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引用查尔斯·达尔文的名言：不是强者生存，而是适者生存。然而，根据考证名言出处的网站“名言调查网”（QuoteInvestigator.com），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达尔文在他的经典著作《物种起源》中写过这句话，甚至没有记录可以证明他在其他场合说过这句话。“名言调查网”的研究显示，这句话源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一位商科教授利昂·麦金森于1963年在西南社会科学协会大会上发表的讲话。
据报道，麦金森是这么说的：
是的，改变是自然的基本法则。但是，这些改变对不同的个人及组织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根据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既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最强壮的，而是在自己所处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能够最好地调节并适应改变的。将这个概念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得以存活的文明，是那些能够随着所处的环境发生物理性、社会性、政治性、道德性及精神性改变，不断地自我调节和适应的。
感谢你，麦金森教授！
无论达尔文是否说过这些话，这段话都讲得太精彩了。套用上面的说法，能够流传下来的话，未必是那些最强的，但一定是最适合的！上面这段话非常契合我们当前所处的环境。在21世纪的第一个15年，我们经历了一个重要的技术转折点：互联互通变得更加迅速、简单、免费，并且无处不在，而复杂性变得更加快速、免费、简单。技术进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并与气候变化一起重塑我们的工作环境及地缘政治，促使我们反思对这两种变化的应对之策。然而，这还不够。在这个市场、大自然、摩尔定律加速变化的时代，我们还需要反思国内政治，一来为了使那些在工作场所或地缘政治中亟需的政策调整得以实施，二来也是为了营造一个能够增强我们韧性并使我们繁荣发展的社会。这将要求在政治上尝试一些截然不同的方法，而政治的重组现在似乎也正在进行。
在上一章中我提出，在这个加速的时代，一些弱势的国家将会分崩离析。而现在那些强大的国家似乎也正在发生政治上的内部分裂。它们的边境仍然是完整的，但是它们的政党开始出现裂痕。以现在的组织形式，它们无法协调一致以应对科技、全球化及环境领域同步发生的、相互联系的改变。在美国和欧洲，主要的政党仍然沉湎于过时的议题，这些议题是为了应对工业革命、新政、冷战、民权运动和早期的信息技术革命而提出的。这些政党目前的联盟方式和内部妥协的约定已经无法应对加速变化的时代。共和党内部已经产生了这样的裂痕，他们甚至拒绝承认气候变化的现实。伯尼·桑德斯成功地吸引了许许多多的民主党年轻人，这意味着民主党也出现了分裂。欧洲也经历着相同的情况。英国脱欧公投，在保守党及工党内部都产生了巨大的裂痕。来自无序世界的移民给欧洲各国的其他政党带来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和压力。
正如我之前指出的，自2007年后，美国和许多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国民感到他们被裹挟着快速进入未来。他们的工作环境、身边的社会习俗都在急剧变化，全球化带来了无数新人和新的观点。但是，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政府却因为官僚主义或政治僵局而陷入治理困境。没有人能告诉人们，当前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我们该如何应对。大多数政党关心的问题，以及它们提出的答案，都与这个加速时代完全无关。在这个空旷的政治空间里，民粹主义者站了出来并提出了简单的答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承诺会通过打倒“恶人”让一切回到正轨；而特朗普则承诺以一己之力抵抗改变的飓风，并让一切回归正常。在美国或者欧洲，中左翼和中右翼的人士都没有在加速时代进行彻底反思和具有政治创新的自信。
2016年5月16日，《纽约时报》报道了一则有关奥地利选举的新闻，文中有两则引述道出了工业化世界中许多选民的心声。一段话来自自由主义周刊《侧面》的一位专栏作家格奥尔格·霍夫曼-奥斯顿霍夫：“我们现在的处境是，人们已经不再能理解这个世界了，因为它变化得太快了。大规模移民涌入让人们觉得，政治家们已经失去了对边境的控制。这加剧了人们对社会已经失控的总体感受。”另一段话来自沃尔夫冈·佩特里奇，他是一名资深外交官，也是奥地利前中左翼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的首席助手：“社会的民主一直都是靠思想驱动的。然而，现在我们没有任何思想。”
这种政治真空发生在一个糟糕得不能再糟的时点。在这个时点，我们事实上正同时经历着三个领域的“气候”变化：科技的气候、全球化的气候以及真实的气候与环境。这三个领域都在同时加速。现在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所有的工业化民主大国都应该停下脚步，重新思考和构思全新的政治，找到我们在加速时代能够保持适应力和活力的办法。
这一章是我的一些个人反思。我要先从一张白纸开始。不要再问“保守派”或“自由派”意味着什么（说实在的，有谁在意这个呢？）。我们要问自己的是，如何才能让美国的国民和社区能够保持适应力和活力，让他们在这个历史转折点能够更好地抵御冲击、继续前行。这需要一种不同的政治方法，一个全新的政治议程，不同于今日美国任何一个政党的主张，我想这是必须要有的。
大自然的杀手级应用软件
在提出我的反思建议之前，首先，我们要找一位导师。我问自己：谁在应对环境变化方面最有经验，最能保持适应力，而且维持持久的繁荣？答案很清楚：有位女士拥有38亿年的经验。她就是我们的大自然母亲。
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政治导师。正如约翰·罗克斯特伦所说的，大自然没有生命，但它是一个覆盖了生物、地质和物理，运转良好的复杂系统。大自然由海洋、大气、森林、河流、土壤、植物和动物等组成。从生命迹象最早出现的那一刻起，大自然就开始了进化的旅程。在将近40亿年的时间里，大自然承受了各种各样的冲击、气候变化和意外事件，甚至还遭受了那么一两颗小行星的碰撞，总能够在最糟的时代中成功存活，在最好的时代繁荣兴盛。单凭这些独特的经历，就足以使大自然成为重要的导师。如今，大自然能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因为人类用双手、大脑、肌肉、电脑和机器创造了自己的复杂系统。这套复杂系统内部相互连通，相互依存，其复杂性已经堪比自然世界。
“如果我们会进化得更像大自然，那么我们最好能做得好一点。”物理学家埃默里·洛文斯评论道。
我同意洛文斯的看法。让我们首先尝试去理解大自然的基础策略，去理解大自然是如何建立可以承受冲击并不断发展的生态系统的。然后，我们再来考虑这些策略能给政治提供什么样的启示，怎样更好地帮助美国人在加速时代破浪前行。
我不是第一个想到大自然是我们的导师的人。珍妮·本尤斯被认为是仿生运动之母，她喜欢将大自然称作是一个“典范”、“度量”和“导师”。我最感兴趣的是大自然所扮演的典范和导师的角色。诚然，大自然的行为都是无意识的，并且经过了数千年的进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中取经，去模仿它的行为。如果大自然能够为我们描述它用以建立适应力和复原力的杀手级应用软件，它会说些什么呢？
它一定会告诉我们，它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能力是一系列机制运转多年的结果。第一个机制就是通过自然选择来进化。洛文斯注意到，大自然所做的99%的实验都失败了，并且“被造物主召回了”。而那1%的实验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它们学会了适应自然界中的某一种独特生态环境，并因此繁荣成长，使自己的DNA能够大量繁衍。此外，大自然也会通过“社会分工”或后天习得行为学会适应。这些适应经过了千年的进化。洛文斯向我解释道：“一些蚂蚁走出家门寻找食物，而另一些蚂蚁待在家照顾小蚂蚁，这样的分工使得出门寻找食物的蚂蚁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食物。专业的蚂蚁族群由搜食者与守巢者组成。这样的分工也是适应的结果。这是一种习得行为，而非蚂蚁与生俱来的DNA使然。你不能为这些不同的行为检测DNA排序，但是你可观察它们、模仿它们。久而久之，这种观察和模仿能发挥强大的威力，能够这样做的生物体都可以在它自己的生态圈里占据统治地位，好比人类在哺乳动物圈中的地位一样。”更通俗地说，大自然相信“活到老，学到老”这一说法，不持续学习和不适应的物种就会消失。
非常奇怪的是，要观察DNA的进化式适应行为，最好的地方是去沙漠。沙漠似乎是野外旅行最不该去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向导就会大不一样。我和我的妻子在纳米比亚最西北部的塞拉·卡菲玛营地就曾遇上了一位好的向导。这个营地俯瞰着流经纳米比亚和安哥拉边境的库内内河。在这里，你会发现沙漠拥有无比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同时，因为沙漠是如此荒芜，以至于最小的甲虫都会显得格外突出，因此你可以近距离观察到大自然在适应性方面的天才设计。你能够近距离观察那些属于1%成功实验的昆虫和植物，它们通过进化出不寻常方式来获取及保存水分，从而在沙漠的严酷环境中存活。
《连线》杂志在2012年11月26日发表过一篇文章，是关于一家美国的创业公司。
它们正在开发一种可以自动蓄水的水壶，其原理是通过冷凝作用吸收大气中的水分，而这和纳米布沙漠中的甲虫获取和保留水分的方式是一样的。
非洲纳米布沙漠每年降水量仅有13毫米，生存在这片沙漠中的甲虫是该地特有的物种，它在学术界激发了一些理论研究，但这是第一次有人仿照其生存原理制造出一个可以自动蓄水的水壶。这种甲虫利用翅膀上的硬壳凝集海风中的水汽，从而获得水分。它的外壳表层覆盖着一层极小的凸起。这些凸起的顶部可以吸收水分（即具有亲水性），而其边缘则是防水的（即具有斥水性）。甲虫会迎着吹来的海风伸展自己的翅膀，捕捉潮湿的空气。最终，在其背部会凝聚出直径15～20微米的水珠，并直接流进它的嘴里。
