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与传感器的密集创新
在寻访欧美各地昔日锈带地区的旅程中，我们经研究发现，智带之间既有极为相似之处（历史、参与者的类型、联络者、智力共享的方式、对先进制造技术的利用），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有智带都从事专业化的技术研究，工作具有高度的复杂性，都需要跨学科的合作，都要由各方分摊极其高昂以至于无法由任何一方独自承担的研究成本。尽管有上述共通之处，但每一处智带又都专注于一到两项界限分明的经济活动。例如，阿克伦和埃因霍温的主要关注点是聚合物；明尼阿波利斯和奥卢关注的是生命科学；奥尔巴尼和德累斯顿（以及埃因霍温）则关注芯片和传感器。智带与产业集群的区别在于，产业集群主要是由特定区域内地理位置相近的相关企业及其供应商组成的群体，而在智带中，大学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智带各实体间不仅相互联系，而且彼此紧密合作。其科研人员的知识高度专业化，研究重点也非常突出，以至于他们不会感受到别人造成的威胁，因而可以随心所欲地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进行开放式合作，让所有参与者都更加强大、更具竞争力。智带偶尔也会出现不同地区间的竞争，但这些地区各自的专长并无交集，这使得智带的人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高枕无忧。
无论对于哪个行业来说，要实现这种专注性与开放性的独特结合，其基本要素都是相同的。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要素发挥的作用略有不同。在本章中，我们将关注以下内容：联络者的作用、物质环境的重要性、传统优势的力量、供应链转型为价值链，以及如何建立强大的社区，以推动芯片和传感器领域的突破性创新。
典型的智带挑战：物联网的崛起
智能手机如今连接着数十亿人口，并将海量信息送到我们的指尖上，但与物联网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物联网可以使数千亿的机器、设备以及其他物品彼此相连，同时能对它们产生的大数据进行瞬时分析。城市、房屋、运输系统、通信网络、生产设施以及公共设施——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世界，几乎所有的设备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与任何其他设备相连，实时共享信息。物联网对我们的健康、生产力、粮食安全、教育乃至幸福感都有巨大的影响。例如，无人驾驶汽车有助于解决市区中的交通堵塞问题，减少交通事故伤亡；我们身体里的微型传感器可以帮助监测、管理自身的健康状况；智能电网可以让我们以惊人的效率和可靠性利用替代能源。物联网潜在的好处简直难以想象。（当然，还存在一些涉及安全和隐私的重要问题。）
上述种种潜在的好处要想落到实处，就要依赖这些装置内嵌的传感器以及用于连接传感器并处理它们收集到的大量数据的芯片，而首要问题就是它们的计算能力和存储容量。必须要让它们体积更小、功能更强大，而且还要不断降低生产成本。世界各地的技术创新者都有志于此，其中不只有那些知名的创新中心，还包括我们参观过的三个智带：位于哈得孙科技谷中心的纽约州奥尔巴尼、德国的德累斯顿以及荷兰的埃因霍温。
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地区一直专注于芯片研发，为了追寻体积更小、功能更强大的芯片，它们展开了一场历时数十年的探索，如今正是这场角逐的最后冲刺阶段。它们主要专注于两个问题：其一是如何制造更大的硅晶片（用于制造芯片的半导体材料薄片），使单个晶圆片可以产出更多的芯片，进而降低成本；其二是如何缩小每个芯片上微型电线（电路）的间距，以使更小的芯片可以承载更大的处理能力。要解决这些难题，就需要在设计开发过程中进行智力共享，在生产中采用智能制造方法。
奥尔巴尼专注于采用纳米技术设计下一代大尺寸硅晶片（直径450毫米），即在原子和分子水平上处理物质。在德累斯顿智带，处于核心地位的则是制造工艺本身。而在埃因霍温，智力共享既适用于芯片设计过程，也适用于制造工艺的开发过程，特别是一种使用极紫外光刻（EUVL）的新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可以更可靠地制造精密度越来越高的芯片。
三个智带都是典型的“苏醒的睡美人”。通过对各个智带的共同要素进行幸运组合，这些地区已经从睡梦中苏醒过来。
奥尔巴尼：汇聚众智，联络者的重任
没有阿兰·卡洛耶罗斯（Alain Kaloyeros）的参与，奥尔巴尼地区就不会成为智带。卡洛耶罗斯是纽约州立大学理工学院纳米技术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该中心是纽约州立大学系统的一部分，全称为纽约州立大学纳米技术与工程学院，项目总投资200亿美元。卡洛耶罗斯在黎巴嫩长大，年轻时作为基督教民兵参与过黎巴嫩内战，曾在贝鲁特错综复杂、屡遭兵燹的街道中数次死里逃生。随后，他放弃了在城市中打游击战的生活，转身投向学术界。1987年，他从伊利诺伊大学获得了凝聚态物理学（实验物理）博士学位，并很快展现了自己作为一名物理学家的才能。尽管他堪当科研重任，但他既不是出身麻省理工或斯坦福的“技术宅”，也不是来自硅谷的“创业神童”。他具备一个联络者在促成锈带地区复兴时所需的最重要的技能，我们在全书中将一再提到这项技能的重要性。
纽约州立大学理工学院院长阿兰·卡洛耶罗斯
图片来源：纽约州立大学理工学院
然而，必须要明白一点，智带联络者所起的作用比“社会”联络者更为复杂。社会联络者往往同时属于几个不同的社会团体，其作用在于为各类人相互接触创造条件，而一般来说，这些人已经有意要与当前圈子以外的人接触。相比之下，智带的联络者不仅要乐于为人牵线搭桥，具备相应的沟通技巧，然后付诸行动，还要具备足够的眼界，能说服其他人，让他们接受目所不及之事，接纳自己对远景的构想。联络者要激励人们相互接触，努力找到共同兴趣点，在舒适区外建立新的关系，继而将这种关系转化为持久性的社区。除此之外，联络者可能会经历初期的惨淡经营，因为他们想要联系在一起的人和团体本无意于此，甚至对联络者付出的努力持敌对态度。
卡洛耶罗斯是如何担起这一重要而艰难的角色的呢？1988年，他受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Mario Cuomo）之邀，前往奥尔巴尼主持纳米技术与工程学院。科莫和他周围几位志同道合的纽约州决策者确信，他们需要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来解决纽约州锈带的夕阳产业引发的问题。有了IBM公司的支持和纽约州立大学的参与后，他们开始将精力集中于芯片制造。但他们还缺少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能言善辩的代言人来推进这项工作，这个人既要有学术资质，又要有创业动力。几经寻觅，最终他们找到了卡洛耶罗斯。
