国犹太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明尼阿波利斯犹太聚居区解放出来，并与一群进步主义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一起被扔到了一个小郊区城镇。如果以色列和芬兰有个孩子，那个孩子就是圣路易斯公园。
在离开政府后，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和我一起在明尼阿波利斯举办了一场晚餐活动，我们邀请科恩兄弟、弗兰肯和奥恩斯坦为活动用书信的方式解释，他们认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圣路易斯公园发生了什么。1999年12月5日，《明尼苏达州明星论坛报》发表了这些信件。其中一些内容摘录如下：
尊敬的副总统先生：
我很荣幸给你写这封信，并由你在介绍我的朋友汤姆·弗里德曼时大声朗读出来。我理解这样可以使你免去自己执笔写点什么，并且给你留出更多的时间来处理你的律所的大量工作……人们听说我们五个人成长于同一个郊区小镇，他们都很震惊。“那里的水里有什么？”他们有时开玩笑道。但是这不是个玩笑。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圣路易斯公园的植物含有木馏油，生产木馏油的工厂将大量的有毒化学品排入我们的地下水中。研究表明，摄入大量的木馏油可以导致两件事：增加智商和创造力，和（或）前列腺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汤姆坚持我们都要定期做前列腺检查，也是为什么诺姆、汤姆和我在看科恩兄弟的电影之前都不会喝大杯的健怡可乐。
午餐愉快（晚餐？）
艾尔·弗兰肯
——
收件人：沃尔特·蒙代尔
来自：诺姆·奥恩斯坦
主题：圣路易斯公园
我不了解艾尔·弗兰肯、汤姆·弗里德曼或者科恩兄弟是怎么长大的（虽然我的妹妹曾经和汤姆约会过一次）。他们比我年轻几岁……我们相互联系在一起，依靠的不仅仅是相似的背景和经历，还有我们对于政治和政府的热爱。我们全都感受到了这之间的联系。圣路易斯公园，或者更笼统地说是明尼苏达州，为我们创造了这层联系。坦率地说，我把它的大部分归因于你和你的同时代人。我们都是汉弗莱、蒙代尔、弗雷泽和弗里曼时代的孩子——
在那个时代，明尼苏达的政治家们大大高于平均水平，他们渴望为弱势群体和世界稳定做一些事情……你和你的同伴被选中，不是因为你们长得不好看，不是因为你们是呆板乏味的电视主持人，而是因为你们的想法和激情。因为汉弗莱、蒙代尔、弗雷泽和弗里曼的关系，我们感到明尼苏达很特别，所以我们也必须很特别。当然，木馏油也是如此。
诺姆·奥恩斯坦
——
亲爱的汤姆，
有一件奇怪事经常被人们拿来评论，在世纪之交，在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善良庇护下的匈牙利，有一个小的、不起眼的地区，培育出了几个物理和数学领域的参天巨人，其中有爱德华·泰勒、乔治·德海韦西、尤金·维格纳、利奥·西拉德、约翰·冯·诺伊曼。这个群体的所有人都出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其中有很多人成了诺贝尔奖得主。流散海外的犹太人把他们称作“火星来客”，因为他们来历不明，并且带着一口浓浓的芬兰-乌尔戈语口音。在喀尔巴阡山脉的这个偏僻的角落，究竟是哪里来的火种点燃了这样一场天才的森林大火？没人知道。许多年以后，在偏僻且不起眼的明尼苏达州圣路易斯公园的犹太中产阶级里也产生了一群人，他们也是犹太移民，克服了滑稽的口音并取得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成功。他们的异教徒守护神不是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而是唐·弗雷泽、休伯特·汉弗莱以及沃尔特·蒙代尔。是什么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创造了智力的百花齐放？为什么圣路易斯公园被人们称为花城？因为每个角落都有“花朵绽放”？是巧合吗？我们不这么认为……也许圣路易斯公园不太容易解释，就像宇宙本身一样。但是，和宇宙不同，它的旁边就是霍普金斯市。也许当地的评论家乔治·莱斯或艾尔·奥斯汀可以解释清楚——或者，如果他们解释不清楚，“圆形车库”罗德尼叔叔也许可以。但是他们已经离我们而去。也许你可以，汤姆，你已经解释了那么多的东西，可以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件事上了。
我们祝你们一切顺利！
乔尔·科恩，伊森·科恩
在这些信件的字里行间，不仅包含我们对这个被称之为家的地方的深厚感情，还有对这个发轫于文化混合之中的社区的由衷赞赏。这个社区的出现并不是偶然——我们有幸拥有杰出的地方和州领导人，以及校长和家长。他们一次又一次做出决定，要建立包容性。他们为了这些价值观而与根深蒂固的对立面进行斗争。多元主义不仅仅因为不同的人被驱赶到了一起就会发生。像这个时期美国的其他社区一样，这里的地方领导也有他们的盲点——犹太人受到欢迎或至少被容忍，但黑人并没有获得这种待遇；有些人接受得比其他人慢，但是渐渐地，他们建立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社区，欢迎那些被那个时代认为是不合适的人、不同的想法，以及带有有趣口音的不同的人。
冰冻的上帝选民
让我们从我开始的地方讲起：所有这些犹太人怎么走到明尼苏达州的大草原，然后又聚集在这个看似不可能的圣路易斯公园小镇的呢？要知道这里最大的产业是一家木馏油提炼厂。明尼苏达看起来并不是犹太人定居最顺其自然的选择。在科恩兄弟的电影《严肃的男人》的新闻宣传素材中，伊森·科恩2009年9月25日在《明尼苏达邮报》网站上评论道：“对我们来说，在平坦的中西部平原上有一些犹太人，这是个有趣的景观，你知道吗？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电影的开头引入那个小故事（一个犹太人小村庄的场景），某种意义上说是用来设定叙事框架。你看到一个犹太人的村落，你会说：‘是的，一个犹太人的村落。’然后你再看看明尼苏达州的大草原，你可能会想，‘他们在那里做什么？’这一幕似乎很奇怪。”乔尔·科恩补充道：“梅尔·布鲁克斯曾经唱过一首歌，歌名叫《太空中的犹太人》，我想就是这种感觉。”
他们定居的地方原本不是圣路易斯公园，而是北明尼阿波利斯的内城。在1880年至20世纪初，许多犹太移民，包括我们的祖父母，来此地扎根。事实上，那里才是我出生的地方，还有我的父亲哈罗德·弗里德曼和母亲玛格丽特·弗里德曼。我的父母就读于北明尼阿波利斯高中，这所高中有很多黑人和犹太人。在合众国际新闻社和纽约时报的前任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是这个犹太社区的一分子。他1925年毕业于北明尼阿波利斯高中，比我的父母要早几年。