NBD Nano公司[9]由两名生物学家、一名有机化学家及一名机械工程师组成。他们在过去研制的基础上开发出了结构更优的仿甲虫壳合成材料。
大自然打造适应力的另一个途径就是通过其不屈不挠的企业家精神。她一直在寻找新的小环境，不断探索，不断实验，从而找出哪些植物和动物可以最好地共同进化。“如果在自然界中有一片空旷的空间，一些植物或动物就会找到独特的方法去适应这个空间。另一些植物或动物会将那些动植物吃掉，而其产生的排泄物又可供其他植物或动物当作美食或养料。”洛文斯说，“大自然一直都在创新。随着新机会的出现，它不断创造新的突变。”
这些突变会接受整体生态系统环境的考验，检验它们是否与系统相适应，并能增强整个系统的适应力。如果它们在不经意间产生了危害整个系统的毒素，那么大自然就会创造出一个修正方案。大自然从不傲慢专断，它的思维一直是敏捷的、非正统的、混杂的，具有企业家精神和实验精神。乔治梅森大学的环境科学系教授汤姆·拉夫乔伊补充道：“大自然是永不停歇的，它一直在探索、发明、尝试，也一直在失败。每一个生态系统，每一个生物体，都是针对一系列问题的答案。”
因此，大自然的另一个杀手级应用软件就是多样性。大自然在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中培养多样性，并奖励多样性。大自然明白，要进化出最好的想法，莫过于鼓励多种多样的想法，然后看看哪种方法既能适应特定的小环境，又能服务于整个系统。因此，大自然是非常多元化的：它明白，如果要强化生态系统的适应力，培养一种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没有什么比丰富多样的环境更重要。这个环境中盛产多种多样的植物和动物，每一个物种都彼此互相适应，同时也适应某一个特殊的小环境。
高度的生物多样性意味着每一个特殊的小环境都已各有其主，各个小环境都在保持整体系统平衡的过程中持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想想那些行动缓慢的懒猴。”洛文斯说，“这种体形小小的、在夜间活动的灵长类动物，在树枝上极其缓慢而轻柔地挪动身体，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在打太极。它食用的是长在最纤细的树枝的最顶端的嫩叶。”懒猴将这些树叶转化成能量。另一种体重稍重的懒猴则会专门挑粗一点的树枝上的树叶，这些粗一点的树枝恰好能够承受它们的重量。还有一些懒猴会寻找其他不一样的食物。大自然会为每一个特殊的小环境进化出相应的生物，并且只要还有空旷的小环境，大自然就会为它们填充适应得更好、进化得更好的物种。大自然各个部分之间的流动会进一步增强适应力，保持平衡并促进增长。
明尼苏达大学的生物学家G.大卫·蒂尔曼是生物多样性领域中世界领先的专家。他在2000年5月11日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生物多样性的诱因、影响和伦理》。该篇文章总结了对生物多样性做的主要的科学田野调查研究。他提到：
总体来说，更多的生物多样性会给植物群落带来更高的产量，给生态系统带来更好的养分保持和稳定性。举例来说，在北美及八个不同的欧洲国家——南到希腊、东到葡萄牙、西到爱尔兰、北到瑞典——所开展的草地田野实验显示，将一块土地上的植物种类减半，会导致产量减少10%～20%。在一块相同大小的土地上，只种植一种植物的产量比种植24～32种植物的产量减少50%。植物多样性减少也会导致更严重的土壤营养流失，降低土壤肥力，并进一步降低植物的产量。
大自然增强适应力的另一种方法是，以一种联邦分权的方式进行自我组织。大自然将其社群安排在一个灵活的体系内，使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大自然建立了数万亿个小规模网络，从微生物系统开始，逐渐发展成越来越大的生态系统。但是，每个小规模网络都是一个小社群，都能不断适应和进化，从而得以生存和繁荣。
“从微生物到位于食物链最顶层的捕食者，每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社群，而它们的运行方式也像一个社群。”拉夫乔伊补充道。当你的生态系统是由数万亿个小规模网络交织而成的时候，它就很难破坏，具有更强的适应力。迈克尔·斯通在“生态教育中心”所编纂的生态法则手册中这样写道：“一个生态系统中的每一种生物都通过关系网络相互连接。它们的生存依靠这张生命之网。举例来说：在一个花园里，由传粉者所组成的网络提升了基因的多样性；反过来，植物为传粉者提供了花蜜和花粉。大自然就是由系统套嵌系统而组成。每一个单独的系统都是一个完备的整体，但同时也是一个更庞大的系统的一部分。生命是通过生态系统互联互通，而非互相战斗的方式接管了地球。”
大自然用自己的方式赞扬了所有权和归属感。诚然，大自然的各个系统没有主人，也没有自利的管理者，这一点和许多人类系统不同。人类创造出了一种为了集体利益管理整个系统的概念——即所谓的“统治”。大自然中没有狮子王。尽管如此，各个物种会与其最适合的独特小环境共同进化。每一个生态系统都有着其独特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生态平衡，还有能够连通它们的“管道”。这些组合的不断进化使得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如此独特。在这个地方中进化的每一组独特的动物和植物都拥有这里，而非仅仅栖息其中。这是它们的家园，它们属于这里，这是因为它们互相之间形成了平衡，而这种平衡创造了巨大的适应力。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就“拥有”这个地方。当一个特定的小环境充满了与之相适应的植物或动物，单一的外来物种就难以入侵并打乱整个系统。
生态系统及其平衡每天都需要更新和维护。每时每刻，新的物种会出现，旧的物种会消失，它们之间的竞争也从不间断。这就是大自然的另一个杀手级应用软件。大自然不会把静态当作稳定。稳定是通过不断的动态行为而产生的。在大自然中，稳定和均衡的系统其实并非处于静止状态。如果一个系统看上去是静态，实际上也是静态，那就是一个行将灭亡的系统。为了保持稳定，你必须接受不断的改变，没有一种植物或动物可以将其在系统中的地位视为理所当然。马里兰大学的赫尔曼·戴利说道，这就好比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它在宏观上是稳定的，但在微观上是不断变化的。
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首席外联官格伦·普利科特表示：“适应力最强的生态系统和国家，能够吸纳许多外来影响因素，并将其融入自身系统，同时还能保持自身的整体稳定。”美国、印度或新加坡在这方面都做得不错。
大自然在建立具有适应性的生态系统方面还有一个杀手级应用软件，那就是它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它构建了一个高度复杂的循环系统：食物、进食、排泄、种子、植物、生长、进食、食物、排泄、种子、植物、生长……它没有浪费任何东西。一切都循环往复，形成了一个没有终点的世界。
大自然也相信破产。它相信，要让整个生态系统获得成功，就必须接受一些动植物的个体失败。对于它自己的失误，对于那些弱者，或是那些不能适应环境的物种，它毫无怜悯之心。允许弱者死亡，就会给强者释放出更多的资源和能量。市场通过破产法所实现的，和大自然通过森林大火所实现的类似。“大自然会通过杀死自己的败笔，来为它的成功腾出更多的空间。”英国银行家、人类学家爱德华·克劳德在他1897年的书《进化先锋：从泰利斯到赫胥黎》中如是写道。“不适者将会灭亡”，而“只有适者才能生存”。灰烬中会生长出新的生命。
大自然认为表层土至关重要。土壤最上面的那一层是所有植物和树木生根的地方，它们从中获取生长所需的主要营养素。想想我们的地球，它其实就是一块巨大的石头，表面覆盖着一层薄如蝉翼的下层土和表层土。“支撑每一个生态系统的基础就是表层土。”能源创新公司的创始人、能源工程师哈尔·哈维说道，“在绝大多数地方，表层土都是非常薄的，很容易被冲刷走。这一层薄薄的黑土覆盖着整个地球。”通常来说，表层土的平均厚度不会超过6～10英寸。哈维表示，“尽管如此，从表层土上生长出的生态系统是如此的多姿多彩，物产丰厚，使它能够支撑起极为多样化的动植物世界。”另一方面，正如生物学家杰拉德·戴蒙德及早先的历史学家所记录的，几乎所有的失败文明都是因为它们没有照料好自己的表层土。
大自然相信耐心是一种美德。它知道欲速则不达。它欣然接受迟到。它之所以拥有适应性，就是因为它缓慢地、耐心地建立了生态系统。你不能把一年四季缩短成两季。你不能缩短大象或蚂蚁的妊娠期。你也不能拔苗助长，让猴面包树生长3000年。
最后，正因为大自然实践了上述所有的策略，所以它能够理解多弗·塞德曼所说的“健康的相互依赖性”与“不健康的相互依赖性”。西德曼解释道：“在健康的相互依赖的系统里，所有的成员一起成长。在一个不健康的相互依赖的系统里，他们会一起没落。”
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应该是大自然所有杀手级应用软件一起发挥作用：适应性、多样性、企业家精神、所有权与归属感、可持续性、破产、联邦性、耐心以及表层土。就政治而言，美国和加拿大就是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它们共同繁荣；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不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它们共同没落。
我问保护国际基金会的罗素·米特迈尔，请他就自然界中能够使整个生态系统共同成长的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举一个最生动的例子。他给我举了一个中南美地区热带雨林蜘蛛猿和绒毛猴的例子。