2013年，在探访奥尔巴尼的过程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纽约州立大学纳米科技研究中心。当时，我们俩（本书的两位作者）抱有同样的想法：这就是那种人们认为只有在亚洲才能见到的先进科研园区，比如说台北附近的新竹科学园区。人们绝不会想到，这样的园区会出现在奥尔巴尼市郊，因为这种美国城市理应正在挣扎度日。我们在纳米科技研究中心见到的是现代化的建筑群，建筑外部由玻璃和金属构筑，内部是由玻璃通道相连的办公室和实验室。
纽约州立大学纳米技术与工程学院纳米技术研究中心的无尘室
图片来源：彼得·范·阿格塔米尔（Peter van Agtmael）/玛格南图片社（Magnum）
随后，我们见到了卡洛耶罗斯，他那迷人的风度和敏捷的思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刻他可能还在谈论汽车，说他开的是25万美元的法拉利458蜘蛛，加速到60英里/小时（96公里/小时）只需3秒钟。下一刻，他可能话锋一转，开始讨论下一代半导体的错综复杂之处。我们了解到，他是奥尔巴尼智带强有力的推动者，他的口号很简单：是时候挑战一下亚洲“世界芯片制造商”的地位了。我们还了解到，他具有过硬的学术资历和商业背景来说服世界顶级的半导体公司，让它们将前沿研究工作带到奥尔巴尼来。
我们没能立即明白的是，作为一名世界级的物理学家，他有着数不尽的机会，为什么选择了奥尔巴尼。诚然，其中有报酬的问题，但是吸引卡洛耶罗斯的远不止丰厚的报酬。他向我们解释说，他本可以在很多业界巨头或学术机构中谋得报酬颇丰的职位，但他却在奥尔巴尼看到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让他做一些更有挑战性、更有意义的事情，他可以参与到当今最振奋人心的行业当中，积累足够的科学与工程专业知识，然后唤醒睡美人。这位睡美人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当今芯片制造业中心的劲敌，并改变长久以来由亚洲芯片制造商主导的竞争格局。
卡洛耶罗斯深知这一过程并不像把几个人聚在一起开一两次会那么简单。业界对聚集不同参与者共谋一事的可行性深表怀疑，他必须要打消业界的疑虑，还要在开放式创新过程中与它们保持合作，这种合作将会持续多年。
所幸纽约州州长和总部近在咫尺的IBM都深知这一地区形势岌岌可危，需要面对现实。州政府、州立大学系统以及该地区的公司深切地感受到了来自国外及美国其他地区的竞争威胁。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领导迫切希望跟上先进制造技术最新发展的脚步，但他们知道道路是艰辛的，因为他们无法与麻省理工学院这样顶级的研究型大学竞逐一项又一项政府或企业的资助。与此同时，在纽约州东菲什基尔（East Fishkill）设有生产基地的IBM公司身为业内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商，已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创新过程——封闭、专制、孤立模式——已经过时，不会为公司带来立于前沿所需的突破性创新。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做到投资数十亿美元以领先整个行业，即便是规模庞大、人才济济的公司也不行。
因此，卡洛耶罗斯看出，所有参与者都需要一些自身没有但可通过智力共享获取的东西。例如，纽约州立大学的全球先进制造中心高度依赖企业为其研究设施提供经费，企业则依赖学界为其提供基础研究。但是这种关系是以项目为基础的，既没做到很好地关注某一共同目标，也没做到更加开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取得的知识不会与项目参与者以外的人分享。
卡洛耶罗斯认定，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智力共享环境，而营造这种环境的最佳途径就是兴建一处可用作孵化器和创新中心的设施。这正是纽约州立大学纳米技术研究中心创建背后的动力。这座卡洛耶罗斯称之为“巨无霸”的研究中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那里，企业的研究人员可以与纽约州立大学的教员和研究生并肩工作。卡洛耶罗斯相信，拥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并维持其运营可以激励工业企业不断创新。只要企业坚持这样做，大学就可以从合作中受益。受益的途径多种多样，包括签订承包项目、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创办创业公司或衍生公司、取得专利等。卡洛耶罗斯对我们说：“我们坚信，那些建造基础设施的人最终将收获技术进步的果实。”1
卡洛耶罗斯很清楚，他需要做的不仅仅是说服足够多的现有参与者到中心落户，还要吸引新的参与者。在创建全球450联盟（G450C）的过程中，他担当了推动者的角色，先后游说了英特尔、IBM、尼康、三星、台积电（TSCM）、格罗方德（GF）等世界各地的业界巨头将下一代研究活动落户奥尔巴尼地区。450毫米晶圆的研发活动在纳米科技中心进行，但格罗方德的半导体制造业务在纽约州马耳他城进行，三星和台积电则分别在首尔和台北附近进行研发活动，并且在当地设有制造设施。2015年8月，在奥尔巴尼进行后续访问期间，我们有机会进入了无尘室，看到了十几位正在努力工作的工程师，他们在测试运行世界首台450毫米制造设备。走到这一步花费了十余年时间，需要惊人的毅力、创造性思维以及严密的论证。2
为了创建全球450联盟，卡洛耶罗斯向这些骄傲的竞争者摆出了充分的理据。他支持这种史无前例的合作方式的第一个理由是：这种合作可以提高效率。智力共享比各企业和大学以往采用的方式更加高效，传统的合作方式组织松散且缺少重点，只是将各个项目、计划粗略地整合到一起。
第二，他强调智力共享方式具有重要的结构性优势。只有在大学的主导下，同业的竞争者才可以积蓄资源池、共享信息，而无须顾虑联邦政府的反垄断调查。作为合作内容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共同斥资数十亿美元，用于过于昂贵以致个别企业无力承担的先进设备和工艺，并且无须担忧被控勾结或价格垄断。如此一来，他们创造了一个开放性的平台，研究成果各成员利益均沾，参与者个体还可应用研究成果创造各自的专利产品。