我的姥爷是废品商人。我的爷爷是摄影师。在大萧条时期，他们的生意都垮掉了。我的爸爸是主业为销售球型轴承的联合轴承公司的副总裁。这家公司是他的朋友开的。我的母亲是个家庭主妇和兼职簿记员。我出生时，我们住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北詹姆斯大街的一座两层楼的公寓里，和我小姨一家人住一起。他们家拥有一间雪茄店，名叫“伯特烟馆”，店里还有个小餐厅。我的姨父和他的合伙人在前台做早餐和午餐，在后台他们还开设了一个小小的赌博场所补贴收入。
在明尼阿波利斯曾经有一个相当活跃的犹太人黑手党，其势力在禁酒令时期达到鼎盛，党的首领是臭名昭著的伊沙多·布鲁门菲尔德，当地人都称他为“基德·卡恩”。我的父亲没有参加这个黑手党，但他与其中许多人物一起长大。他偶尔会告诉我他们的故事。事实上，我最早的童年记忆之一就是我爸爸告诉我，他的一个朋友被判处监禁。这对一个小男孩来说是相当震惊的。我想不到我父亲认识的人居然会进监狱。我问我父亲：为什么？于是，我听到了有生以来最委婉的一句表达，以至于这么多年来这句话一直记在我的脑海之中——我父亲告诉我，他的朋友被判处监禁，是因为“他在商店还没有开门之前就去购物了”。
破门而入从来没有被描述得如此柔和。
最大的少数群体——犹太人和黑人——定居在北明尼阿波利斯，“因为在那个住房种族歧视蔚然成风的年代，这里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愿意对他们出租房屋的地方。”瑞秋·奎德瑙在2013年6月2日刊登在城市空间网站上的一篇题为《北明尼阿波利斯犹太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简史》的文章中写道：
来自俄罗斯和东欧的犹太人在20世纪初大移民时期迁到了城市的北边。1910年，他们建立了一个希伯来语学校——塔木德律法学校。这个学校至今仍然非常知名。当时除了提供教育之外，它还提供社会服务。犹太人也纷纷开始在这个地区经营起生意。而非洲裔美国人在此之前就在北明尼阿波利斯建立了家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的人口开始大幅增长……
犹太人和非裔美国人是北明尼阿波利斯的公共住房项目——萨姆纳田地家园项目——的很大一部分居民。这个项目是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建造的。当时的公共住房项目是种族隔离的。但是根据过去对住户的采访（这和我父母告诉我的故事基本一样）……来自不同背景的儿童们一起玩耍，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混在了一起。
对于居住在明尼阿波利斯、生活稳定的祖父母和父母那一代人来说，最大的社会问题不是与黑人的关系，而是与反犹太人的白人的关系。凯雷·麦克威廉姆斯于1946年9月在《共同立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明尼阿波利斯：好奇的双胞胎》的文章。圣路易斯公园历史学会网站援引了这篇文章。麦克威廉姆斯宣称：“明尼阿波利斯是美国反犹运动的大本营。在明尼阿波利斯几乎各个社会阶层中，一道‘铁幕’把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分隔开。”虽然只占4%的人口，但犹太人被“公开地和断然地被排除在各种组织之外，如私人的乡村俱乐部、扶轮社、狮子会和吉瓦尼斯少年同济会以及诸如国际英语演讲会等团体。犹太人甚至被禁止参加美国汽车俱乐部的明尼阿波利斯分会”。我记得我的父母告诉我，有段时间他们都不能加入美国汽车协会。“1948年，犹太医生因为无法使用明尼阿波利斯的医疗设施而开设了他们自己的医院——西奈山医院。”我就出生在那里。这篇文章还指出，犹太人被禁止加入由犹太组织者在纽约发起的工会的地方分会，而且“明尼通卡湖夏季度假村的广告上写着他们只服务‘非犹太人’。蒙哥马利等百货公司拒绝面试犹太人的求职者。许多街区都是‘限制入内’，禁止犹太人、黑人甚至天主教徒和意大利人进入”。犹太教师数量很少。根据麦克威廉姆斯所述，歧视在“明尼阿波利斯比在圣保罗更明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犹太人终于得到了机会，离开明尼阿波利斯北部的城市核心区，大量迁徙到圣路易斯公园。正如奎德瑙所说：“在他们或他们的父母移民到美国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阶级和财力上都有所上升，这使他们能够更加自由地选择他们的住房，并在住房市场上得到更多公平对待的机会。”
但搬到郊区并不是那么容易。许多邻近明尼阿波利斯西郊的小镇并没有规划那么多的简易屋，有的只有大面积的农场，或者历史上就有拒绝将房屋卖给黑人或“希伯来人”的传统。但是，圣路易斯公园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规划了40英尺见方的小地块，历史学会的珍妮·安德森解释道。“由于某种原因，这里社区的早期开发商和工厂所有者具有一种朝前看的思维模式。”她告诉我。因此，有很多可居住的房屋库存，房地产开发商“完全乐意卖给犹太人”。这与当时其他的一些郊区小镇，如黄金河谷或埃迪纳完全相反。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围绕明尼阿波利斯发展起来的郊区小镇，安德森说道：“除了圣路易斯公园，我没有看到任何其他地方举着牌子欢迎明尼阿波利斯不受待见的犹太人。”
我的父母，还有几乎我所有犹太朋友们的父母都是那个伟大的20世纪50年代的出逃一代。1956年，我3岁时，我的父母把所有家当装进我们的别克车，加入了向西的犹太移民潮，从北明尼阿波利斯迁移至相距7英里远的圣路易斯公园。我们住在一幢有三间卧室的铝板制简易房里——我有两个姐姐：雪莱和简。和其他住在西23街上的人一样，我们都去当地的公立小学、初中和高中念书，12年间我们同班同学几乎没有变化。我们的房子一共花了我的父母14500美元。
这个小镇看起来和所有周围城镇一样，也没有被隔离墙或护城河分开，很难相信它能够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自由主义文化。但它确实做到了。安德森评论道：“从一开始，圣路易斯公园就对陌生人、怪人、酒吧和调酒师持一种欢迎的态度。”虽然其他的郊区小镇拒绝了酒吧和加油站，但是“圣路易斯公园不会说‘不’。当然，作为这种‘进步主义’态度的一部分，小镇也欢迎那些肮脏的工业，给我们带来了加工铅、锂、混凝土和木馏油的工厂。但这些产业提供了工作机会”。
我的家庭和信仰所在的社区，是我日后成长过程中许许多多相互支持的、同心圆式的社区中的第一道。我父亲的兄弟就住在距离我们家200多米远的公寓里；我母亲的妹妹和妹夫住在与我们家隔了三座房屋的地方。我们的大家庭一起庆祝每个犹太和非犹太节日，我们的妈妈们轮流制作逾越节的犹太无酵饼和感恩节的火鸡。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强烈地意识到，我们这代人是我父母的时代和我女儿的时代之间过渡性的一代人。我的父母那一代总是认为生活就是个手提箱，箱子的底部还不太牢固，所以你永远都不应该过得太舒服；而对于我的女儿那一代，反犹主义是他们在历史书里才能学到的东西。我们的祖父母一代大多数是为逃避犹太人大屠杀而从欧洲各地迁来的移民。我们的父母们则出生于大萧条时期，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他们即使在圣路易斯公园找到了自己的“黄金国度”，也总是很警惕。他们在美国和明尼苏达安了家，但是这个家让他们神经紧绷。他们总是担心日子好得令人感觉不真实。他们曾经看到过大屠杀，曾经经历过大萧条的谷底。他们知道恶魔总是潜伏在表象下面。对他们而言，犹太人被接受以及以色列复国似乎是个惊人的异象——而不是自然应有的特征。