他解释道，这些灵长类动物之所以能够存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食用生长在阔叶树上的果子。通过进化，大自然让果子外壳的颜色变得鲜亮，从而让食果动物能更容易地找到这些果子，更容易被果子所吸引。猴子们会将果子砸开，找到里面的种子。种子被假种皮包裹。这是一层具有甜味、富含糖分的外衣，是自然进化出的引诱猴子和鸟儿的诱饵。猴子们饥不择食，也没有足够的灵敏度剥下这层假种皮，因此它们会把整个种子塞入嘴里，享受美味。它们消化和吸收有甜味的部分，其余的部分经肠道排出。事实上，有一些种子只有在经过某些动物的肠道代谢后才会发芽，因为这些动物肠道中的细菌能够分泌某种酶，可以使种子的表皮破裂。几个小时后，猴子们就会排出这些种子，它们被排泄物完好地包裹着。当种子落到雨林的土壤上后，猴子们的排泄物就成了种子的养料。这些种子最终会长成什么呢？它们会成长为更多的阔叶树。所以，猴子们实际上是在为它们最喜爱的食物构建成长的花园。在自然界中，阔叶树同时是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封存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米特迈尔解释道：“大型鸟类，例如巨嘴鸟、凤冠鸟和冠雄，甚至是生活在森林里的乌龟，它们都食用阔叶树的种子并将它们四处散播，它们与这些猴子们扮演着相同的角色。”
然而，这种具有韧性的相互依赖的系统很容易就会变得不健康。这些能够使热带雨林保持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中的物种——例如蜘蛛猿和绒毛猴、乌龟和巨嘴鸟，“常常遭到人们大量的捕猎，以至于在许多看似保持了完整生态的森林中，这些动物已经灭绝了”。米特迈尔解释道。接着会发生什么呢？如果大量蜘蛛猿、乌龟和巨嘴鸟被捕杀，在不知不觉间，我们就会失去种子的传播者，最终我们会失去更多的阔叶树，剩下一个不那么茂盛的森林，只能对碳封存做出更少的贡献。很快，你就会发现温室效应加重了，在几十年间，你的海滨房屋外的海平面会再上升几英寸（或者，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上升几英尺）。在大自然中，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无论其间的相互依赖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
我们人类可以向大自然学习很多东西，“但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将大自然理想化”。米特迈尔指出：“大自然是凶残的。这是一个充满着冲突、压力和适应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为了自身的繁衍，不同种类的植物和动物无时无刻不在相互斗争。每一种植物和动物都渴望成功繁衍，它们必须寻找最佳适应方式，以使自己不断繁衍后代。这就是大自然的动力。”
在一个物种高度多元化的系统中，当动植物都竭尽全力试图繁衍的时候，对于每一天中被淘汰的那些物种或种子来说，这或许不是一个健康或富有适应性的环境。即便如此，当总体处于平衡的时候，它会是非常有韧性、非常健康的——因为其组成部分能够共同繁盛，因为整个系统在遇到突如其来的气候变化或新情况时会更加坚韧。这样的适应性来自物种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同的生物体不仅为彼此提供食物，也会共同创造一个彼此都可以繁盛生长的环境。
文化与政治
现在，让我们停顿一下，看看之前关于大自然的讨论与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有什么联系。麦金森曾经讲过：“所有能够生存下来的文明，都能够根据物理、社会、政治、道德和精神的改变而调整自己，并从改变中发现自己。”我的论点是，在这个加速时代，那些有意识地效仿大自然的杀手级应用程序的国家、文化和政治制度，就是适应能力最强的。但是，这里的关键词是“有意识地选择”。数十亿年来，大自然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在完全不顾及道德的情况下，发展和进化了她的适应能力。我们人类要增强韧性，不能如此残酷，或是在道德上麻木不仁。我们也没有数千年的时间从容地探索如何完善这些工具。我们必须谨慎地、有意识地尽可能团结一心地尽快将大自然的杀手级应用程序转化为人类政治。
首先，我将聚焦这些杀手级应用程序中的5个，因为它们能够立即应用于今天的治理：（1）面对经济、军事实力更强大的陌生人时不惧屈辱的适应能力。（2）拥抱多样性的能力。（3）对未来及自身问题承担所有责任的能力。（4）在联邦及地方政府之间达到平衡的能力，即能够懂得：健康的社会就如同一片健康的热带森林，是由多个子生态系统组成的，每个子生态系统都可以自然生长，同时也从总系统那里获得滋养。（5）在加速时代，以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混杂的、非正统的、非教条的思维方式来处理政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即能够混合、匹配任何可以创造韧性与推动力的想法及意识形态，而无论其来自哪个阵营。
当然，任何一个社会采取这些策略的速度都会受到政治、文化及领导力的影响。文化塑造了一个社会的政治反应，而反过来，一个社会的领导力与政治塑造了文化。那么文化究竟是什么？我喜欢商业字典网站给出的简明定义：文化是“在一个群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为了处理在其成员间以及成员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而发现、发展或发明出来的应对模式。这些应对措施被认为是正确的感知、感受、思考、行动方式，并通过潜移默化及教育代代相传。文化决定了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重要的或不重要的，对的或错的，可行的或不可行的”。
一个记者可能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便是低估文化在社会对重大变革做出回应时的影响力，可能犯的另一个错误就是认定文化是不可改变的。文化会改变，且经常改变，有时候是受到危机事件的压力，或出于生存的需要，而有时候则是由于领导人所做的政治选择。已故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保守主义相信文化才能决定社会的成功，而不是政治。自由主义则相信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之免于自我堕落。”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哈佛大学领导力问题专家罗纳德·海费兹对领导力的定义，他指出，领导人的作用就是，当大环境改变时，“帮助人们面对现实，并动员他们做出改变”，以确保其所处社群的安全与繁荣。加速时代使许多人都面临物理、技术以及社会环境的改变，今天的领导力就体现在培育出与大自然杀手级应用程序相像的正确的文化与政策选择。
在适应能力面临考验的重大时刻，具有远见的领导人拥有引导社会和文化通过考验的能力。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成事在人》。这部电影讲述了纳尔逊·曼德拉在其担任南非总统第一任期时，如何领导该国著名的跳羚队获得1995年橄榄球世界杯，并以此来治愈被种族隔离制度撕裂的南非。跳羚队几乎所有队员都是白人，一直以来它都是白人统治的象征，并常常遭到黑人的反抗。种族隔离制度被废止之后，由黑人领导的南非体育委员会提出动议，要改变球队的名字及队员的肤色。曼德拉总统制止了他们。他说，在黑人领导的南非，要让白人也感到这是他们的祖国，那就不能把他们珍视的象征连根拔起。
在电影里，曼德拉（由摩根·弗里曼饰演）说：“这是自私的想法，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谈到南非的白人，曼德拉补充道：“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同情、克制和慷慨让他们出其不意。”
我喜欢这句台词：我们必须让他们感到出其不意。要改变一种文化，需要一个伟大的领导，能够让其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感到出其不意，并能超越其个人历史、选民团体以及民意调查结果的影响，只做对自己国家正确的事情。凭借他的开明领导，曼德拉为改变南非文化做了许多努力。他在黑人和白人之间创造了多一点的信任，以及更健康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并因此让国家更具适应性。
让我们记住曼德拉教给我们的宝贵一课，思考如何在我们今日的世界里借鉴大自然的五大杀手级应用程序。
如何在遇到陌生人时快速调整自己
遇到陌生人时如何作出回应，这是导致不同的文化或政治制度存在适应能力差异的关键之处。你所处的文化更容易因为落后而感到羞耻并自甘堕落，还是能压制自尊心并尝试向陌生人学习？在一个与陌生人频繁接触的时代，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一些领导人、一些文化在面对环境发生重大变革时能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这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我们无法对这种差异视而不见。自从1978年成为记者以来，我投入了很多时间报道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领导人与领导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有些更愿意向“对方”学习，在落后时努力追赶，而另一些在与陌生人的接触中感到被“对方”羞辱，并选择猛烈抨击而非努力适应。这个主题贯穿了我的报道，有时候我甚至想在名片上印上：托马斯·弗里德曼，《纽约时报》全球耻辱事件通信员。
有一个关于高尔夫球的故事被广为流传。这个故事揭示出文化倾向会如何影响适应能力。2012年9月马克·隆与尼克·赛茨在《高尔夫文摘》上发表了题为《球童说》的文章，其中提到了汤姆·沃森的长期球童布鲁斯·爱德华兹所讲述的一个故事。爱德华兹多年来长期担任沃森的球童，其间曾有过短暂的时间为格雷格·诺曼效力，但后来又回到沃森身边。爱德华兹描述了沃森与诺曼各自开了个好球后的不同反应，假设这个好球的落点正好在球道中间，但击球点却都翻起了一点草皮：“几年前，我问布鲁斯·爱德华兹，在与格雷格·诺曼相处数年后，回到汤姆·沃森身边有何感受。那时格雷格还是个厉害角色，但他们多年合作中并未赢得比赛。布鲁斯说，‘假设今天打的球低于标准杆3杆，但在第16洞击球时翻起了一点草皮。诺曼会看着我说，‘布鲁斯，你能想象我怎么那么倒霉？’而汤姆会看看球，看看草皮，说道，‘布鲁斯，看我的！’”