第三，卡洛耶罗斯承诺，全球450联盟的参与者将能应对更大的挑战。挑战更大，成功的机会就更大，还有可能获得极大的回报。目前，在纽约州立大学纳米技术研究中心，3500位来自业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正与该校教师和研究生一道，参与一项耗资三四十亿美元的项目。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致力于解决制造下一代450毫米硅晶片的相关问题，其中包括极紫外光刻技术。日本尼康、荷兰阿斯麦（ASML）以及德国的镜片制造商蔡司（Zeiss）和激光领域权威通快（Trumpf）在此次合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3
纽约州立大学理工学院同时还与东纽约州天使投资集团合作，作为孵化器为当地创业公司和衍生公司提供服务。东纽约州天使投资集团通过两轮融资募集了390万美元，已分别为9家创业公司投资5万~25万美元。贝斯科技（Bess Technologies）就是其中之一，这家创业公司致力于开发更高效的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和容量更大、充电更快的消费性电子产品。4
卡洛耶罗斯认为，通过上述种种努力，半导体产业已为美国其他希望在复杂的技术创新中立于前沿的行业树立了典范。他说道：“过去人常言，通往奥尔巴尼的路必经IBM，而现在人们说，通往IBM的路必经奥尔巴尼。”他所说的奥尔巴尼，其意义不在于是州府所在地，而在于那里有纽约州立大学纳米技术研究中心。
吸引人才的环境：扩展为区域中心
奥尔巴尼智带的扩张已超出城市本身：纳米技术研究中心的成功仅仅是这里政府、学界、企业协同创新中的一例，如今这里已经被称为哈得孙科技谷。
科研重镇伦斯勒理工学院距奥尔巴尼仅20分钟车程，院长雪莉·安·杰克逊（Shirley Ann Jackson）坦言，纳米技术研究中心确实成功推动了纳米技术的发展，将半导体企业带了回来，并为整个地区创造了就业。她指出，同样重要的是，纳米技术研究中心的专家们掀起了一股全新的科研浪潮，这股浪潮将推动行业超越硅基半导体向更深层次发展。据她称，伦斯勒的研究人员正设法将纳米技术与生物技术结合，以完全克服硅生产的局限性，借此“尝试构想2020年以后的发展”。5
纽约州立大学纳米技术研究中心的影响范围已然超出了研究领域，涉及了制造业。我们从伦斯勒理工学院出发，沿着87号州际公路向北驱车20英里（约32公里）就到了马耳他城。世界第二大独立半导体代工厂格罗方德6在此斥资100亿美元兴建了一座先进的制造工厂，业界将其称为“fab.”（晶圆厂）。格罗方德政府关系总监迈克·鲁索（Mike Russo）告诉我们，这家工厂是美国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新建项目，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先进、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工厂。工厂一期于2012年投入运营，截至2015年，约有3200名员工在此工作。工厂全天候运营，身着白色工作服、佩戴蓝色防护镜的技术人员时时监控着设备。半数以上员工是化学工程师、电子工程师和机械工程师，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员工平均年薪9万美元，格罗方德每年为此支出3.5亿美元。
格罗方德早期在新加坡和德国德累斯顿已设有两家设施不够先进的半导体加工厂，又于2014年10月接收了IBM的半导体加工厂及相关知识产权。此次在马耳他城投建新的制造设施后，格罗方德在技术上7已经可以与台积电、三星等半导体行业内最大的制造商处于同一阵营。相比之下，格罗方德的规模还较小。
我们2014年8月拜访期间，晶圆厂二期正处于建设之中，5000名建筑工人每天都在那里施工。整个基地可以容纳4个晶圆厂，但三期工程和四期工程何时进行取决于市场增长的速度以及马耳他城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对额外扩张的支持情况——税收优惠和充足的能源供应等情况。
不仅格罗方德自身将在奥尔巴尼智带部署大量业务，公司的许多主要供应商也都已迁入此地，其中包括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东京电子（Tokyo Electron）以及阿斯麦等公司。迈克·鲁索坚信，随着产能的提高，这里最终将形成一条全新的供应链。另一家制造商美施威尔集团（M+W Group，德国—奥地利）也在纽约州投建了一座总值14亿美元的高科技工厂，并且已将其总部由得克萨斯州奥斯汀迁至哈得孙科技谷。
于是，在纽约州州政府、州立大学系统与IBM三方合作的推动下，哈得孙科技谷如今已成为一片欣欣向荣的智带。受益的不仅限于那些参与技术创新的企业，区域内各种类型的企业均可获利，这是所有智带共有的特征。我们在萨拉托加温泉附近的一家餐厅吃晚饭时，服务员评论道，格罗方德在晶圆厂的投资创造了大量就业，使这座城市的市区重新焕发生机。来自中国、欧洲和印度的雇员为小镇的街道、店铺带来了新生。小镇风景如画，长期以来一直以其赛马场和夏季艺术节而闻名，如今则更以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设施而闻名。
从伦斯勒理工学院穿过哈得孙河就是历史名镇瓦特弗利特（Watervliet），智带小镇的创业公司正在这里蓬勃发展。瓦特弗利特是典型的锈带城镇，19世纪，这里的联邦兵工厂制造出了1812年战争和美国内战中使用的大炮和弹药，现在这里依旧在为军方生产武器装备。瓦特弗利特还是美军主要科研中心本内特实验室的所在地。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从事半导体创新的新公司的首选之地，这些公司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与纽约州立大学纳米技术研究中心有着紧密的联系。现有20家小型高科技公司，包括克利夫兰聚合物技术公司（Cleveland Polymer Technologies）、固封技术公司（Solid Sealing Technology）、微创光刻公司（Vistek Lithography）的瓦特弗利特地区正在成为高科技制造带。
瓦特弗利特兵工厂机器修复车间（1845）
图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美国历史工程记录
复制品编号：HAER NY,1-WAVL,1/14--10
