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哪儿也不去。”父亲将一根棍子拿在手里，棍子足有手臂那么粗，他“咔嚓”一声在膝盖上将棍子掰成两截，“我可以揍烂你的脸，”他扔了棍子继续说，“空手也行。”
三文钱歪了歪头说：“好，你等着。”
第二天晚上，三文钱带来了两个叫花子，寒少爷带来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大砍刀。他们站在窝棚前，不说话，僵尸娃娃的父亲很快看清楚了面前的形势，这个农民，在麦收时节，每块地里都会有这样一个农民——他扑通跪下了：“求你啊，别打我的娃，他有病。”
“打我吧。”他抱着头说。
三文钱冷漠地站在一边袖手旁观，寒少爷手里的大砍刀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砍了几下就弯了。两个壮年乞丐雨点般的拳头落在那父亲的身上，其中一个抓着父亲的头发往地上撞，撞得砰砰响，不一会儿，父亲倒在地上不动弹了。
“停。”三文钱拉开那个壮年乞丐。
“他死了？”乞丐担心地问道。
“没死，”三文钱探了探那父亲的鼻息说，“他昏过去了。”
这时，从窝棚里冲出来一个孩子，这个10岁的孩子站在父亲面前，他的身体是佝偻着的，但从气势上看更像一个巨人。他龇牙咧嘴，露出黑色的牙龈，吓得一个乞丐后退两步。寒少爷拿着那把不中用的刀走上前，孩子对着寒少爷的大瘤子就是一拳，打得寒少爷嗷嗷直叫。另一个乞丐把这孩子推倒在地，孩子咆哮一声，像疯狗一样咬住了乞丐的小腿，三文钱上去使劲拽，用脚使劲蹬，才把那乞丐从孩子嘴里解救出来。
“我们走。”三文钱说。
那孩子站在那里，两手攥着拳头，发出一声声低吼。
一个月之后，父亲攒够了一笔钱送孩子住院就医，但医生对此病束手无策，在CT、核磁共振和生化检查中，没发现任何异常，只是脑电波的检查中发现了问题。他们采取了换血疗法，这种冒险的治疗方式使孩子病情恶化，最终死亡。
快过年的时候，华城火车站的进站口出现了一个中年乞丐，他穿件黑棉袄，腰部扎一根电话线，左手揣进右袖筒，右手塞进左袖筒。他蹲在地上，脸庞深埋在双臂里，面前有一个破碗。
两个人在他面前停下，其中一个人用手拨拉着破碗里的硬币：“就这点？”
他抬头看到了三文钱和寒少爷。
“你娃呢？”三文钱问道。
“他死了。”
“你叫啥名？”
“大怪。”
“唉，天够冷的，大怪，请你喝酒，去不去？”三文钱问他。
大怪看了看三文钱，默默地收拾起东西，三个人走进了一家大排档餐馆。当天晚上，他们都喝醉了，互相说了很多话，也就是从那天开始，这里出现了一个以乞丐为主要成员的黑恶势力团伙。
前传：罪全书 第十二章 华城车站
1998年8月12日，清晨，大雾。
华城鹤洞桥附近发生车祸，一个腿脚不好的乞丐过马路时被车撞死，交警从乞丐的贴身口袋里发现了几袋冰毒。
1999年10月22日，晚上9点，华城海珠广场人流穿梭，一个乞丐跪在霓虹灯下，他的面前有个鞋盒子，别人给他钱，他就磕个头，不说话，他可能是个哑巴。哑巴的两个孩子也都跪着，其中一个大点的孩子正撅着屁股向旁边一个卖花的女孩挤眉弄眼。
有个穿西装戴帽子的罗圈腿老人，也许是喝醉了，走过乞丐身边时，像扔一张废纸那样随手就扔到帽子里一百块钱。老人走出很远，听到一声尖叫，回头一看，那哑巴乞丐正拿着钱对着灯照呢。
乞丐的两个孩子蹦跳着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上面的毛主席。”
他们听说过有这么一种新版的红色百元大钞，现在，他们亲眼看见了。
哑巴乞丐兴奋地开口说话了，他说：“哎呀，老天爷，都摸一下吧，别抢烂了。”
旁边那个卖花的女孩立刻追上去，对老人说：“等一下，您买花吧。”
老人打个饱嗝，眯着小眼说：“怎么卖啊？”
女孩说：“八块一束，不贵，花多好看。”
老人掏出一百块钱说：“我全要了。”
“一共十二朵，九十六块钱。”卖花女孩接过钱，厚着脸皮说，“别找了，我也没零钱。”
老人说：“那不行，你得找钱，那个人是乞丐；你，你是一个商人。”
卖花女孩愣了愣，很快反应过来说：“我就是个卖花的，你等着，我到那边换零钱。”
老人看着女孩拐过街角，不见了。
老人叹息一声，将花扔进了垃圾箱。
这个老人就是三文钱。
几天后，三文钱又出现在海珠广场，他对“哑巴”乞丐说：“给你一百块钱，你帮我把这包东西送到环江路的赛迪娱乐城，回来，再给你一百块。”
“有这好事？”乞丐问。
三文钱将一张百元钞票放到乞丐面前的鞋盒子里。
“你咋不送？”乞丐问。
“我有事。”三文钱回答。
“到了那里，把东西给谁？”乞丐问。
“找霍老板。”三文钱说。
“包里是啥子东西？”乞丐说着，打开了帆布包，里面有两块砖头，用报纸包着。
“就这个，”乞丐问，“两块红砖？”
“是的。”三文钱回答。
犯罪分子运毒的方式一般采取人货分离，找个傻瓜当替死鬼，即使被警方抓住也说不出上线是谁，在运送过程中，会有马仔暗中跟随，以防不测。毒贩藏毒的方式更是千奇百怪，香港张伟艺将毒品藏在西瓜里，海南解风平将毒品藏在椰子里，上海人周某将摇头丸藏在蜡烛里，云南人李某将海洛因伪装成糯米藏在几麻袋糯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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