有些人总是不断地诅咒自己的运气，有的人无论遇到什么挫折都会竭尽全力，并将其视作一个挑战。他们知道自己不能控制球的反弹，但能够控制自己打球时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自信和乐观本身就是力量。在一些文化中，当面临逆境或是重大外部挑战时，人们会说：“我们落后了，问题出在哪里？让我们向最好的人学习，并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们学着去适应改变。而在另一些文化中，人们会说：“我们落后了，你们对我们做了什么？都是你们的错。”
19世纪的日本是不惧耻辱的典范。日本曾经尽其所能避免与外界的接触，将自己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当时日本还是封建农业经济，受到儒家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正在逐渐走下坡路。商人处于日本社会的最底层。除了与中国、荷兰保留了有限的接触外，日本禁止了与其他国家的所有贸易。后来，日本意外地遭遇了一个陌生人：马修·佩里将军。1853年7月8日，他闯入日本，要求日本开放港口和对美贸易，并要求日本善待美国沉船失事的船员。他的要求遭到了拒绝。1年之后，佩里再一次来到日本，他带来了更大的战舰、更强的火炮。他向日本人解释了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好处，最终双方于1854年3月31日签署了《神奈川条约》，日本对外国开放其国内市场，结束了200年的闭关锁国。这次遭遇震惊了日本政治精英，使他们意识到日本在军事技术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差距有多大。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日本拉开了国内革命的序幕，推翻了自1603年以来以天皇之名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明治天皇以及他身边的改革者登上了舞台。他们选择向那些打败他们的人学习，以适应新变化。他们发起了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的革新。他们认为，如果想要像西方一样强大，就得打破原有的文化规范，全盘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工程、教育、艺术、文化，甚至是服饰和建筑。这一进程远比他们想象的困难，但到了19世纪后期，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工业化强国，不仅有能力修改西方列强强加给他们的不平等经济条约，还在1905年的战争中击败了一个西方强国：俄罗斯。明治维新不仅让日本更具适应性，而且变得更加强大。
然而，并不是每种文化都能够像日本一样，在与陌生人的接触中，压制自己的骄傲，尽快吸收一切能够从陌生人那里学到的东西。
中国人把鸦片战争到日本侵略这段时间称为“百年屈辱”。《经济学人》在2014年8月23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位于东西方的中心，像太阳一样被亚洲其他国家围绕。19世纪中期中国遭到西方国家蹂躏，接着，到了19世纪末，中国又被日本打败，终结了中国的世界中心地位。”但自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这段历史激励自己，为未来注入能量。特别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意识到自己开球不利，并主动与世界广泛接触，尽可能地去学习一切来适应、追赶，并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相比之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被耻辱感击败。普京总统曾经将苏联解体称作“20世纪的最大悲剧”。劳伦斯·E.哈里森在他联合编纂的文集《文化对俄罗斯很重要》一书中写道：
苏联解体令俄罗斯蒙羞。它失去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只能站在一边看着前盟友和竞争对手中国一步步迈向大国地位。俄罗斯的出口情况看起来与第三世界国家相仿，大部分出口都依赖自然资源禀赋，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俄罗斯曾在太空领域击败美国，现在却无法生产出符合出口质量的汽车，更别提它在信息科技领域所处的劣势了。
在这段国家的耻辱期，不难理解为什么俄罗斯领导人会对俄罗斯运动员在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上成绩不佳表现得极为敏感。
一些阿拉伯人、穆斯林国家和一些恐怖组织显然落入了“谁害了我们”的思维误区。阿斯拉·Q.诺曼尼曾经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她是一名出生于印度的穆斯林作家，曾与丹尼尔·珀尔有过一段密切的合作。后来珀尔遭到了绑架并在巴基斯坦被谋杀。2012年6月20日，她在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小组委员会上就“美国穆斯林对召开穆斯林群体中出现激进倾向的听证会的反应”议题出席作证：
2005年，联邦调查局前特工乔·纳瓦罗在《打击恐怖主义：恐怖的精神病理学视角》一书中创造了一个词。他认为恐怖主义者就是“创伤收藏家”。这本书集合了他多年来研究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者的经验。他写道：“恐怖主义者是永远的创伤收藏家”，他们能翻出“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前的事件”“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忆这些事件，这些回忆对今天造成的影响，与事件爆发的那一刻一样深刻。对他们而言，痛苦没有截止时间。创伤收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恐惧与偏执驱动的，这和他们不屈不挠的意识形态一拍即合。创伤收藏的目的在于让过去的事件仍然鲜明，在今天放大它们的意义，并借此为心中的恐惧和焦虑寻找合法的理由”。
在我看来，这种现象已经在穆斯林群体中大范围蔓延。穆斯林群体在他们的日常对话中时常表达自己的伤痛，他们被称为“沙发上的圣战分子”。这是美国一名执法人员在与我交谈时这么称呼他们的。纳瓦罗对我说，事实上，对于全世界各地的社群来说：“收藏创伤变成了一种文化”。显然，了解一个社群的创伤对于理解其历史很重要，纳瓦罗说道。但他指出：“极端主义的美就在于它不允许宽恕”。
我曾报道过多位中东的“创伤收藏家”，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创伤收藏家”。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既产生了纳赛尔和本·拉登，也出现过突尼斯领导人哈比卜·布尔吉巴以及迪拜酋长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他们选择挖掘历史，拥抱变革，从他人那里学习，并建造自己的文化。在拉丁美洲，既产生了委内瑞拉的独裁者乌戈·查韦斯，也诞生了墨西哥有活力的民选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而在俄罗斯，既有普京，也有他的搭档迪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梅德韦杰夫一度有过更为自由主义的思想。同样是在东南亚，既出现了采取种族灭绝的柬埔寨总统波尔布特，也诞生了新加坡的建国者李光耀。
拥抱多样性
要想在加速时代增强适应性，拥抱多样性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至关重要。因为有了多样性，无论气候变化对环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总会有一些生物或生物体的集合知道如何应对。当你拥有这样的多元化系统时，埃默里·洛文斯补充道：“它会自行做出适应，将各种形式的逆境转化为一个可控的问题，甚至转化为某种有利因素。”（他的导师、已故埃德温·兰德曾经说过：“失败只是一种尚未转化为优势的状况。”）
哈佛大学多元化项目组在其网站上写道：“多元化不仅仅是多样性，多元化是多样性的积极接触。如果仅仅有多样性，但它们并未紧密接触并建立联系，反而会加剧社会紧张局势。”像叙利亚和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仅仅存在多元性，而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则拥有多元主义的文化，这是一种难得的成就。哈佛多元化项目同时指出，多元主义“并不是要我们背离自己的身份以及我们为此所做的承诺。多元主义意味着不以孤立的视角看待我们之间最深的分歧，甚至是宗教信仰的差异，而是以相互联系的方法看问题”。真正的多元主义建立在“对话”“付出与获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之上，而“对话意味着不仅要诉说，而且还要聆听”。
在加速时代，能拥抱并培育多元主义是现代社会的巨额财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成为社会的巨额负债。在加速时代，多元主义的投资回报率将不断提高，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会成为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竞争优势。