奥尔巴尼之行让人大开眼界，我们由此开始领略智带的奥妙。就缔造这一切的联络者而言，我们感受到了卡洛耶罗斯的激情，见识到了他的技巧。我们了解到，至少对奥尔巴尼来说，实体设施是开展事业必不可少的基石。我们还了解了像“巨无霸”这样的项目如何能够成为吸引他人的磁石，又如何能促使研发活动在原有关注点的基础上拓宽范围。我们明白了像奥尔巴尼这样的智带何以成为其他地区、其他行业的典范。很显然，杰夫·伊梅尔特选择在密西西比的无名小镇建设通用电气超先进飞机发动机制造厂时，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们看到，一种全新的制造业形式正在美国兴起，兴起之地让人意想不到，兴起之势让人激动不已。
德国德累斯顿：昔日工业中心的复苏
欧洲是否也是如此呢？我们已经造访过埃因霍温，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以确定在各种各样的社区中，锈带是否都在向智带转型。飞机抵达德累斯顿时，我们发现很难想象风景如画的萨克森州州府（德国东部）在20世纪30年代竟会是世界领先的科学和工业中心，并以卓越而富有创造力的汽车、飞机、透镜制造业闻名于世。
数百年来，德累斯顿还一直是文化重镇，甚至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最向往的就是能住在德累斯顿的王宫中，而不是莱比锡附近沉闷单调的城市里。德累斯顿再次成为工业重镇的历程想来也同样令人称奇。德累斯顿智带在芯片和传感器领域内完全可与哈得孙科技谷平分秋色。像奥尔巴尼和埃因霍温一样，德累斯顿的转型一方面得益于政治家不得不面对岌岌可危的制造业，另一方面得益于学术界和企业界再燃雄心壮志，意欲证明些什么。
德累斯顿及周边的萨克森地区如今已是高科技产业的中心。我们在奥尔巴尼初识的制造业巨头格罗方德8有很大一部分芯片制造业务正位于德累斯顿，英飞凌（Infineon）也在此有同样部署。9围绕着这两家公司，德累斯顿迅速形成了一个合作生态系统，系统中包括2000余家公司和51 000名员工。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是我们向贝蒂娜·福斯贝格（Bettina Vossberg）提出的问题，她是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孵化器“高科技跑道”（High Tech Startbahn）10的负责人。该校是德国同类型大学中最大的一所。她给我们讲了一段颇具启发性的历史。莱比锡、德累斯顿、耶拿（Jena）等城市均位于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州，这里在“二战”前曾是该国最早的工业与科研中心。“二战”后该地区处于民主德国治下，大多数企业家离开了这里，并在联邦德国的巴伐利亚州和巴登–符腾堡州落户。如此大量的人才流失导致萨克森州的工业陷入衰退，与之相伴而来的则是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
1946年，有轨电车在前一年盟军德累斯顿大轰炸留下的废墟中穿行
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Getty Images）/威廉·范迪维尔特（William Vanpert）
德累斯顿乃至整个萨克森州都进入了数十年的休眠期，直至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基督教民主党的库尔特·比登科普夫（Kurt Biedenkopf）于1990年当选萨克森州州长，情况才有所改变。12年间，比登科普夫在三任任期中，作为联络者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他的努力下，该地区重新拾起了科学与工业重镇的本色。比登科普夫认为，德累斯顿可以再次在技术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他的影响下，一大批科研机构相继在此设立分支机构，包括从事基础研究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11、从事应用研究的弗劳恩霍夫协会12、致力于研究21世纪科学难题的亥姆霍兹联合会13以及继续资助民主德国智库出身的优秀研究项目的莱布尼茨学会14。这些机构带来了大量的智力资源。
德累斯顿圣诞市场是德国历史最久、人气最旺的圣诞市场
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马蒂亚斯·哈克尔摄影室（Matthias Haker Photography）
但是正如我们所见，智带不仅仅是建立在智力资源的基础上，萨克森州还需要大型的知名企业。在民主德国时期，扮演这个角色的是拥有3000名员工的半导体巨头泽恩帝（Zentrum Mikroelektronik Dresden，ZMD即“德累斯顿中央微电子”）。但该公司由军队控制，没有明确的市场定位，柏林墙倒塌后，公司随即失去了资金来源，走向破产。泽恩帝分裂为若干部分，其中一部分仍留在德累斯顿，如今为汽车制造业生产数模混合芯片，其他部分则并入第三方芯片制造商X-FAB（埃克斯）。
在复苏之际，德累斯顿得到了它所需的支柱企业。1994年，从西门子公司独立出来的英飞凌斥资逾30亿欧元在德累斯顿建起了工厂和无尘室，用于生产大晶圆和智能芯片。该公司致力于开发芯片和传感器软件，以使芯片和传感器更为智能，能理想地应用于汽车、信用卡和风车。在全球汽车制造业中，英飞凌目前在该领域内处于领先地位，占市场份额的25%。英飞凌已经成为汽车制造业供应链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与同样来自德国的博世（Bosch）以及日本的电装（Denso）展开竞争。
正如我们在奥尔巴尼了解到的情况，一旦有一位成员站稳了脚跟，生态系统便会开始蓬勃发展，其他重要成员最终也会被吸引过来。虽然耗时多年，经历了多番艰苦谈判，但最终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AMD）还是难抵诱惑，于1996年进驻德累斯顿。超威半导体在德累斯顿的业务取得大幅增长后，将旗下芯片制造业务出售给了阿布扎比酋长国（阿联酋最大的酋长国），这部分业务如今在格罗方德名下继续开展。目前，格罗方德通过位于德累斯顿、新加坡、哈得孙科技谷的芯片制造厂为多家科技公司制造芯片，其中包括超威半导体、博通（Broadcom）、高通、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等。格罗方德公司在德累斯顿的投资达10亿美元，已成为欧洲最大的芯片制造商。