这种感觉体现在很多不起眼的生活方式上，并牢牢地印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脑海之中。我童年时的朋友霍华德·卡普曾经这样谈起他在明尼苏达的犹太祖母：“一只鸡对于我的祖母来说，就和一头水牛对于印第安苏族人一样——没有哪个部分是没有用的，包括脖子和屁股。我们曾经问道：‘奶奶，我们这是吃什么？’”霍华德的祖母从来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能够买得起一只鸡，所以她知道最好把这只鸡的一切都用上。
我在这里成长的大部分时间里，明尼阿波利斯地区的高尔夫俱乐部都不接受犹太人。我们有自己的犹太高尔夫俱乐部：布鲁克维尔。它也成了犹太社区里的另一个社区：会员们每年夏天都上演自己创作的戏剧；他们定期举办夏季星期日晚宴和猜字游戏，组建了一支游泳队，举办家庭才艺大赛，还成立了扑克俱乐部，每周的所有奖金都会进入奖金池，当总奖金额足够大的时候，丈夫们就会带他们的妻子去阿卡普尔科旅游。布鲁克维尔是我们生活中真正的锚之地，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冬季，高尔夫球俱乐部每个星期天早上会组织一场保龄球联赛，每个球员使用保龄球让分体系与其他球员相互下注。作为小男孩，我总是陪我的父亲一起去参加保龄球星期日，观看他比赛并为他加油。借用哈佛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的说法，在那些日子里，在我所在的圣路易斯公园社区，没有人“独自玩保龄球”。
在布鲁克维尔，我从小给我的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当球童，并从5岁开始学习打高尔夫球。我今天一些最好的朋友仍然是我当时的玩伴和球童伙伴。而且，我当球童服务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拥有自己的小生意，从他们在高尔夫球场上的闲谈，我也接触到了商业世界，并由此产生了对企业家和风险承担者的尊重。我会无意中听到他们谈论他们的交易、他们的成功、热门的股票，当然还有损失。我第一次接触破产的概念就是在高尔夫球场上。有一个人是我们俱乐部的会员，有一天我的父亲告诉我他不得不退出，因为他“破产”了。我不知道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我可以看得出他没钱了，没有高尔夫球了，因此离开了俱乐部。我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父亲的身上。当球童教会了你许多事情，但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洞察人的性格的机会。我们这些小球童都知道谁作弊了。我们都知道谁是诚信正直的。我们都知道谁会因为一杆坏球责怪他们的球童。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正如伟大的业余球员吉米·邓恩在2011年9月8日《高尔夫文摘》上评论的那样，在打完九洞后，在食品店里，“有些人会给你买一瓶汽水。有些人会给你买一瓶汽水和一只热狗。只有一个罕见的家伙，他会给你买一瓶汽水和一个汉堡。你知道这些家伙都是谁，你知道的”。
我的父亲曾经在夏天下班回家后和我一起打高尔夫球——在用完晚餐后到太阳下山前打6～7个洞。去俱乐部的路上，我们会开车经过路易斯安那大道和12号高速公路的交叉口。每次开车经过，我父亲就会提醒我，在大萧条时期，他在距离这里不远的民间资源保护团的营地工作，当时他是个十几岁的毛头小伙。民间资源保护团是罗斯福政府1933年到1942年间设立的公共工程救济计划，为年轻的未婚男子提供就业，负责建造公共建筑和公园。我父亲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他在那里工作每天可以挣得1美元，大部分他都交给家里存了起来，只能买一块面包当饭吃，而且他至今“仍然可以感觉到那块干面包卡在喉咙里”。每当我们开车经过那个交叉路口时，我就会像每个自作聪明的少年那样说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仍然可以感觉到那块面包卡在你的喉咙里。”他从来没有忘记，我也没有忘记。幸运的是，我的女儿永远不会知道这种感觉。
布鲁克维尔最终搬迁了，在更西边的郊区小镇哈梅尔建了一片新球场，我的父亲是在那里去世的，他在打一个标准杆为5杆的第15洞时心脏病突发。当时我19岁。1973年我父亲去世后，有一次我在奥克里奇乡村俱乐部和我父亲的朋友一起打球，最早发家的一批犹太人都属于这个俱乐部。这是一个美丽的夏日，球场上的绿草和鲜花无处不在。我们一起在球场上走着，不知为何突然之间，我父亲的朋友把他的手搭在我的肩上，低声说道：“汤米，如果那些非犹太的异教徒知道我们有这么好的东西，他们一定会从我们这里拿走。”
我在高中时经历过幼稚版的反犹太主义——孩子们向犹太人扔硬币，就好像后者是低贱的乞丐一样会接住这些硬币。我对于这样的事情并非不谙世故，但他的话让我感到非常刺耳。这是我父母那一代的犹太人永远遵循的伦理——什么事情太好了反而不能成真。
如果圣路易斯公园的犹太社区有一颗跳动的心脏或一个最神圣的场所，这个地方并不是一座犹太教堂或犹太社区中心，它是林肯熟食店，大多数时候被简称为“德尔”，也是我的姨娘和姨夫开设的“大道熟食店”的竞争对手。为了让我的姐姐简能读完布林莫尔学院，我的母亲在林肯德尔当簿记员。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曾经在面包师的木桌上玩，有时帮着做犹太白面包。林肯熟食店是我父母的密友莫里·贝伦贝格和泰斯·贝伦贝格开的。莫里每天下午和晚上在餐厅的桌子上办公，接待顾客的同时照顾一下熟食的柜台。
贝伦贝格的孙女文迪·泽琳·罗森斯泰恩和基特·内勒正在撰写一本题为《林肯德尔的记忆和食谱》的历史书。他们在写作大纲中评论道：“无论是对犹太客人，还是非犹太客人，这里就是明尼阿波利斯版的‘欢乐酒店’，只不过在德尔，每个人真的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是什么使德尔如此受欢迎呢？罗森斯泰恩补充道：“因为这是明尼阿波利斯犹太社区真正的生活中心——这里是人们放学后或看电影前碰头的地方，是乘坐公共汽车去观看体育赛事前用简餐的地方，也是订婚的地方，或参加葬礼后纪念生活的地方。从毕业到商务会议，林肯德尔是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圣路易斯公园长大的人聚会的地方。”德尔还是整个圣路易斯公园社区至关重要的混合区，非犹太人可以在这里很舒服地吃到犹太食物，体验犹太文化。人们开车前来购买德尔的贝果面包圈。