在政治上，拥有多元主义文化的社会享有更大的政治稳定性。他们更能够在平等的公民之间建立社会契约，大家平等地共同生活，而不是依靠铁腕独裁者自上而下地进行统治。在今天的世界里，所有自上而下的指挥控制系统都日益衰败，维持秩序的唯一方式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在不同选民群体之间建立社会契约。以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阿富汗和尼日利亚为例，它们都有多样性的社会，但缺乏多元主义的文化，并因此付出了高昂代价，因为它们已不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控制一个多样性的社会了。在21世纪，人员流动会更加频繁，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像个大熔炉一样，融合不同背景的公民，使他们能够完成艰难的伟业，这将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在加速时代，那些能够在性别、思想、种族、民族等各个维度培育多元主义的社会往往更具创新性。这是因为一个多元主义的社会能够从世界各个地方吸纳最好的人才，将更多不同视角的观点混合在一起。很多时候，最好的想法都是从这种碰撞中产生的。即使是在民族或宗教上并不多元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日本和中国，如果它们具有多元化的世界观，能够养成习惯学习全世界最好的观点，它们也能享受到多元主义带来的收益。
2011年12月12日，社会科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城市实验室网站（CityLab.com）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经济增长与发展取决于自然资源、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但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发现，地理相邻性与文化多样性同样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对不同文化、宗教和性取向的开放度。
反对者认为，多样性只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其原因。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地区已经很富裕，或正在快速致富，就会有更多的人口涌入。
威廉姆斯学院经济学家关姆鲁尔·阿什拉夫与布朗大学经济学家奥代德·加勒所做的一项重要研究应该能够回答很多反对者的质疑。他们在国民经济研究局最新发表的工作论文《文化多样性、地理隔离与国家财富的起源》中描绘了从前工业时代到现代，地理孤立或相邻性以及文化多元性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他们的研究发现，“文化吸收与文化扩散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多种经济发展模式。”简单地说，多样性刺激了经济发展，而同质性减缓了经济增长……
大量证据表明，地理开放性、文化多样性及文化包容性不是经济进步的副产品，而是其关键的驱动力。
P. V.坎南是“24/7客户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刚开始的时候，它只是一家印度的呼叫中心，自2007年开始发展成为一家客户服务、分析公司。他们在世界各地拥有1000个客户。我曾目睹他的公司从一个班加罗尔的初创公司一步步发展起来，成为一家全球大数据服务公司。我问坎南，他现在的客户都是些什么人。他回答说：“我在悉尼有个客户，他们的数据专家在加利福尼亚，我们之间谈的合作项目是关于在菲律宾和印度的呼叫中心。他们的公司高管遍布全世界。即使是在悉尼工作的员工也都来自不同的国家。在办公室里清一色都是白人的刻板印象已经看不到了。如果你要运营一家智能公司，你的员工将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元主义让你步伐更快，让你更聪明。
随着摩尔定律及市场进入棋盘下半局，这一切将变得更加真实，洛文斯指出：
假设你有两个基因组。基因组A中有一个基因，但它可以完美适应如今的寒冷环境，基因组B中有20个基因，其中只有一个表现出抗寒属性。在基因发生突变时，基因组A要么偶然地找到了答案，要么它就会死亡。基因组B可能会有20个后代，也就有了20种可能答案。或许这20个基因中的某一个会成为解决问题的答案。基因组B的胜算显然更大。
2014年，我参与了Showtime频道《多灾凶年》系列纪录片的拍摄。这部片子的主题是气候变化及环境退化对世界各地的影响，它也让我认识到多样性之美。我们主要想观察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如何影响了叙利亚、也门和埃及，然而，最让我受益匪浅的采访却发生在堪萨斯州的塞林娜。这次采访让我了解到在自然界和政治领域里单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相似之处。我们的拍摄团队来到了美国小麦种植州堪萨斯，想了解一下2010年堪萨斯州中部地区小麦农场的旱灾是如何影响到埃及面包价格上涨，并最终触发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我们采访了韦斯·杰克逊。韦斯·杰克逊是土地研究所的创始人和主席。这个研究所是一个实验性的农场，杰克逊的生物科学家团队在此尝试研发一种多年生的小麦，他们将其称为“Kernza”，这种小麦不再需要每年都去播种。韦斯·杰克逊是一位获得过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的生物学家。他先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草原生态的课。我把他的讲解写成了一篇专栏文章。
杰克逊说，大草原本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野生环境，有着复杂的生态系统，养育了各种各样的野生生物，以及印第安人。欧洲人来了之后，彻底破坏了大草原的生态，他们将大草原变成种植单一作物的农场（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或者大豆）。一年一熟的单一作物更容易发生病虫害，也需要消耗更多的化石燃料能源。农业中使用的农具、化肥、农药都离不开化石燃料。在单一作物的农场，一种害虫或是农作物疾病就可以让整片农地颗粒无收。单一作物也更容易消耗对生命来说至关重要的表层土。杰克逊指出，相较之下，混作则提供了物种多样性，进而提供了化学多样性，能增强农地对病虫害的抵御性，同时“能够减少化石燃料和化学品”。混作也有利于维护表层土。在20世纪30年代的黑色风暴时期，大草原上所有的单一作物都死了，但混作的草场则依靠其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幸免于难。混作的草场能够储存水分，循环养分，控制害虫，并使自身变得更加多样、多产、美丽又具有适应性。
我一边听杰克逊讲，一边心里想：这是多么有趣的对比啊！基地组织总是声称，如果穆斯林想要恢复昔日的力量，就需要回到“纯净的”伊斯兰时期。那时，阿拉伯半岛还处于单一作物（单一文化）的状态，没有受到外来影响的污染。事实上，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黄金时代”是在8世纪到13世纪之间，那时它以西班牙和北非为中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混作区（多元文化区）。这是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一段伟大的智力发酵时期，使它成了科学、数学、天文学、哲学和医学的圣地。当时的伊斯兰学者架桥铺路，融会贯通，吸纳了从中国、印度到波斯、希腊等多种文化中的精华。正是因为拥抱多元文化，才使得阿拉伯世界变得富有、健康，且极具韧性。
不幸的是，在今天的中东，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ISIS）正在利用出售石油所得的资金，以及来自波斯湾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者的捐款，试图清洗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所有其他的宗教和种族。他们正在摧毁这一区域的多元文化，将这些国家变成单一文化国家。巴格达、阿勒波、帕尔米拉、的黎波里和亚历山大，这些城市都曾经是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大熔炉，是希腊人、意大利人、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大熔炉。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ISIS）决心要退出进化进程，变成一个特殊的封闭体系。换言之，多样性和包容性曾经是中东的本地作物，就像美国中西部原本未遭破坏的大草原一样，当年的中东也极具适应性，并能和各种不同的文明建立起健康的相互依存关系。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ISIS）正试图消灭所有这些多样性文化，创造一种极易受阴谋论和病态思想蛊惑的单一文化。这将导致中东变得更为贫瘠、虚弱且不健康，这对所有的中东居民都不是一件好事。
我认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的共和党。共和党一度拥有极其丰富的多样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想法。在西奥多·罗斯福时期，设立了国家公园。在理查德·尼克森时期，成立了环境保护署，出台了《清洁空气法》和《清洁水法》。在罗纳德·里根时期，实施了激进的核武器管控，以及达成旨在抑制臭氧层漏洞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在小布什时期，提出了旨在控制酸雨的总量碳排放封顶与交易计划。米特·罗姆尼在当马萨诸塞州州长时，曾提出市场化的医疗保障改革。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共和党本身就是北部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与南部及西部保守派的多元混合体。但在近些年，茶党（Tea Party）和其他的超级保守的力量开始清除共和党内曾经的多元文化，试图将共和党变成极易受到病态思想影响的单一文化组织。这些政治力量也受到了煤炭、石油公司的资助。他们主张：气候变化是个谎言；物种进化从未发生；我们不需要移民改革。这一切都削弱了共和党的根基，所以像唐纳德·特朗普在“家庭、婚姻、性”等价值观问题上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人，所以作者把他称作外来物种。