格罗方德德累斯顿设计中心的负责人格尔德·特格（Gerd Teege）为我们讲解了他们在同时追求更大的晶圆、更小的芯片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他说，生产中有两个元素是不可或缺的：硅材料和光掩膜。光掩膜决定从光源射出的光线照在硅片的什么位置上，以此形成电路图案。为了供应上述材料，格罗方德与日本凸版光掩膜公司（Toppan Photomasks）共同创建了先进的掩膜技术中心15，研究人员在此合作进行新型掩膜的技术研发，与双方母公司共享研究成果。该中心距离格罗方德仅一箭之遥。世界第三大硅晶片生产商德国世创电子材料公司（Siltronic）16长期以来一直在德累斯顿西南的弗莱贝格镇（Freiberg）设有生产基地，此外，公司还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设有分厂。2004年，世创电子材料在弗莱贝格开设了一家工厂，用于生产300毫米晶圆。目前，先进掩膜技术中心和世创电子材料都是德累斯顿智带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
在重点企业蓬勃发展之际，创业公司也开始涌现出来，其中不少公司是由几近倒闭的泽恩帝的前雇员创建的，譬如专门从事无尘室空气净化的戴思公司（DAS）17。还有其他创业公司，如HAP公司18专注于芯片生产的自动化技术；AIS软件公司19主要开发实现物联网世界所需的软件；DERU建筑公司20侧重无尘室的设计与施工。
创造平衡：萨克森硅谷的发展
在上述活动积极向前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尽管智带需要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知名企业，但它也需要在大企业的影响力与小企业、配套企业的贡献之间保持平衡。英飞凌和格罗方德甫一入驻该地区并扩大规模、施展影响力，规模较小的私人公司即感到有必要联手创造一种制衡力量，以应对这些大芯片制造商。
此时智带需要一位领导者，一位精于智力共享之道的联络者。企业家们找到了曾受雇于泽恩帝的物理学家吉塔·豪波尔德（Gitta Haupold）。豪波尔德从20世纪90年代离开公司起就一直在指导创业者。她明白，需要建立一个组织来聚拢各创业公司，为它们的利益服务。豪波尔德接受了联络者的重任，并于1998年创建了名为“萨克森硅谷”（Silicon Saxony）的组织。“萨克森硅谷”的提法借自一位《金融时报》记者，这名记者曾在一篇关于德累斯顿现象的文章中使用过这一说法。
如今，萨克森硅谷已经是一个拥有300多个成员、年预算80万欧元的私营实体，大部分资金来自占组织成员80%的中小企业，但酒店和银行也有所贡献，组织年会也会带来收益。虽然与许多行业协会相比，萨克森硅谷的规模很小，但它表明，在重获新生的萨克森地区，智力共享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吉塔·豪波尔德认为，萨克森硅谷使智力共享变得更容易、更高效。她表示：“现在的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都知道如何能联系上对方。”与此同时，她也承认萨克森硅谷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取得了应得的关注和影响力。她坦言：“我们还没有获得德国首都柏林和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关注。”212014年，萨克森硅谷在这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此步虽小，却意义重大。当时，英飞凌被选中负责牵头欧盟的“eRamp”研究计划。22该项目为期三年，耗资5500万欧元，由来自6个欧盟国家的26个研究伙伴共同参与。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如何借助芯片和传感器提高能源效率。萨克森硅谷展示了致力于促进智力共享、打造品牌形象的地方组织如何能在地区层面、国家层面乃至超国家层面发挥作用，吸引竞争激烈的资金。就这种公私合作制度化的进程而言，美国要远远落后于欧洲。
要说服布鲁塞尔的政治家投资支持德累斯顿及其他地方的芯片制造业，仍然任重而道远。为此，埃因霍温（荷兰）、鲁汶（比利时）、格勒诺布尔（法国）、菲拉赫（奥地利）等四个欧洲领先智带与萨克森州联手，创建了名为“欧洲硅谷”（Silicon Europe）的组织。23
缔造了萨克森硅谷的联络者弗兰克·博森贝格（Frank Bösenberg）为创建欧洲硅谷开展了大量游说工作。博森贝格的本职是土木工程师，他于2005年加入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成立了一个部门，专门向欧盟申请合作资金补助。根据欧盟收集的统计数据，萨克森州被列为欠发达地区，因此有资格获得“结构基金”，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及相关研究。
博森贝格和同事将手头资源优先放在确保这些政府补助上，随后逐步转向欧盟其他的资金来源，例如由“展望2020”计划（Horizon 2020）提供的创新补贴。“展望2020”计划由欧盟发起，旨在激励欧盟各国的创新。博森贝格的部门名为“欧洲项目中心”24，拥有40余名员工，以在德国的大学中拥有最多的项目而著称。根据最新统计，他们已取得了270项第三方资助项目。博森贝格最终离开了大学，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是一家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指导的公司。他还在萨克森硅谷兼职，在欧盟大力倡导打破各国、各部门间的壁垒，营造关系紧密的欧洲经济体。
自走出战后阴霾以来，德累斯顿作为技术创新合作中心已取得了长足进展，即使如此，它仍在奋力前行。2008年，贝蒂娜·福斯贝格初迁至此，当时她眼中的德累斯顿仍是一位睡美人，充满潜力，只待唤醒。福斯贝格在家乡科隆的应用技术大学取得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并未急于谋划前程，而是先为多家德国跨国公司服务，穿梭于世界各地。当她看到萨克森州时，这里高质量的生活、良好的基础设施、文化的吸引力（包括顶级歌手和演员在当地各类演出场所演出）、世界一流的教育和研究条件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福斯贝格受聘于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负责制定孵化器方案，甫一上任，她就看到当地的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这里缺少足够的创业榜样，例如，2013年以2.6亿欧元被三星收购的诺瓦（Novaled）LED（发光二极管）公司迟迟没有担起导师和榜样的角色，发挥积极作用。另一不足之处是，在德累斯顿开展业务的跨国公司要听命于位于其他城市的总部。西门子和英飞凌的高层领导都在慕尼黑，格罗方德的各项政策则由加利福尼亚方面制定。福斯贝格就曾在与西门子打交道时受挫。“他们的反应很积极，也点头答应了，而且他们有兴趣了解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的创新。”福斯贝格说道。但一旦涉及向德累斯顿的创业公司投资，钱来得就没那么容易了。25