我在这里要承认一件事——这也是我第一次坦白这件事——当我在与林克德尔竞争的大道熟食店工作时，我会每天开着我们的卡车到林肯德尔的面包房去取贝果面包圈，大道熟食店从林肯德尔批发进货。偶尔，我也会经受不住诱惑的味道——从卡车后部飘来的面包圈的香味实在难以抗拒。不止一次，我忍不住从卡车的后箱偷一个原味的贝果面包圈，趁热狼吞虎咽。我至今仍然记得它的味道。
我的父亲突然去世后，母亲不能负担我的大学学费。莫里和他的朋友杰克·加伯，即我爸爸的老板，还有我的姨娘和姨夫都出钱帮忙。莫里是这一切背后的推动力。当时我并没有去找他寻求帮助。有一天，他找到我说：“你负担不起这个。”他回去后就到处找钱。这给我上了一堂关于社区的一课，令我印象深刻：如果你在一个真正的社区里，不要，永远不要对需要帮助的人说：“如果你需要帮助就给我打电话。”如果你想帮助某人，直接去做就行。
我们的希伯来语学校是很严肃的。从三年级到七年级，周一到周四，我们下午3点左右走出公立小学的校门，直接登上希伯来语学校的校车，校车会把我们送到圣路易斯公园的塔木德律法学校。我们吃着巧克力饼干，喝着巧克力牛奶，上90分钟的希伯来语课，每周4个下午外加星期天的早上。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课后活动，直到我们13岁成人礼。几乎每个我所认识的在那里长大的犹太孩子都受过当地希伯来语学校的教育。它的活力最终吸引了更多来自北明尼阿波利斯的犹太人。
结果，到了20世纪60年代，约20%的圣路易斯公园居民和公立学校的学生都是犹太人。正如艾尔·弗兰肯在2009年7月20日对《纽约客》说：“还不完全是一个犹太人村落，但按明尼苏达标准，已经有了很多犹太人。”
圣犹太公园
美国多元主义文化的一次伟大的意外微型实验就这样开始了。
就好像美国的国父们又重新聚在一起说：“让我们做一些有趣的事。让我们实验一下合众为一，用‘许多人’能做出怎样的‘一个人’：让我们把那些新近从内城中释放出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代能量的激励的人聚在一起，把那些名叫戈德伯格、科恩和弗里德曼黑头发的第三代犹太人，与瑞典、挪威、芬兰和德裔的名为斯温森、安德森和比约恩森的金发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混在一起，让他们一夜之间聚在明尼苏达州一个很小的城镇，看看会发生什么！”难怪人们开始称它为“圣犹太公园”。科恩兄弟在《严肃的男人》中非常巧妙地捕获到了这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一场犹太教堂成人礼仪式的场景中，年长的老人举起摩西五经的律法卷轴，这是犹太人礼拜的传统，但经文卷中的重量对他来说太重了。律法卷轴从他手中滑落，他喊道：“耶稣基督呀！”
建立多元主义文化，把许多人融合成为一个人，这是伟大的美国传统，但它却不会自动或者轻而易举地发生。真正的多元主义从来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它不仅建立在对他人的宽容之上，还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几个世纪以来，这样的文化碰撞一直在美国不断发生着，有对“他者”的着迷和拒绝、吸引和排斥，以及相互理解的美好时分和误会彼此的痛苦时刻；有碎裂和分裂，联姻、离婚和再婚。在任何一周，我都能看到偏见的消失融化与重新再现。在同一时间，我们相互约会，互相轻视，彼此容忍，悄悄地嘲笑和拥抱。无论是年鉴、报纸、运动队还是学生会，我们都一起工作。尽管我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以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上帝祷告，但通过反复试错，我们建立起了一个社区，当然这一路也少不了那些刻骨铭心的痛。
根据圣路易斯公园历史学会的记载：“像往常一样，圣路易斯公园1949级高中毕业舞会将在布鲁明顿的汽车俱乐部举行。那里的经理禁止一名想要参加舞会的犹太学生进入。圣路易斯公园高中的校长哈罗德·伊斯特维特亲自告诉俱乐部，如果他的学生不受欢迎，那么毕业舞会将在别的地方举行。俱乐部妥协了，每个人都按计划去了舞会。”
我最早的记忆之一是在艾略特学校——我的小学——后面的沥青球场上打篮球。那时候我七、八岁。有个男孩子——他并不是犹太人——被我的邻居基思·罗伯茨——他也不是犹太人——揍了一顿，因为他违反了球场的规矩。那个被痛揍的男孩朝着基思喊道：“你这个肮脏的犹！”他有点大舌头。他是向基思表达他所知道的最难听的侮辱之词——“肮脏的犹太人”。基思嘲笑着对他说道：“我不是犹太人。”
我相信他们俩很快就忘了这件事，但是我没忘。当时，我知道这个孩子无法辨认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很明显他是在家里学会这句话，并把它拿来作为操场上全能的咒骂。
保罗·林尼1964年毕业于圣路易斯公园高中，后来成为一名当地的警察。他对我提起，在他长大的时候，与100号高速公路平行的托莱多大道被人们称为“加沙地带”。在这个地带以东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犹太人，以西的人口中则有很多非犹太人。
而对非洲裔美国人来说，他们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拥有自己的一片居住区。保罗·林尼的妹妹苏珊——她后来是美联社东非、西非和西班牙记者站的负责人——提醒我注意这一点。她回忆起发生在1962年夏天的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就在托莱多大道2716号他们的家里。她回忆道：
托莱多大道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不同的房子与人行道的距离是不一样的。有些离得很远，有些与人行道齐平，有些在还没有人行道的时候就建造了。但是，如同当时圣路易斯公园所有的临近社区一样，这些建筑都非常白。我们南边的邻居斯伯林斯一家是这附近的第一个犹太人家庭。曾经有人发起一项运动，要联合所有房主拒绝将房屋出售给犹太人。这些房子的主人都是超级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并不关心将房子卖给谁。街对面的邻居上门拜访我的母亲简，要求她签署请愿书。我的母亲下了逐客令，并对她说道：“这个街区终于开始变得有趣起来了。”
我的爸爸从小就是路德教徒，而我的母亲是非斯堪的纳维亚的圣公会教徒，他们后来都转向了公理教会，因为它更“自由”。他们终生都是民主党人。我的父亲对支持一个天主教徒当总统感到十分痛苦，如同很多新教徒一样，他担心“教皇有朝一日会入主白宫”……我们在餐桌旁边放着一套世界百科全书，用以解决任何可能出现的纠纷——主要是在我和爸爸之间。保罗和我曾经数次谈起，除了我父亲对教皇的恐惧——不久之后就消失了——以及对共和党的反对，我们都不记得在家有任何种族主义或让人无法容忍的话语，甚至就连学校里也没有。
