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负责蚂蚁金服农村金融事业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袁雷鸣跑遍了中国所有的大型农业企业，他想用不断的沟通和拜访在短时间内找到一条适合蚂蚁金服的农村金融发展之路。
在中国，谁都知道农村金融不好做，连续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均辟出单独段落来强调这个领域的重要性。2016年初，当蚂蚁金服完成B轮融资时，公司的管理层随即宣布将国际化、农村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未来的重要发展战略。对于一家互联网起家的公司而言，要做最接地气的农村金融，其中一定蕴含着巨大的跨越和挑战。
中国的粮食生产已经实现了十几年的连续增长，2015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21万吨，但同时还要进口大量谷物，这暴露出粮食的供给侧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随着国内消费升级的不断深入，消费者对于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国内现有的农业生产体系无法满足需求，推进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在2016年12月20日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的农业领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将农业结构“调好、调顺、调优”。
事实上，蚂蚁金服对农村金融并不陌生，服务于“三农”（农业产业、农村地区、农民群体）一直是其兄弟公司阿里巴巴的战略重点。2014年，阿里巴巴开始实施“千村万县”工程，当时的计划是在全国1000个县10万个村推广农村电商。
做电商一定要配套金融等支付服务，也正是在那时，蚂蚁金服进入了农村金融这一领域。多年来，蚂蚁金服已经为“三农”用户提供了支付、理财、贷款、保险等多方面的产品和金融服务。2015年，蚂蚁金服在支付、保险、信贷三大业务中，所服务的三农用户数分别达到1.4亿、1.2亿、2000万。
展望未来，公司高层和袁雷鸣都认为，在农村金融方面，蚂蚁金服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农村金融难在以下几点：首先，中国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大多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这种小农经济需要密集的劳动力投入，对资本和技术的要求并不高，所以农村金融的业务需求并不旺盛。其次，没有办法解决信用抵押品的问题，由于国家政策不允许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流转，所以农民缺少适格抵押物，没有办法获得抵押贷款。最后，农民是一个缺乏信用记录的群体，很多人没有被央行征信系统覆盖，缺少能够证明自己信用的数据，这样连信用贷款也难以获得。
难做不等于不能做。蚂蚁金服的基因里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总是能够让贫瘠的土地成为一片绿洲，将原本看似不具备商业条件的项目做成。在阿里巴巴和淘宝创立伊始，中国的电商企业很多，但是后来大多失败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企业给自己的畏难情绪找借口，比如有些人说线上交易缺乏信任机制，有些人说没有在线支付工具。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时，马云没有退缩，阿里巴巴和支付宝更多地选择“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久而久之，这种克服困难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担当，在员工的不断实践中逐步固化下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企业文化。这样的企业文化基因，在很多开创性的产品和项目上都有所体现。农村金融也是如此，表面上的困难总会有，但当技术发展到今天，办法总比问题多。
“农村金融的风吹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年，但是真正的时间窗口在近一两年才打开。”在袁雷鸣看来，农村金融根本连“蓝海”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一片贫瘠的“荒漠”，要将“荒漠”变成“绿洲”，蚂蚁金服需要结合自身优势禀赋，与产业链各方合作，共同寻找农村金融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