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两年红包之战的失败，让支付宝的高层陷入了沉思。所有人都在想：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这时，樊治铭和核心团队的成员开始意识到社交关系链的重要性，开始考虑是否也在支付宝上做社交。这个问题引发了公司内部的激烈争论，毕竟“来往”的失败殷鉴不远，反对派的理由很充分，在微信已经将社交需求得以很好地解决的情况下，支付宝做社交的意义何在？
樊治铭告诉手下，支付宝所做的社交不同于微信，它不是以单纯聊天为目的，而是基于支付宝的场景来满足用户自然的沟通需求。以典型的转账场景为例，按照交易习惯，在转账前，双方会核对账户信息，而在转账发生之后，收款方会告知付款方是否收到款项。如果支付宝只有转账功能，那么它只是整个交易流程的一个环节。因为即使用户用支付宝转账，也需要用微信或短信进行沟通，这时用户很有可能将转账行为迁移到微信上去。但是如果支付宝上有用户社交关系，那么用户在给朋友转账之后，就不必使用微信来确认是否收到款项，在支付宝一个App上就能直接解决问题。
微信上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互动，而支付宝是以各种场景为主，缺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如果在这方面无所作为，支付宝早些年的先发优势就很有可能被“截和”。
樊治铭认为，只有给用户提供全链路的完整体验，才能将用户留在支付宝，否则用户就有被“截和”的可能。因为微信和支付宝的用户重叠部分很大，需要将这个短板补上，所以支付宝也要做自己的关系链，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场景，让用户把关系链沉淀在支付宝里，这样才能通过数据更好地服务用户。
蚂蚁金服无线事业群的产品总监朱雁春对此印象深刻。从2015年3月开始，朱雁春负责支付宝上转账、红包等所有的C端产品。用朱雁春的话说，2015年初羊年春节红包的失利，给了公司和整个团队很大的启发，大家开始意识到社交基础关系链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社会关系链，C2C之间的产品就无法做起来。
朱雁春认为，微信基于用户之间关系链的连接方式是目力所及的最好模式。于是，他和团队一起将支付宝所有C2C的业务，基于关系链重新梳理了一遍，打造了一个基于关系链的平台，目的是提高C端产品的体验，并建立支付宝自己的社交关系链。
在支付宝不断发力的同时，来自竞争对手微信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2014年初，“滴滴”和“快的”的打车软件补贴之战，让用户养成了扫码支付的习惯，随后不久，微信支付在线上和线下快速拓展，越来越多的小微商户开始使用微信支付进行收单。更令支付宝担心的是，随着微信支付用户规模的扩大，“双边市场理论”开始应验，更多的用户促使更多的商家接入，而更多的商家接入又使更多的用户选择微信支付，从而形成一种正向反馈效应。
舆论开始越来越不看好支付宝，一些人说微信和支付宝的竞争是不同维度的竞争，是高频打低频，是社交打金融，因此支付宝必败无疑。那时，团队的压力很大。
在工作汇报层级上，吴明直接向樊治铭汇报。在闲谈时，樊治铭时不时地会和他讲起与微信的竞争，以及这场竞争给双方心理上带来的变化。樊治铭说：“以前腾讯旗下的财付通长期处于追赶支付宝的境地，就好像有个人总想搬一把小板凳到我们家来坐，但是现在微信追赶支付宝的脚步越来越快，以后双方可能平起平坐，甚至有一天攻守互换时，变成支付宝搬一把小板凳到别人家去坐，都是有可能的，这就要调整心态。因此，双方打的是一场持久战。”
这是一场耗费精力的持久战。从支付宝7.0版本开始，在每一个重要版本发布之前，樊治铭都会和团队成员一起过一遍改版的细节。在这个过程中，负责具体工作的团队成员会先说改动的原因，然后由其他人来提意见，最后樊治铭讲他的看法。樊治铭既看大局，也注重细节，甚至连按钮之间的像素差距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那杀不死我的，会使我更强。”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这句名言，在美国畅销书作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反脆弱》一书中得到了呼应。在塔勒布看来，对个人和组织而言，适时出现的压力与危机是好事，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生存与繁荣。微信对支付宝的竞争压力的意义也许正在于此。
从2013年ALL IN无线开始，支付宝客户端的迭代已经持续了三年多，闭关研发更是家常便饭，几乎每年都有。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一线的工程师已经非常疲惫，作为主帅的樊治铭经常要给员工“打鸡血”。
“大家再努力一把，今年弄完了，明年就轻松了。”樊治铭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可是时间长了，大家已经“不相信”他的话了，所有人都已经适应了这种高强度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