福斯贝格表示，上述障碍并非独见于德累斯顿，可能是德国文化的通病。那些年营业额在5亿~50亿欧元的家族企业，即所谓的德国中型企业（Mittelstand），其文化都非常传统、封闭。福斯贝格告诉我们，“它们只在企业内部搞研发”，它们对智力共享不感兴趣，“不会发起创业公司也能参与其中的联合研究计划”。另一个障碍是，德国人倾向于规避风险，认为失败是一种耻辱。但要以智力共享的方式进行技术创新，对失败的宽容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失败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福斯贝格正在逐步铲除这些障碍，她的想法也传达给了相关人士和机构。为了让学生了解各种创业的可能性，福斯贝格发起了一项备受推崇的训练项目，指导学生如何提出新的商业计划。萨克森州政府接触到这一理念后也发起了一项名为“未来萨克森”（futureSAX）的商业计划竞赛，26以帮助该地区的创业公司打响知名度。想要创业的人可以提交他们的商业计划，入选者会在一场盛大的赛事中展示自己的商业计划。那些最具前景的计划的提出者可以得到萨克森州政府的支持，帮助他们创业。
福斯贝格的理念还以其他方式带来了变革。她发起的“高科技风险投资日”（Hightech Venture Days）是一个关于投资者与风险投资的项目，该项目将来自德国东部及欧洲其他国家的高科技创业公司、成长型企业负责人与积极参与德累斯顿关键技术投资的国际投资人聚到一起，为他们牵线搭桥。源自该地区的创新技术正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新产品和新服务项目的开发中，应用领域涉及生命科学、环境与能源工程、汽车制造业、物联网等。
当地设计了多项以大学为依托的创新项目，例如旨在促进知识转化的“德累斯顿存续”（Dresden Exists）项目。27这些项目的设计旨在提高学生和研究者对创业的兴趣，继而为他们提供概念设计和业务规划方面的帮助。此外，成功的德累斯顿创业者已经认识到担任榜样的重要性。作为一名创业者和多家创业公司的合伙人，罗兰·肖尔茨（Roland Scholz）发起了一项名为“德累斯顿引路人”（Sherpa Dresden）的项目，28旨在训练创业者，为他们的创业公司提供帮助。肖尔茨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是土生土长的德累斯顿人，毕业于当地的德累斯顿工业大学，从事软件行业，是多家当地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其中包括已于2007年成功上市的GK软件公司。
福斯贝格希望德累斯顿能成为公认的世界一流智带，为此，她正着手解决风险投资问题。她想要提高投资者集会的频率，从每年一次提高到每月一次，并最终实现每周一次。福斯贝格进行此番尝试是受麻省理工学院成功做法的启发，在那里，创业者和金融家每周相聚一次。然而，要实施如此大胆的计划就需要有资源，而这些资源又要求有大量资金的支持，该地区目前难以获得这样的资金。福斯贝格希望“高科技跑道”在过去五年中提出的方案能最终将风险投资人吸引到德累斯顿来，对当地进行长期投资。
虽然福斯贝格认为，德累斯顿可以成为技术投资的中心，但她知道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面对巨大的挑战，因为柏林是当前风险投资的中心，而柏林主要关注应用程序的创新，既新潮，所需的资金又少，还不需要过多的等待。制造高级芯片是一项更为复杂的工作，需要大量投资，并且需要更长时间的投入。企业通常需要在其发展中进行多轮融资，从种子基金到上市前的融资，这可能要花费几年时间。
回首过去的25年，德累斯顿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虽然尚未恢复往昔作为德国首屈一指的工业中心时的辉煌，但它已经在稳步向前，走向另一番光景——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制造智带。
荷兰埃因霍温：世界上最聪明的地方
我们乘火车到了荷兰埃因霍温。走出中央火车站时，任谁都无法无视飞利浦电子公司创始人之一安东·飞利浦（Anton Philips）的雕像。在近百年的时间里，飞利浦家族及其治下的飞利浦电子公司主宰着埃因霍温地区（位于荷兰南部）商业、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随后，面对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竞争，飞利浦大幅减少了公司的制造业务，裁减了35 000个岗位。（当时埃因霍温只有20万人口，因此影响甚大。）埃因霍温的另一位主要雇主达夫卡车（DAF Truck）也同时陷入困境。短短几年之内，埃因霍温便如那些一度繁荣但终被掏空的工业中心一样，陷入典型的休眠期。
然而，不同于其他挣扎数十年才再度觉醒的锈带地区，埃因霍温这一觉睡得并不长。如今，埃因霍温被称为技术领域内开放式合作研究的中心。或许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里有我们见过的延伸最广的价值链。此外，这里也是创业公司和雄心勃勃的创业者的首选之地，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9 000多位研究者在此工作。这就是埃因霍温被美国世界政策研究机构智慧社区论坛评为“世界上最聪明的地方”的原因。29
飞利浦和达夫卡车削减当地的产量时，初看之下，埃因霍温似乎将沦为永久的锈带。当飞利浦把生产线迁往亚洲时，人们普遍担心当地的知识也会随之不复存在。但正如许多辉煌一时的地区面临衰退时的情况，埃因霍温只是没落了，却并未出局。埃因霍温及周边地区有丰富的人才储备，人们从多年的工业生产活动中获得了广博的机械相关知识。
随后，埃因霍温开始觉醒。此前，许多人的职业生涯都是在飞利浦和达夫的庇护下，甚至是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度过的。如今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寻找新的机会，很多人决心单干。倏忽间，这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大批创业者。当地的知识并未流失。
多年来，飞利浦一直运营着一处名为“物理实验室”（NatLab）的研究机构。尽管公司已经关闭了绝大部分产能，但该实验室还在继续运作。飞利浦物理实验室一直是一个传统的企业实验室：私有、孤立、封闭。然而在2002年，飞利浦将其更名为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向世界敞开了大门，为外界提供服务，积极寻求与需要创新研究的企业、学术机构进行合作。