考夫曼基金会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研究显示，有四分之一的美国科技创业公司是由移民们创建的。这份题为《美国新移民创业家的过去与现状》的研究报告显示，“在24.3%的工程类及科技类创业公司中，至少有一位创始人是移民并在公司中担任要职”。路透社在2012年10月2日报道：“这项研究着重关注了硅谷，分析了硅谷的335家工程类和科技类创业公司。研究发现，有43.9%的公司其创始人中至少有一位是移民。‘高技能的移民在未来仍会是美国在全球经济中保持竞争力的一个关键资产’，研究报告的作者写道。”
这不仅仅对美国而言是真理。2014年10月，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新加坡所具有的“在高密度网络中工作的能力、与不同文化建立关系的能力，以及将其转变成我们自己经济优势的能力”是新加坡成功的秘方。“最终，驱动新加坡前进、给予新加坡特殊优势的，就是从不同文化中套利的能力”。
主人翁文化
人类无法完美地模拟大自然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化出来的生态系统中的归属感，但是，类比地来看，人类社会可以推广主人翁文化。这种主人翁文化总是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韧性。
美国大学委员会的全球政策及宣介事务主任、教育专家斯蒂芬妮·桑福德指出：“主人翁意识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并使得更多的问题更容易解决。”在通常情况下，当公民对祖国有了一种主人翁的感觉，当老师对课堂有了一种主人翁的感觉，当学生对学习有了一种主人翁的感觉，将会出现更多的好结果。一切结果都会自发地出现，而且更有可持续性。如果感觉不到自己是主人翁，人们会觉得自己是个过客，这将导致更多的不好的事情。
当一个人成为主人翁之后，他对自己的要求比所有人对他的要求都高。桑福德说，就教育而言，“如果你不把教育当作自己的事，那么我什么都帮不了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负责人安德里亚斯·施莱彻指出，在该项目测试中得分最高的是来自亚洲国家的学生。这些国家有着“主人翁文化，教师们享有高度的职业自主权，他们能参与教育标准和课程的制定，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持续的职业进修”。他们不会离开自己的手艺，就像厨师不能只是加热别人做出来的菜肴。
当你成为主人之后，你会在意和关注，会开始管理，也会思考未来。如果你造房子的目的只是为了将它转手卖掉，那你会把房子的地基打得多深呢？人们往往会在他们不自己居住的地方偷工减料。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一直引用这句格言：“在世界历史上，从来还没有人洗过租来的车。”主人翁意识会使你考虑长远的问题，而不是短期问题，考虑战略问题而非战术问题。
我曾在美国及海外花了很长时间报道不同的群体为争取其社会主人翁地位所进行的斗争，以及缺乏主人翁地位会导致的问题。每一次我都非常惊讶地发现，主人翁地位能够很快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促进其适应性，使其能够自我驱动，保持韧性并建立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
2011年2月，我在开罗的解放广场见证了埃及穆巴拉克政权的倾覆。这次发生在解放广场的起义是长期遭受压迫的人民争取权利的行动，他们不愿意再生活在恐惧中，不愿意再被剥夺自由，不愿意再为他们的领导人所羞辱。这些领导人30年来不断告诉其民众，称他们没做好准备迎接民主。事实上，埃及的民主运动否定了穆巴拉克的说辞：它是源于国内、不屈不挠并且真正属于埃及的。2月9日早上，我在广场上观察并拍摄到一群年轻的埃及学生，他们戴着塑料手套，将垃圾拾起，然后倒入黑色塑料垃圾袋中以保持广场的整洁。几个世纪以来，阿拉伯人一直是被国王、独裁者、殖民势力统治，他们没有自己的权利，所以他们并没有要清洗它的意愿。但现在不同了，他们有了这样的愿望。在广场的附近挂着一个标牌，上面写着：“解放广场：埃及唯一一个自由的地方。”我采访了这支由年轻孩子组成的垃圾清理队中的一员：23岁的卡里姆·图尔基。他在一家皮肤护理店工作。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做志愿者？”他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告诉我：“因为这是我的土地、我的国家、我的家园。穆巴拉克下台之后，我将把整个埃及打扫干净。”
三年之后，在2014年4月，我来到了基辅的独立广场（乌克兰语的发音为Maidan），反抗国家领导层腐败的抗议行动刚刚在这里发生。乌克兰革命分子用鹅卵石、轮胎、木桩以及烧毁的汽车垒起的路障还树立在广场中。整个场景看上去就好像是百老汇音乐剧《悲惨世界》中的布景。人们在临时设立的祭坛前放上鲜花，纪念在此被杀害的100多位死难者。当地向导告诉我，在冬天，也就是革命爆发的时候，整个广场和旁边的人行道上通常都会结着一层冰，市政当局从来就没有把这层冰清理干净过。但是，自从抗议者们占据广场后，年长的妇女带着小铲子和铁锹，把冰敲碎，并把广场整理得干干净净。这是她们的自发行为，没有任何报酬，就像埃及解放广场上那些年轻学生的行为一样。
主人翁意识同样能够产生自我驱动力，因而也是增强韧性的一个重要元素。2015年2月，我受邀前往位于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市的美国海军警卫队学院进行演讲。演讲后，我留宿校园。第二天早上，海军少校布鲁克·米勒德带领我参观了校园。米勒德在学院里教授写作，但此前她曾指挥过一艘海岸警卫队的缉私巡逻艇。她的身材比我小了许多，我忍不住问她，她是如何对她的男性船员们下命令的。在蓝色的大海深处，就算是她的军阶更高，有正式的任命，能做到这一点都不是件容易事。她想了几天，然后给我回了封邮件。这封邮件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关于如何通过赋予主人翁意识来领导团队的描述。
感谢你的提问。在我担任缉私巡逻艇指挥之前，我领导了一支由10名海军军士长组成的小分队。他们的年龄大多超过28岁，已经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当时我只是一名26岁的新晋中尉，刚入伍4年。当我对他们下令：“跳”的时候，我本以为他们会提出“跳多高”之类的问题，但我得到的是一种充满敌意的态度。起初的6个月是艰难的。我不得不寻找另一种领导方式。我知道大人们总会给孩子两种食物来选择：“你是想吃胡萝卜，还是想吃苹果？”这两个选项，无论哪一个都是妈妈认可的，但是，通过给孩子不同的选项，你就给了他（她）一次选择，迫使他们自己做决定。我在部队里运用了同样的技巧。我向他们说明一个问题或情况，寻求他们的建议和想法，最终总结出两种选项，一种选项通常比另一种更好，而他们也通常会选择我最认可的选项。但是，至少对他们来说，他们是自己做出选择的，所以就会更加认同。这个技巧在训练营里效果很好，因此作为船长，我也在决策中用了很多相同的技巧。当时我29岁，领导17名男性船员，其中至少有5人比我年长。我认为在重大的决定上，得到战友们的认可是有帮助的。这能帮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的想法被听到了，也帮助我权衡不同的选项，并在实施决定时得到我所需要的支持。
米勒德跟船员们一起分享问题以及解决方案，从而调动了船员们的积极性，使得整个队伍更有适应性。在麦肯锡公司孟买办公室工作的管理咨询顾问阿洛科·科什尔萨格曾对我说，如果你想要解决一个大问题，“你不能独揽功劳，而要与他人分享荣誉，这样才能做出更大的成绩。如果所有的人都竭尽全力，自然能够事半功倍”。更大的成绩让每一个成员都感受到更多的荣誉感，而且能让整个团队变得更有韧性和动力。
正确的联邦主义
无论是大自然还是政治，维持各个独立系统与整体系统之间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如此，它们才能相互滋养。要取得正确平衡，并没有现成的办法，但只有在正确的时候达到了正确的平衡，才能增加韧性。进步政策研究所主席威尔·马歇尔指出，在这个加速时代，美国政治中的联邦、州和地方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找到平衡。
马歇尔表示，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为了应对当时存在的大问题，历史的发展朝着政治权力集中化以及政策方案国家化的方向前进。那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被认为是正在崭露头角的国家机构和行政政府。在20世纪早期的美国，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依靠联邦政府的力量，应对新兴的垄断企业。这些垄断企业可以买通立法机构，欺负实力弱小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
之后，又出现了大萧条。马歇尔补充道，罗斯福新政“极大地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大力兴建公共工程，出台救助计划；对物价与工资实施管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收入补助和劳工保护政策；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增加联邦机构的数量并由受过大学教育的技术人员出任官员。联邦政府的政策立场从自由放任转向了旨在管理商业周期的凯恩斯式的财政支出政策”。马歇尔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化的冲动更为强烈，并在“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达到顶峰。这段时期，自由派的影响不断扩大，联邦政府接手了先前由州政府和当地政府负责的问题，包括种族不平等、贫困、疾病、性别不平等、城市衰败、教育不平等以及污染问题”。地缘政治的变化也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到联邦政府。因为只有联邦政府才能负责资助并维持美国与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冷战竞争。此外，社会也需要联邦政府雇佣的技术专家来解决工业化时代产生的复杂的新问题。