苏珊于1960年毕业于圣路易斯公园高中，后来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通过她当时的男朋友，她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了来自圣保罗马卡莱斯特学院的一名非洲学生。她记得“他穿着风衣，头戴帽子，看起来像是法国犯罪电影中的某个角色”。在1962年夏天的一天，她邀请这个异国情调的非洲人和一些其他朋友来到她位于圣路易斯公园的家中——当时她的父母不在家。
一个邻居看到有黑人进了房间，便立刻给警察打电话。几天过后她的父亲叫她坐下来讲述事情的原委。苏珊将这段对话的回忆发给了我：
我的父亲在傍晚走进我的房间，十分犹豫，非常不自然。他是一位保守的瑞典人。
父亲：“嗯……你最近有……呃……黑人……访客吗？”
苏珊：“怎么了？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
父亲：“嗯……嗯……呃……我们不在家时，有人给警察打电话说有黑人进了我们家，然后警察给我打了电话。”
苏珊：“什么？他是谁？谁打的电话？”
父亲：“呃……嗯……他们不说……”
苏珊：“好吧，这是你们不在时所有来到家里的‘男人’：弗莱德、科菲、大卫，等等……”
父亲：“等等，谁是科菲？”
苏珊：“他是加纳人，来自非洲的……”
父亲：“非洲，所以他是黑人？”
苏珊：“我想是的……”
过了一会儿，妈妈说：“我们邀请他们所有人来吃晚饭吧！”
于是，在196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马卡莱斯特学院的学生科菲·安南和他的几个朋友开着一辆番茄色的史蒂倍克车返回圣路易斯公园。是的，就是那个科菲·安南，后来成为加纳的外交官，接着出任联合国的第七任秘书长。当时他正拿着福特基金奖学金在马卡莱斯特学院攻读经济学学位。
“许多人正在户外修剪他们门前的草坪。”苏珊回忆道，“科菲带领着大家。我的父母出去迎接他们，并且握了手。所有人都进了屋，围坐在一起吃玉米棒。2013年4月7日，我妈妈去世，享年100岁。我问科菲是否要为她的葬礼准备说些什么，他很快就答应了。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在2007年和2008年选举后的暴力事件发生后，我们在内罗毕见了一面。他总是会问起我的母亲，尽管在那之后他们再没有见过面。”
54年后，我询问科菲·安南是否还记得那次事件，他说他还记得每个生动的细节。
“我当时还是一名年轻的学生，我们一群人——一个印尼人，一个印度人，还有一些其他人，我们在马卡莱斯特学院经常一起出去玩耍。”安南说道，“总体来说，明尼苏达州的人非常好，而且热情好客。我的妻子来自瑞典，她说明尼苏达州的瑞典移民将我赐给了她！”对于苏珊的母亲，安南补充道：“她有很多宝贵的品质，她有这样一种态度：‘如果要别人来告诉我，谁可以来我家或我可以招待谁，我会感到非常讨厌。’”来自非洲、印度或印度尼西亚这些新近独立国家的外国学生对这些种族主义的做法——邻居因为看到黑人走进房子就会给警察打电话——感到一丝震惊。安南说道：“在一个加纳的年轻人看来，他的国家几年前刚刚独立，他为其祖国而感到自豪，因此你需要花一些时间来理解这类事情。在我们所在的文化中，我们都是主流，因此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我有时听到社会上有人说‘我们没有种族歧视’，我确信他们没有，直到他们歧视了某个人。”因此，安南说道：“你应该尊重那些敢于站出来反对歧视的人，尊重他们的勇气，他们得到了你的尊重，你们之间的纽带与友谊也随之加深，这就是苏珊和她的家人给我的感受。这仍然令人感到难以置信，因为有一些人会做出不同的反应——而一些人也确实这么做了。”总之，回顾他在圣路易斯公园和明尼苏达的经历，安南总结道：“那是一个社区，我们这些从外面进入这里的人能够体会到。”
科菲·安南是苏珊的哥哥保罗·林尼见到的第二个黑人。那是在1962年。他回忆道：
我当时在明尼苏达大道5125号的得克萨斯公司诺姆加油站做加油工。一辆脏兮兮的堪萨斯州牌照的1962年款雪佛兰贝莱赫汽车开进加油站，要加一箱“火焰队长”等级的汽油。我用小扫帚打扫副驾驶座时，坐在驾驶员位置上的那个相当高大的黑人问我镇上是否有宠物医院。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和黑人说话。我告诉他，菲奇的宠物医院就在“消遣空间”门店的后面。不久之后，我听说他从菲奇博士那里买下了宠物医院，开始自己经营，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这个人就是罗伯特·刘易斯博士，他是一名兽医，后来竞选并担任圣路易斯公园学校的董事，之后，又成为第一个当选明尼苏达州州议会参议员的非洲裔美国人。他同时也是第一个在双城学校董事会任职的非洲裔美国人，还是圣路易斯公园人际关系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后来成了得克萨斯公司诺姆加油站的常客。我想我可能是他在圣路易斯公园遇到的第一个人，而他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黑人。”林尼说。
林尼回忆道，得克萨斯公司诺姆加油站是旨在促进各种宗教信仰的人们合作和谅解，培育泛宗教主义精神最不同寻常的温床：
公司的所有者诺姆·瓦伦斯基是个怪人。在圣路易斯公园这里，我所知道的大多数犹太人都是职业人士或者生意人，他们不会“弄脏他们的手”。但是诺姆不同……诺姆雇佣了我和其他不到10个非犹太青少年和稍微年长一些的“机械发烧友”做加油站的服务员兼机械师。他的公司可能是圣路易斯公园唯一的犹太人开的加油站。因此，大多数犹太人喜欢来这里修车、加油，在寒冷的冬天清晨会打电话来寻求帮助，给他们的车借电瓶启动一下。每个圣诞节前几天，诺姆和“他的孩子们”会把两层的车库打扫得干干净净、焕然一新，然后在修车的升降台上铺上桌布，购买一些上等的假日小食以及几瓶好喝的东西，为所有顾客和员工举办一次节日庆典。我永远记得每年与所有成功的犹太医生、牙医和律师一同高呼节日快乐的情景。
40年后，听听非犹太人说一说他们眼中的圣路易斯公园以及这些涌入的犹太人，对我来说非常有趣。简·普拉特·哈格斯特罗姆是圣路易斯公园1978级的学生。她在维斯特伍德山社区长大，那里是圣路易斯公园新开发的地区之一，房子大一些。她回忆道：“我们家在1960年搬到那里。我还记得房地产经纪人告诉我的父母，‘这附近不会有任何犹太人’。我的父母来自南达科他州和爱荷华州，他们听成了‘这附近不会有树’。无论如何，在几年的时间里，这里就成为犹太人占多数的社区。我的父母喜欢开玩笑说我变成了犹太人，因为我一直在说犹太人的口头禅‘Oy’……但是，我记得上大学后会遇到一些偏执的人。人们会问：‘你来自圣犹太公园吗？’”
然而，歧视并非总是单向的。我的一个非犹太人的朋友回忆道，他们曾经听到一个犹太朋友的祖母警告他，坚决不能和“shiksa”结婚。这是犹太意第绪语里外邦女孩的意思。让我总是感到很惊讶的是，这些你在小时候听到并且并不能完全理解的部落私语，数十年后仍然会被外人牢牢记住。