到目前为止，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30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现已有包括英特尔、IBM、ABB、阿斯麦、飞利浦等跨国公司在内的100多个组织将研究或部分研究活动落户在园区内，同时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8000多名研发工程师受雇于此。除了大企业，这里还为创业公司和中小企业预留了6000平方米的工作区域，成果非常显著。2014年，园区内的研究人员提交的专利申请占荷兰总申请数的50%以上。
2005年，霍尔斯特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园区的开放式创新达到了全新的高度。31该中心由总部位于比利时鲁汶的IMEC（校际微电子研究中心）32与荷兰的公共应用研究机构TNO（荷兰应用科学研究组织）联合创建，得到了荷比两国政府的资助。霍尔斯特中心的宗旨是在高校的知识库与企业之间围绕专业知识的需求架起智力共享的桥梁。中心重点关注两大领域：无线传感器技术和柔性电子技术。霍尔斯特中心有180名员工，其中包括35位博士生和40位在此居住的研究人员。该项目年预算4000万欧元，其中一半以上由合作企业提供，随着政府的参与度逐步减少，它们还将承担起更多的经费。
像奥尔巴尼的纳米技术研究中心一样，霍尔斯特中心为企业、研究者和国际知名科学家提供了中立的集会地。参与者在此共享从研究中获得的知识，有时候某一实体会通过签署协议取得某项创意或创新的专属权。越来越多的公司希望参与到这些项目中，因为凭企业自身的生产设施难以达到霍尔斯特中心这样的研究能力。霍尔斯特中心将各种各样的实体汇聚一堂，它们彼此合作、共同创新，拓展知识以取得新技术、新产品。33
高科技园区和霍尔斯特中心都是飞利浦变革的产物，当然，这一变革并非偶然。2001年就任飞利浦首席执行官的柯慈雷主导了物理实验室的转型34，他为飞利浦引入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关注点，以应对老龄化、饥饿、健康、安全等重大的全球性社会问题。但他知道，飞利浦无法凭一己之力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涉及多个学科的综合性解决方案。
开放式创新已经成为飞利浦的口号，而对物理实验室进行重新定位是推动智力共享关键的第一步。飞利浦史无前例地邀请了竞争对手进入自家研究设施参加联合研究计划。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竞争对手的创业公司也获准进入飞利浦的研究设施，接触公司的国际人才网络。飞利浦证明了其开放式创新理念绝不是砸几亿欧元搞项目来装装样子。
渐渐地，该地区的其他成员也开始欣然接受飞利浦的口号。2002年，前IBM荷兰总裁阿曼杜斯·伦德奎斯特（Amandus Lundqvist）被任命为埃因霍温理工大学董事会主席。他是柯慈雷提出的开放式合作创新的拥护者，全力支持大学和高科技园区之间的合作创新项目。他还加强了和德国亚琛工业大学以及比利时鲁汶的众多高科技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2003年当选的新任埃因霍温市市长亚历山大·萨克尔斯（Alexander Sakkers）也和他一样，是开放式创新的积极倡导者。他与地方政府、商界领袖和各知识中心取得联系，向他们宣传高科技园区这块“璞玉”。
由于飞利浦公司、埃因霍温理工大学以及埃因霍温市本身都在竭力宣传开放式创新这一理念，智力共享的魅力开始吸引重要的新成员加入阵营，其中有一位关键成员——阿斯麦公司。35
阿斯麦公司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就一直在该地区开展业务，当时阿斯麦从飞利浦公司分离出来，专门生产光刻设备。正如前文所述，光刻设备是制造芯片的关键设备。阿斯麦已经超越了日本竞争对手佳能和尼康，目前是这一市场的领导者。
由于追求更小芯片和更低制造成本的竞争日趋激烈，阿斯麦意识到，自身无力承担开发下一代芯片制造设备所需的巨额经费。此时，它开始将目光转向其供应商，以寻求对研究的资助。阿斯麦公司董事会成员马丁·范登布林克（Martin van den Brink）发表了公开声明，阐述了探索老牌公司与供应商的新合作方式的重要性。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新的合作形式是一个供应商也要负责部分研究任务的过程。”36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经济危机随之而来，危机之中，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的智力共享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发展。亚洲的大型芯片生产设备制造商削减了它们的研究预算，而阿斯麦却大胆地增加了研究经费。虽然当时这看似一场冒险的赌博，但研究催生了可以生产更大尺寸晶圆的新设备（实现了直径从200毫米到300毫米的跨越），这是芯片生产的关键元素，是重大的技术突破。
今天，阿斯麦还在不断创新，公司正进一步改良设备，以期用可接受的成本产生出更强大、更高效的芯片。这意味着要创造450毫米硅晶片，开发极紫外光刻技术。
这些技术创新过于复杂、成本太高，以至于阿斯麦还需要与合作伙伴协作，寻求在供应商网络中无法获得的资源和专业知识。阿斯麦向世界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也是该公司最大的三个客户）——英特尔、三星、台积电——寻求资金支持。三家公司承诺5年内为其投资14亿欧元，作为回报，三家公司取得了阿斯麦23%限制表决权的股份。
即便有这样大量涌入的资本，阿斯麦仍然面临艰巨的挑战：寻得足够人才以成此大业。公司预计需要1200名专家级技术人员，但放眼荷兰乃至整个欧洲，根本没有这么多人才可用。于是阿斯麦在全球展开猎头工作，从远在韩国的科技大学——韩国科学技术院招聘员工。
传统供应链转型为价值链
随着阿斯麦不断扩张芯片制造设备相关业务，同时飞利浦将重点由制造转向研究和营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开放式创新和合作研究需要一种新型的辅助者和供应商网络。适应这一需要，埃因霍温的供应链已逐渐转型为价值链。二者有何区别？在传统的产业供应链中，制造商要设计出产品，写清该产品各部件的规格，与供应商合作按时按预算生产出符合规格的产品部件。而在价值链中，供应商还承担着合作研发的责任，它们在生产流程中参与得更早，在产品设计中贡献自己的知识，合作制订最优制造方案。换言之，供应商将变为整个生产过程价值创造的合作者。