这是20世纪美国政治最广泛、最具有决定性的变化趋势。这一历史趋势塑造了我们如今所知的“左翼”和“右翼”政治党纲中的许多重要内容。保守主义的右翼对所有者及资本的利益表示同情，总是在寻找更多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倾向于减少联邦政府的干预；而崇尚自由主义的左翼则更偏爱由政府领导的解决方案，他们不仅要创造平等的机会，还想创造平等的结果，尤其要给少数派和贫困者更多的帮助。
然而，加速时代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与工业时代不同的挑战和机遇。这个时代对中心与外围、联邦与地方之间的平衡提出不同的要求。今天，我们需要扭转过去一个世纪的权力集中化趋势，支持分权。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已经变得如此庞大，以至于完全跟不上快速变化的节奏。与此同时，州政府与地方政府变得更灵活，更有能力。他们生活在冰山的边缘，最先感知温度及风力的变化；他们必须快速反应，而现在他们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如今，许多企业都成了有活力的全球性企业；许多城市都有自己的国际贸易代表团，并设立了由当地企业、教育者和慈善家组成的联盟，帮助提高本地的劳动力技能水平。许多地方智库和大学参与了公共政策的设置，因此出现了一批熟知当地特点的专家。我常常遇见一些市长，他们比我们的议员们更了解世界，更了解实现竞争力的要求。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却已经瘫痪：它无力为州政府及城市的财政缺口提供支持，在未来一代人的时间内，联邦政府对此都无能为力，只有等到婴儿潮时代的这一代相继离世，情况才会有所好转。地方政府必须自己想办法促进增长，提高收入，从而使当地的养老金计划得以维持下去。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联邦政府。远非如此。我们仍然需要联邦政府管理国家的经济、安全、医疗、税收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但是，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里。”马歇尔表示，“今天，权力正流出华盛顿。美国的城市在一个世代之前经历了经济和社会功能紊乱，如今已经变成了公共创新的实验室。”
因此，马歇尔提出，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让联邦政府成为地方领导的更好的合作伙伴”。简单的答案是：只要有可能，就要放弃由联邦政府的官僚提出现成的解决方案，转由为地方和个人提供激励和放权，鼓励各种试验和创新。
在接下来的两章，我们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但现在，我们作以下结论：在21世纪，美国的各个地方无法再依靠联邦赤字开支，也无法通过联邦政府向富人征税实现经济繁荣；美国的各个地方要自己想尽办法找出走向繁荣的办法。在加速时代，要提升我们的领导力，就要努力让美国各个地方的经济部门和社会部门的创新力量加速增长，培育富有韧性的、积极进取的国民，让他们拥有与这个加速时代保持同步的技能和体制支持。
大自然的政治党派
这就引出了在加速时代，我们在思考政治的时候需要有意识地向大自然学习的最后一个杀手级应用软件。我们需要一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思维模式，愿意以一种完全混杂的、非正统的、非教条的态度处理政治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将不同的想法混合与匹配，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教义，让所有不同的想法共同进化，就好比自然界中植物与动物共同进化一样。
不幸的是，如今美国的两大政党都未采取上述思维模式。迄今为止，他们的思维仍然固守陈规，甚至层层加码。共和党主张减税，放松监管，反对移民；民主党支持增加社会福利，给予教师工会更多支持、更多的政府监管，更多地照顾个人的身份，尽管增长放缓，也要进一步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出于政党身份及政治筹款的考虑，这两个党派无法让原本能合拍的想法互相配合；出于维系政治遗产的考量，他们不能从一张白纸出发，重新思考如何围绕加速时代进行创新。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但不是在现有的两党之间居中妥协，而是超越他们，上升到他们之上，直至他们发生崩溃，直到他们直面同时发生的三大挑战自我重组，以大自然为导师洗心革面。
如果大自然也有一个政治党派——姑且称该党派为“让明天惠及每个人党”——我认为该党派的纲领中会包含如下政策。大自然并不会顾忌同时采取左派和右派的主张。应该共同进化的东西就必须共同进化。我想大自然会提出如下建议：
1.它会倾向于采用单一支付方的全民医保制度，其资金来源于累进式的增值消费税（食品和其他日常用品可以不用征税）。这一税种的税率水平将根据医疗保障的开支每年进行调整，因此公民们能感受到医保支出与他们在商店里所支付的增值税之间的联系。如果单一支付方制度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典是可行的，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带来更好的结果，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制度也是可行的。它将使美国企业不用承担员工医保，并将联邦医疗保险这一项目剔出工资税表。
2.它会延长并扩大劳动所得税抵免（EITC）及儿童税收抵免（Child Tax Credit）。这两项制度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来激励他们工作，是贫困群体脱离贫困至关重要的跳板，但这两项制度都将于2017年到期后失效。天主教社会正义网络游说组织解释了这两项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对于育有两个孩子的夫妻来说，收入中第一个13090美元的部分将享受40%的税收抵免；如果收入达到22300美元，最高能抵免5236美元。超过这个数目的金额，抵免率将出现大幅下降，当纳税人收入超过47162美元时降为零……儿童税收抵免政策允许每个符合要求的17岁以下孩子享受1000美元不予退还的所得税抵免额。”这些制度能够激励人们工作，帮助他们获得伴随工作而来的尊严、纪律以及学习到的知识。这是将贫困家庭持续地从贫困中解救出来的最好机制。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与学前教育或启蒙计划等的家庭援助计划相比，通过所得税抵免机制提高低收入父母的工资，能够使他们的孩子在顺利完成学业及考取大学这两个方面更持久地获益。
3.它将在支持TPP和TTIP等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设立与之相匹配的工资保险制度，保护受到自由贸易影响的工人。TPP即美国与11个环太平洋国家组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是指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大量进口涌入美国，令某些特定行业的美国工人受到打击，但也让更多消费者享受到了价格更加低廉的进口商品。我们非但不应该切断与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贸易，还应该进一步扩大贸易，这能让美国经济整体受益。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认真地考虑有效保护受到自由贸易打击的群体。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大卫·奥托在2016年2月发表了一篇备受关注的报告。这份报告题为：《中国冲击：贸易巨变对劳动力市场调整的影响》。它详细阐述了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对美国特定群体的就业带来的巨大影响。在2016年5月12日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奥托表示，很有可能在美国整体的经济大饼“增长3%的同时，其中某一些部分会收缩40%，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现象。我们现在仍有许多失去工作的人和许许多多愤怒的人”。
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持续的。“许多因为贸易和离岸外包而失去工作的工人尚未能找到与其之前工作工资持平的新工作。”布鲁金斯学会的政策专家比尔·高尔斯顿在2016年5月10日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指出：
这些工人及他们的家庭不得不以低于此前工资水平40%的收入勉强度日。这就是为什么应当通过工资保险制度进一步加强几乎无效的贸易调整援助制度。工资保险制度让这些工人能够得到工资补贴，总金额为他们目前这份工作与上一份工作之间工资差距的50%，每年最高可达10000美元。这项补贴不会是永久的，但因为它与就业相关联，并且比传统的失业保险更优厚，因此更能激励工人们尽快去找工作。这能让长期失业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同时支撑美国劳动力的增长。
4.它会使所有得到认可的大学或技术学校提供的高等教育课程，不管是线下或线上的，学费都能享受完全的税收抵免。如果要使每个人都成为终生学习者，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能够使学习的经济负担对每个人都可承受的税收环境。这也将创造出更多的工作机会。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终生学习者，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终生教学者。任何有一技之长的人——无论是在烘焙、水管还是专栏写作领域——都能够借助应用软件或博客，将他们的专长教授给其他人。