是的，我们犹太人有时也会让人感到非常恼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家当地的电视台赞助了一个名为“测验碗”的节目，由当地聪明的高中生组成的团队在节目上相互竞赛，回答数学、科学、文学和历史问题。这是本地版本的“通用电器学院碗”超级竞赛，当时在州内也算是件大事。我的高阶历史课程老师玛乔丽·宾汉姆是圣路易斯公园队的长期教练。她告诉了我这个故事：
我们表现得很好，但是需要和圣托马斯军事学院队一决高下，而他们一直是当地的冠军。所有团队在每场比赛之前都会相互认识熟悉。但是，在我们比赛之前，圣托马斯队的顾问——他是个牧师——将他的团队围成一圈并带领队员们进行祷告。我们的团队主要是犹太人，等圣托马斯队完成他们的祷告仪式，圣路易斯公园队自发地围成一圈，开始吟诵一些东西——我不记得具体是什么了，也许是英国超现实主义戏剧团体蒙提·派森的某个桥段。我制止了这一幕。那个牧师瞪着我，像在说：“你不能管管你的学生吗？”但是老实说，我真心觉得就该这样对待圣托马斯队，而且我并没有道歉。我们赢了。你永远不知道圣路易斯公园的学生们会想出什么。
玛格丽特·斯特罗贝尔出生在北达科他州，但是她的家人在20世纪50年代搬到了圣路易斯公园，她在那里读中学并且作为1964级学生从圣路易斯公园中学毕业，比我的姐姐早一些。她后来成为伊利诺伊大学妇女研究项目的主任，还是六本关于女权主义、种族和非洲历史书籍的作者或编辑。她同时还是简·亚当斯·霍尔豪斯博物馆的负责人。她回忆道：
我知道，和学校里的许多犹太孩子在一起成长的经历影响了我。当时距离犹太人大屠杀结束也不是很久。我所在的长老会青年团体与一个保守犹太青年团体共度了一个周末夜晚，我们学习了霍拉舞。我仍然记得是这个犹太青年团体带着我去圣路易斯公园，挨家挨户地敲门为民权运动筹款。虽然具体时间我不能确定，但现在看来那一定是1964年“自由之夏”民权运动的一部分。我记得敲开一扇门，一位女士说道：“我们应该让他们在那里就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这是我人生中遇到的一个种族问题时刻，至今仍然如鲠在喉。
斯特罗贝尔提醒我，我们学校也有一些日本裔美国人，他们的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拘禁在俘虏收容所。“我第一次成为房间里唯一一个白人的经历就是，我的朋友黛安娜·清水邀请我去她所在的日本裔美国青年团体。”斯特罗贝尔回忆道，“我记得她告诉我，她的父母从战俘收容所搬到圣路易斯公园时，在想要购买房子的街区里兜了一圈，挨家挨户询问邻居是否介意他们搬到这里。我对此感到非常愤慨。”要论学习多元主义文化，没有比在“别人家”上餐桌更好的方式了。“体验式学习非常重要。”斯特罗贝尔说道：
我在戴安娜的家吃饭时，他们在桌子上放了酱油。我当时想：“在桌子上放酱油，这是干什么用的？”我的家人从来不出去吃饭……我还记得在星期五晚上去朱迪·赖特的家里吃饭，他们会有安息日的晚餐，在我印象中非常奢华。我记得她妈妈把一张餐巾放在她的头上，点燃蜡烛并且祷告。我确信这些事情有助于我学习如何与他人共处。这些环境不会滋生任何的敌意，你是作为访客被邀请到他们家的。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
黛布拉·斯通是非洲裔美国人，比我大1岁。她的弟弟梅尔文和我同班。2012年6月22日，她接受了杰夫·诺曼的采访，主题是诺曼的文章《选定之地：北明尼阿波利斯的犹太人向圣路易斯公园的迁移，1945—1970年》。斯通的家人像犹太人一样从北明尼阿波利斯搬到圣路易斯公园。她栩栩如生地说起她在多元主义方面的经历故事。
斯通说，她的家人在1963年从北明尼阿波利斯搬到南爱达荷大道1637号，离我长大的地方不远。她和她的弟弟和我在同一所小学——艾略特学校。诺曼问她，为什么她的家人最终会选择落脚在圣路易斯公园，而不是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其他地方。
“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东北部找了找。”斯通说道。“但由于住房歧视和种族主义，他们说搬到圣路易斯公园会更容易些。”她说道，“在明尼阿波利斯东北部，房地产经纪人甚至不带我父母看房子……他们放弃了那个房地产经纪人，然后又找了一个经纪人，他带着他们看了圣路易斯公园的房子。第二个经纪人是个犹太人……我理解，我们是那个社区里的第一个非洲裔家庭……当时圣路易斯公园还没有其他非洲裔美国人居住。我们可以沿着雪松湖路散步，可以在圣路易斯公园四处游玩，可以去诺尔伍德购物中心购物。除了一些皮肤很黑，看起来像西班牙裔的犹太人外，我们不会看到其他黑色的脸庞，这里只有我们一个黑人家庭……直到我八年级的时候，另一个非洲裔美国家庭才搬到了这个社区。”
“邻居们的反应是什么？”诺曼问道。
“我的父母有很强的防护意识。”斯通说道，“我听到有人来敲门，说道：‘你们是刚搬进来的非洲裔美国家庭吗？’我父亲说：‘是的。’他说：‘你们考虑搬走吗？’我父亲说：‘不。’然后他们交谈了一会儿。我母亲告诉我：‘你父亲说：‘如果你还不离开这里，我就要开枪了！’……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在他们的院子里玩耍，在他们家里玩洋娃娃——就是这样。犹太和非犹太家庭。”
你曾经参加过犹太男孩或女孩的成人礼仪式吗？
“是的，我参加过。”斯通说道，“我有个犹太人好朋友帕姆·拉斯。我去参加了她儿子以及女儿的成人礼仪式。她在罗宾斯代尔长大。我和她后来才成为朋友。当时我们在以色列教堂，我参加孩子们的成人礼和之后的聚会。帕姆是个很随和的人。这个活动办得非常好——祖父母、亲戚和朋友，非犹太人和犹太人。这是场非常感人的仪式，我可以感觉和理解为什么孩子们要经历这个过程。”
“归根结底，成为班级里唯一的非洲裔美国人是什么感觉？”诺曼问斯通。
“我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斯通说道，“每当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的母亲都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有一次，有人做了一张‘黑人奶妈’形象的海报，贴在学校的展示柜里十分抢眼。我忘记了海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我记得一些孩子在窃笑，诸如此类。我回家后对母亲说：‘有张这样的海报。’然后她说，这张海报非常不合适。于是她去找了校长，这张海报第二天就不见了……”
斯通回忆起中学时她曾经当选啦啦队的队长，并连续几年都是学生会的成员。她说：“是的，这段经历很好。没有任何种族热点事件或任何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去上学，可能有几个孩子会叫我们‘黑鬼’，然后我们痛揍他们一顿，就是这样。”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忆过去这一切，她总结道：作为在全是白人和犹太人社区长大的非洲裔孩子，多亏了我家庭的支持，我在圣路易斯公园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好的经历。我在许多方面受益于它……我能够上大学，环游世界，做很多很多我的非洲裔美国女同胞无法做到的事情。”