与此同时，它会将共同核心教育标准推广到全国，提高整个国家的教育基准，让高中毕业生所拥有的技能可以满足那些好工作不断提高的要求。这些高标准需要分阶段实施，并配备足够的资金予以支持，从而让每位教师有时间去进修，学习那些高标准所要求的新课程，能够有钱购买教授新技能所需的材料。
它还会敦促大学将本科学制由4年缩减为3年。如果欧洲的大学（例如牛津大学）或者以色列的大学（例如以色列理工学院）可以用3年的时间给年轻人传授足够获得文学士或是理学士学位的知识，那么美国人也可以做到。这能为学生的家庭节省25%的大学教育开支以及相应的学生贷款。
5.她会收回2005年的破产法“改革”。这一改革损害了创业公司，使创业家们宣告破产并重头再来的成本大幅上升，尤其是对于那些靠信用卡贷款作为其种子资本的创业家们。商业内幕网站2011年3月8日的一篇报道写道：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破产法改革正在企业家群体内部滋生恐惧感，延缓新企业的出现，推迟经济恢复，并阻碍新的企业及小企业做他们一直以来最擅长的事情：创造工作机会……
南加州大学2010年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破产法的变动与创业活动减少之间存在直接关联。该研究的作者团队得出了如下结论：“许多企业家都是经过了几种商业模式后才最终获得成功的……而新法规中的严厉条款似乎阻止了一些潜在创业者开创新企业，也阻碍了那些有过失败经验的企业家重新开始。”
6.在移民问题上，它会支持建造一堵非常高的墙，并装上非常大的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长达1945英里，我们需要建造更多的栅栏，同时也需要更多的传感器、无人机和视频监控组成一道无形的栅栏。美国人需要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能管控好自己边境的国家。但是，他们同样需要明白，如果一个国家需要繁荣，那就需要稳定的合法移民流入。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能够拥抱多样性是我们最大的竞争优势之一。我们需要控制低技术移民的数量，从而保证我们自己的低技术人员不会因工资竞争而被挤出就业市场。同时，我们需要消除外国高技术知识型人才申请H—1B签证时所受的限制。我们也应该将所有的国家实验室和卫生研究所的研究资金增加1倍，推动更多的基础研究。更多的基础研究加上更多的知识型人才，没有什么能比这样的组合创造出更多的好工作和好产业。
7.为确保下一代互联网服务由美国研发，她会实施新的加速税收激励机制，并且消除监管阻碍，从而快速大规模地部署超高速宽带（包括有线宽带和无线网络）。无数的研究都指出，一个国家的网络连接速度和覆盖范围与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8.它也会以如今近乎于零的利率借500亿美元，升级我们的港口、机场及电网，并创造工作机会。
9.它会禁止所有半自动化及其他军用枪支的制造与销售，并且让政府购回所有流通中的步枪和手枪。这么做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澳大利亚的经验表明，这样的做法能够减少因枪支所造成的死亡。
10.为了有足够的政府收入为这些投资埋单，她会支持重大的税制改革。首先，她会全面降低美国的公司所得税。目前美国公司所得税税率达35%，为全球最高。全球平均公司税水平仅为20%出头。《财富帝国：美国经济实力的历史》的作者约翰·斯蒂尔·戈登在2014年12月29日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指出：减税能够减少游说团体和会计师千方百计地寻找税收制度的漏洞；减税能够为公司带来更多的利润，许多公司将“提高给股东的分红并增加对厂房和设备的投资，从而给整体经济带来积极的影响，并能通过个人所得税使政府获得更多收入”。与此同时，“作为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股价将会大幅增长，当人们看到自己401（K）账户和共同基金价值上涨时，将引发财富效应。这将会引导消费增长，从而带来更多的税收……盈利与非盈利组织之间的差别将会消失。因此，非盈利组织不再需要越过重重关卡来满足资质认证”。而且，“美国企业在海外的2万亿美元收入中，许多是为了避免在利润汇回时加税而放在海外，这些资金将在实行税改之后流回国内”。最后，美国的公司所得税将从世界最高变为世界最低，从而吸引更多的海外企业投资者来美国投资。
与此同时，它也会接受奥巴马总统在其第一个任期中考虑过的一个想法——改变社保体系中用于确定生活成本增长的通货膨胀计算公式，从而减缓社会保障福利的年均增长，以确保社保体系未来的偿付能力。除此之外，它不会擅自触碰社保制度。在零利率时代，退休人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依赖社保。
为了创造新的税收来源，以代替公司税以及其他的政府收入来源，她将引入碳税，对所有金融交易（股票、债券和货币）加征税收，并开征子弹税，同时对最低收入者设有一定的补偿机制。它也将取消股息收益和资本利得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它们视作正常收入，按照正常比例征税。我们的税制要明确地激励我们所希望得到的：投资、工作和雇佣；同时要能减少我们不希望得到的：碳排放、企业避税、过度监管、气候变化和枪支暴力。我们真的不能再容忍这些了。
想想这一点：2013年1月1日，为了化解财政悬崖谈判，美国参议院同意增加6000亿美元税收（每年增加600亿美元，连续10年）。但2012年10月，一场叫桑迪的超级飓风席卷了美国东部。2012年12月28日，参议院通过了一个60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用以帮助纽约和新泽西州从飓风带来的破坏中恢复过来。换言之，一场风暴就能花掉我们在1年内新增的税收。
11.它会要求在所有含糖饮料、糖果以及高糖快餐上增加标签，提醒大家过度食用以上食物会导致糖尿病和肥胖，这就好比在香烟的包装上印制标签提醒大家吸烟会致癌一样。2016年4月6日，权威杂志《柳叶刀》指出，全球每年花费在治疗糖尿病上的费用已达8250亿美元。新闻稿中提到：“糖尿病会使一个人无法控制其血糖浓度，会增加患心脏病、肾病、视力丧失和截肢等的风险……从年龄调整后的数据来看，该杂志发现，在过去的35年里，全球男性糖尿病患者的比例增加了1倍还多：从1980年的4.3%增长到了2014年的9%，这还是在根据老龄化影响作了相应调整之后的数据。与此同时，女性糖尿病患者的比例从1980年的5%增长到了2014年的7.9%。”该新闻稿还补充道：“用于治疗糖尿病花费最大的国家是：中国（1700亿美元）、美国（1050亿美元）和印度（730亿美元）。”大自然不会告诉人们该吃什么，但是它一定会确保大家都清楚过度饮食带来的后果。
12.它会指派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去重新审查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以及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从而决定这些法案条款中有哪些是无用的，或会使企业家的募资或创业更为困难。我们要防止的是那些轻率鲁莽的行为，而非承担风险的行为。
13.它会建立监管改善委员会。这一建议是进步政策学会在2013年5月所发布的一篇政策文件中提出的。进步政策学会指出：“那些随着时间沉淀下来的联邦政府规章无意中增加了商业和经济增长的成本。然而，目前没有有效的程序能够回溯历史，改进或废除过去的法规。”各个政府机构通常都被要求对自身的法规进行审查，但鲜有有意义的改变。进步政策学会所提出的监管改善委员会将“仿照国防基地关闭和重组委员会的成功案例组建。委员会将由总统及国会指派的8名成员组成。这8名成员将在开展正式的监管审查后，向国会提交15～20条法规调整的列表，由国会表决赞成与否。只有经过国会批准，才能使这些法规调整生效，但是国会只能针对列表进行一揽子表决，不能对列表中的事项进行任何调整”。
14.它会效仿英国的经验，限制国内政治竞选开支，并将全国性政治竞选的时间缩减到几个月。在加速时代，我们美国人没有资本在4年中仅用100多天的时间去治理国家，而将其余的时间都用于准备中期竞选和总统竞选。这种做法太疯狂了。
15.它会鼓励每一个州停止为了照顾某种特殊利益重新划分选区，鼓励各州效仿加利福尼亚州的做法，建立一个由退休法官组成的无党派委员会，让他们以尽可能平衡的方式划分国会选区。如果没有按照党派划分的选区，就不太可能存在所谓的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安全席位，选举的竞争将围绕着中间选民，候选人需要吸引独立的选民。在一个安全的选区里，一个共和党候选人大多数时候只会输给另一个更为保守的共和党候选人，一个民主党候选人也只会输给另一个更加自由的民主党候选人。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国会中极左或极右立场的成员比例将会超过全国选民立场的实际分布情况。当国会中有了更多的中间偏左和中间偏右的成员之后，就更有可能从中间立场出发，而不是追求极端做法。
它还会在所有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选举中引入排名投票制度。在这样的机制下，选民将根据自己的偏好，对所有的候选人进行排名，而不仅仅只是为一位候选人投票。如果没有人得到多数票，那么在选民的最优偏好中获得票数最少的候选人将被淘汰。然后，他或她的票数就将被分配给同一选民在排序中次优选择的候选人。以此类推，直至有人获得多数票为止。这将使选民有更多选择，冒险尝试投票给那些共和党与民主党以外政党的非主流候选人。你可以更放心地在最认同的候选人身上冒险，即使那个人被淘汰了，你给他（她）的选票也会被记到你的次优选择候选人身上。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说：“这样的机制能鼓励创新，也能鼓励新鲜血液的加入。”我们还应该解除对失败者的禁令。美国有45个州都规定：按照法律，如果你输掉了党内初选，就不能参加普选。这样一来，立场温和的候选人也许会因为在党内初选中输给了极左或极右人士，无法参加普选，尽管在所有选民都能投票的普选中他可能有更高的胜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