正因为黑人的数量如此之少，“我们犹太人认为，我们就是当地的少数人”。我的童年最亲密朋友之一弗雷德·阿斯特伦回忆道，他现在是旧金山州立大学犹太研究系主任。“当时有3个中国孩子，3个日本孩子，2个黑人，其他人都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犹太人。我们可以成为民权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遇见‘生活在另一边的人’”。
公共空间
我们对公共空间和机构的尊重和纪念，部分是源于圣路易斯公园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我们对它们的自豪感。这些公共空间既是信任、多元主义文化和社会资本的产物，同时也是推动它们发展的引擎。每个公共空间都是一台“搅拌机”，将来自不同经济、宗教和种族背景的人聚在一起。几乎每个我知道的人都念公立学校。事实上，在我小的时候，我一直以为私立学校只是为那些社交和情感有障碍的孩子准备的，把孩子送到那里去是对父母的一种惩罚。某些人会支付超出他们纳税层级的额外的钱，把孩子送到条件更加优越的私立学校。这种想法当时在我们的意识里还不存在。
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但是现在我们中的很多人意识到，这所公立学校究竟有多么好。
我在1968年9月进入圣路易斯公园高中，10年级时，我选修了我们当时的传奇人物、高中新闻学老师海蒂·斯泰恩伯格的新闻学课程。人们经常谈起那些改变他们人生的老师，而海蒂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在313教室上了她的新闻学入门课程，从此之后再也不需要、也再也没有上过另一门新闻学课程。这并不是因为我很优秀，而是由于她教得太好。在她去世后，我为她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我写道，海蒂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她相信生活中成功的秘诀就是把“最基本的事”做对了。她将新闻学中最基本的原理灌输给她的学生，不仅仅是如何报道一条新闻线索或者如何精确地转述一句引言，更重要的是，如何以一种专业化的方式来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并总是高质量地完成工作。直到今日，每当我外出采访忘记戴领带时，我都会想到海蒂在批评我。我曾经采访过一位我们校报的广告主管，那个人使用了一个骂人的四个字母的单词。我们辩论要不要在报道中用它，海蒂决定我们要这么做。当这个词出现在报纸上时，那个广告人几乎丢掉了他的工作。她希望借此告诉我们什么是“后果”。
海蒂是我遇到的最严厉的老师。你在10年级完成她的新闻学课程后，你会在她指导的校报《回声》上试一试笔。竞争非常激烈。11年级时，我没有达到她的写作标准，所以她让我做业务经理，向当地的披萨店卖报纸广告。尽管如此，那一年她还是让我写了一篇关于一位以色列将军的报道，他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成为英雄。当时，他来到明尼苏达大学做演讲。我报道了他的演讲内容并简短地采访了他。他的名字叫阿里尔·沙龙。这是我作为校报工作人员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报道。我当时并不知道15年后，我们的人生会在贝鲁特再次交集。
我们那些在校报和年鉴（也是由海蒂负责）工作的人住在她的教室里。我们在上课前和放学后都待在那里。当然，你必须明白一点，海蒂当时是个年近60岁的单身女性，那是20世纪60年代。她是“酷”这个词的极端对立面，但是我们把她的教室当作冰激凌商店，待着不走；把她看作美国著名DJ沃夫曼·杰克，围在她周围。当时我们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这种感觉，但我们喜欢她的高谈阔论，喜欢受她锤炼和教导。她是一个在不确定性时代头脑十分清晰的女人。她的高中报纸和年鉴每年都会赢得许多全国顶级奖项。在海蒂介绍给我的新闻学“最基本的事”之中，就有《纽约时报》。每天清晨它都会被送到313教室（比实际发行日期要晚一天）。而在此之前，我从未读过它。
除了海蒂，我还遇到了其他几位杰出的老师，我们至今还保持珍贵的友谊，尤其是我的英语老师米里亚姆·卡戈尔，还有我的美国历史高阶课老师玛乔丽·宾汉姆，她纵容我痴迷于肯尼迪暗杀阴谋论、以色列、六日战争以及中东问题之中。我很感兴趣他们对公立学校的高质量教学作何回忆。“我有钱去买任何我想要的书。”宾汉姆说道，“有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拨款，还可以参加全国性的会议。你从不会感觉到你被孤立在教室里。你感觉像站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能够与伊利诺伊或加利福尼亚的人们对话。如今一位老师会自己花400美元或500美元用来为学生提供课本，但当时不是这样。”圣路易斯公园的“老师在管理层的鼓励下变得更有创意”。
这也是教育部根据《高等教育法案》第四篇C部分拨款的时代，该项目允许个体教师通过他们所处的地区申请创立新的课程，而其他地区可以低价或免费购买这些课程的教学材料。例如，教我世界研究的老师李·史密斯和他的同事韦斯·博丹创立了一门世界宗教课程。这门课程部分是受到圣路易斯公园学生宗教背景多元化的激发，部分是因为1971—1972年圣路易斯公园学校董事会想要就当地学校里允许从事哪些宗教活动以及不允许从事哪些活动设置一些指导原则。后来，全美国的学校都使用了她们创设的课程。宾汉姆回忆道，1977年她和来自离圣路易斯公园不远的郊区小镇罗宾斯代尔的教师苏珊·格罗斯，凭借一项关于世界妇女的地区研究计划赢得了第四篇C部分项目的拨款。这项计划旨在向高中学生介绍女性史。最终她们编写的课程在全国范围内散发，印制的教科书超过10万册。
我第一次见到米里亚姆·卡戈尔是在高中高年级课上。她教授英国文学的文献检索课程，并且是我们文学杂志的顾问，也是这本杂志的创始人。她教我如何欣赏拜伦、雪莱、济慈和叶芝，以及其他优秀的小说和诗歌。这并不是个容易的任务。她记得我经常问她一些有关这些大诗人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不能直白地表达他们的意思呢？”卡戈尔来自明尼苏达州南部，她家在那里有个休闲农庄。她当时22岁，这是她的第一份教学工作。卡戈尔回忆道：“1967年我被圣路易斯公园中学聘用，签了一份年薪5600美元的合同。我告诉了我的父亲，他震惊地看着我，说道：‘你要好好工作，对得起每一分钱。’”
卡戈尔和我一直是朋友。回想起社区在设定价值观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卡戈尔沉思道：
我记得有个孩子抄袭了一首诗并投稿给高中文学艺术杂志《曼德拉》，我们发表了这首诗。当时并不知道它是抄袭所得，直到后来才发现。我们带这个孩子去见校长，他告诉那个学生：“你的所作所为是对这位老师的大不敬。”我知道无论什么情况校长都会支持我。如果我惩罚了他们的孩子，我不必担心他们的父母会打电话要取我的脑袋。整个社区都尊重这个体系和老师——即使父母认为老师错了。
当时圣路易斯公园街坊四邻的家门都没有上锁，今天依然如此。在我的朋友和我到达可以开车的年龄之前，我们都搭乘相同的公交车。我们10岁或12岁时都还没有拿到驾照，当时的周末福利就是“去市中心”。我们乘坐公交车从圣路易斯公园到明尼阿波利斯中心的亨内平大道，要花费10～15美分。我们会去代顿商场“购物”，但从来都是只看看橱窗。我们会买一些焦糖玉米，并在明尼阿波利斯最著名的中国餐馆“南京”吃午餐。然后我们会看场电影，再乘公交返回圣路易斯公园的家中。当时我们还只是孩子，但我们的父母似乎从来不担心我们在城市里自由自在地闲逛。除了学校，明尼阿波利斯另一个极好的公众“搅拌机”就是它的一连串湖泊。湖泊周围住着城市中一些最富有的家庭，但每个湖都配有步行道、自行车道和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共沙滩。从小到大，我会和母亲一起在那些湖边散步，在那里你会经常遇到你认识的人。
明尼苏达州所拥有的强大的社区精神也是严酷气候的副产物。零下的温度使得道路冻结，走在路上很容易打滑，水管被冻裂，积雪也必须清除。现在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弗雷德·阿斯特伦说，这些都“使合作成为必然，而不仅仅是一种美德。你可能不喜欢你的邻居，但你总是会帮他在早晨发动他的汽车，而他会在你跌倒在冰上时扶你站起来。你的老板会让你回家去处理冬季的紧急情况。结果就是，人们总是熟悉他们的邻居，而不像在湾区，很少有机会把邻居们聚在一起。在明尼苏达州，不合作的邻居是罕见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在某个寒冷的一天，他们会需要帮助。冬天总会来的……”。
我们的隔壁邻居鲍勃·邦德从家里的农场搬到这个新的郊外社区。每年冬天，他都会在他家后院用雪堆砌一个溜冰场，再在地面浇上水冻成冰。这里就是我学习滑冰和打冰球的地方。到了夏天，他会把后院的地犁一遍，精心种植玉米、胡萝卜、莴苣和西红柿，变成了一个美丽的花园。我的姐姐简趴在地上看着胡萝卜生长，并不停地纠缠鲍勃，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拔起一根来尝尝。我们家的房子在街道的尽头，后院与那些同一条街上房子的后院彼此相邻，之间没有任何围栏，成了一片天然的、长长的绿茵橄榄球场。4月份大部分积雪都融化了。这时我会拿出我的高尔夫球杆，在我家后院地势略微高处，用5号铁杆将球击出175码远，一路穿过六个邻居的后院到达街区的另一头，有时还会打到路尽头的开放区域。我从来没用球砸坏过任何人的窗户，也没有收到过邻居的抱怨。从那以后，我就一直用5号铁杆了！
街区尽头那个尚未开发的露天场地是我们玩耍的“前沿阵地”。我们在高高的灌木、杂草和树木之间玩捉迷藏。我们并不知道，这片区域将我们与美国锂公司的一座巨大工厂隔开。在为这本书的写作进行研究时，我从2006年11月1日的《双城商业报》刊登的一则故事中了解到：“从1942年到1960年，美国的两家公司，即美国合金公司和美国锂公司，为美国军队生产碳酸锂，主要用于电池和救生设备。这些碳酸锂在埃奇伍德大道尽头的一栋厂房里生产，就在圣路易斯公园雪松湖路的旁边（距离我们的房子仅有几个街区）。虽然公司是在履行爱国义务，但锂离子、燃料油和各种金属仍然源源不断地泄漏到土壤和地下水中。”约翰·迈耶三世在他的回忆录《不要告诉道格拉斯》中声称，美国合金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用这个工厂生产“轰炸广岛的原子弹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成分”。我的上帝啊！在那座工厂和几英里外的木馏油工厂之间长大，我和我的姐姐居然没有遭到辐射并在黑暗中发光，真是让人惊喜万分。（然而，我的姐姐简是一名乳腺癌患者。）在另一个方向的两个街区之外是一片更大的公共区域，夏天变成棒球室内场，而冬天则变成冰球场地。那里有一座木制地板的温暖小屋，我们在里面将靴子换成溜冰鞋，当温度骤降至大大低于零摄氏度时，我们还可以躲进去避寒。我至今仍然记得煤气取暖器散发的气味。城市提供灯光照明，你可以在任何一天下午、傍晚甚至晚上打一场冰球。马克·垂斯特曼是圣路易斯公园高中橄榄球队的四分卫，比我小3岁。他后来继续为明尼苏达大学打球。作为进攻协调员或四分卫大师，他先后指导了2个大学队和10个美国橄榄球大联盟球队，并于2013年到2014年达到职业生涯顶峰，成为芝加哥熊队的主教练。当时，在明尼苏达州成为中产阶级意味着，你可以得到你所想到的任何东西。周末的午夜过后，垂斯特曼和他的同伴们偶尔会租用都市体育中心的溜冰场，当地的国家冰球大联盟专业球队明尼苏达北极星队也在这里训练。他回忆道：“当时没有社交消息服务，没有手机，没有人有信用卡，也没有自动提款机。场地租金午夜过后是1小时150美元。回想起来，我们是怎么做到在星期六早上4点把20个人聚集到职业的冰球场的？东拼西凑一些现金，也没有教练。”
当时的中产阶级生活包括了多得多的“说走就走”的随性成分。和今天不一样，钱还没有完全统治公共空间。垂斯特曼告诉我：“记得有一天，妈妈突然说：‘我们看棒球赛吧。’当天双城队正在与红袜队进行比赛。我们前去观战，坐在第二层看台的第一排。雷吉·史密斯打了一个犯规的球，我妈妈站起身，伸手抓住了它。”
1970年，美国高尔夫公开锦标赛在明尼苏达州查斯卡的黑泽庭国家高尔夫俱乐部举行，距离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40分钟车程。我当时上高中11年级。夏天我定期在我的俱乐部——布鲁克维尔俱乐部当球童。明尼阿波利斯周围的大多数俱乐部获邀为美国公开赛推荐4个孩子当球童，我被我的俱乐部选中。当时，美国高尔夫球协会不允许职业高尔夫球手将职业球童带入公开赛，因为业余爱好者也会受邀参赛，带职业球童参赛会被视为偏袒专业运动员。比赛的前几周，我们所有当地的球童都聚集在黑泽庭，与职业球员领队唐·沃彦一起走一遍比赛路线18个洞，并填写他们给我们每个人发的数码笔记本，详细说明了从不同的树和陷阱到达绿色果岭的距离。接着，我们回到俱乐部的餐厅，房间正中间摆着一只大银碗，里面装有一些折起来的小纸片，上面印有每一位参赛运动员的名字。他们会叫你的名字，然后你走向这个大银碗，把手伸进去，从中挑选给哪位参赛运动员当球童。这就是平等主义吧！有些孩子挑选了杰克·尼克劳斯，也有人挑到了阿诺德·帕尔默，还有人挑到了最终的冠军托尼·杰克林，而我选到了伟大的波多黎各高尔夫球手奇奇·罗德里格斯。他在第一天过后并列第二，成功晋级之后的比赛，结果最终排名第26。后来他付给我175美元，并把他包里所有的球和手套都送给了我。这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今天17岁的孩子永远也不可能有这样的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