汉斯·杜伊斯特斯（Hans Duisters）见证并推动了这场变革。杜伊斯特斯曾经多次创业，他有技术、能创新、善沟通，同时还肩负一项使命：将高度竞争的企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网络，以此网络重新定义“创新”一词。他对我们说：“我的梦想就是和其他创业者、科学家一道，在埃因霍温缔造一个能够提供全世界最好的精密工程高端设备的高科技产业。”37
杜伊斯特斯已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96年，杜伊斯特斯首次创业，创办了苏公司（Sioux）38，这是一家跨学科企业，业务覆盖技术软件、机械电子工程、电子设计、供应链管理中的工业数学等多个领域。但在苏成立伊始，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飞利浦和帝斯曼这两家大客户制造零件。前者在埃因霍温保留了扫描仪和医疗设备制造业务，后者主要生产用于制造晶圆的高精度工业机械。最初，苏会先收到规格要求，再提交报价，然后遵照客户的指示进行生产。
“后来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合作关系，我们会自己做些研发工作。”杜伊斯特斯如是说。此类合作始于电子显微镜制造商FEI公司董事罗布·法斯特诺（Rob Fastenau）的一次造访，他与杜伊斯特斯商谈了一个想法。FEI与飞利浦合作开发了一款小型显微镜，但并未将它推向市场，主要因为这是一款针对低端市场的显微镜，而FEI面向的主要是专业研究人员的高端市场，公司不愿扰乱这一定位。于是，苏与恩特斯（NTS，一家总部位于埃因霍温的机械电子工程企业）、FEI及多家当地企业合作，进一步开发、完善了这款显微镜，并最终将其生产出来，推向市场。它们成立了一家新公司来销售产品。新成立的飞纳世界（Phenom-World）由FEI、苏、恩特斯三家公司共同持有。39 2006年至今，公司已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苏自此被视为创新企业，并着手开发其他产品，其中一项产品涉及将复印机领域中的技术应用于3D打印机。喷墨复印机运用了一项技术，在打印一张图片时可喷涂多达15层墨。复印机制造商佳能奥西（Canon Océ）考虑，是否可以将这项技术用于印制计算机印刷电路板或智能手机芯片的内层和外层，以取代当时标准流程中的第三步——一种与之相似的工艺。佳能奥西提出了开发这种新型3D打印机的可能性，但公司认为，在投身开发之前，需要先试一下水。苏与这种打印机的多位潜在用户进行了交流，他们都表示感兴趣并愿意提供支持，其中一位甚至提出到时候可以负责新产品的营销。
基本确定3D芯片打印机会有市场之后，苏设计出了原型40，又花费了五年时间进行密集的评估、测试、改进。开发过程得到了布拉班特发展署（Brabantse Ontwikkelings Maatschappij）41的资金支持，这是一个旨在推动北布拉班特省（荷兰南部省份）经济创新的公私合作机构。印刷过程中，任何一滴喷料都不容有失。佳能奥西的研究人员成功开发出了一种极其可靠的喷头，错误率仅为十亿分之一。这听起来似乎还不错，但打印机每秒喷出5000万滴墨，这就意味着，每20秒就会出现一处错误，这是芯片制造中无法接受的错误率。这个问题已经通过使用一款名为“Predict”（预测）的软件得以解决。Predict可以在错误造成印刷电路板印刷缺陷之前就将其识别出来并加以修正。商业论证完毕后，苏公司和奥西技术公司（Océ Technologies）与布拉班特发展署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合作以MuTracx公司的名义进行。第一批打印机已于2014年初发货，品牌名称为“月食”（Lunaris）。
苏和其他供应商已经证明，它们不仅能生产零件，还可以成功地为市场带来全新的产品。这进一步改变了整个行业的规则，“供应商”的概念也在不断演变。大大小小的企业和科研机构同属于一个生态系统，在此系统中，智力共享是承担技术研发费用、应对高科技制造业复杂挑战的不二法门。
在杜伊斯特斯看来，阿斯麦、飞利浦医疗保健、FEI、达夫、佳能奥西等在国际市场上大放异彩的企业将越来越重视生产链的首端（研发、原型、概念论证）和末端（产品销售和市场营销）。高度专一化的老牌企业将负责制造“第一层”零件，正如德国镜片生产商蔡司为阿斯麦所做的。但产品研发和工业化的中间阶段——涉及设计、制造原型、结构化生产、整合各个不同生产阶段——将由其他企业负责，例如苏这样的企业。“这样一来，供应链就演变成了价值链。”杜伊斯特斯说道。
缔造智带：协会和基金会
随着供应商在埃因霍温智带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得出了一个与德累斯顿等其他地区的中小企业相同的结论：他们需要一种新型协会，既能帮助他们不断完善智力共享过程，又能代表各公司的利益。于是，汉斯·杜伊斯特斯等人成立了智港工业协会，42协会的宗旨是为成员提供帮助。绝大多数成员都位于埃因霍温地区，来自人事、技术、市场战略等领域。智港工业协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增进协会成员与埃因霍温理工大学的关系。协会通过举办与关键技术课题相关的联席会议和定期会议来实现这一目标。
埃因霍温市市长兼智港基金会主席罗布·范海索
图片来源：荷兰高度图片社（Hollandse Hoogte）
以埃因霍温为代表的智带，成员之间荣辱与共，整体事业欣欣向荣，足以在相关产业内发挥更大作用，将影响范围扩大到本地区以外。正因如此，2004年，这里成立了埃因霍温智港基金会，由埃因霍温市市长罗布·范海索（Rob van Gijzel）担任基金会主席。基金会的宗旨有两个：一是为外来者游览埃因霍温智带提供帮助，二是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创新中心和欧洲资助者建立工作关系。
范海索跟我们谈到了他所扮演的两个角色——市长和基金会主席。在埃因霍温时，范海索表现出的是企业家的一面，致力于协调基金会成员间的智力共享工作，成员包括21座周边城市、高科技公司以及大学。而当他在外旅行时，展现出的则是地区使者的角色。范海索曾身为议员，因此对该国政治中心海牙十分熟悉。他还频繁前往布鲁塞尔，为埃因霍温及周边地区奔走游说，如有必要，他还会敞开智带的大门，为欧盟资助智带的创新事业行方便。
尽管我们目前认为智力共享是一种区域性活动，更确切地说，这种现象多见于发达经济体。但未来的智力共享必定是全球性的，会延伸到各类创新活动中。
苏公司的创始人汉斯·杜伊斯特斯认为，硅谷、以色列、新加坡等地的公司将会前来埃因霍温，探讨它们正在开发的高端精密产品能否实际制造出来，以及它们如何能改进设计以实现最优化制造。
杜伊斯特斯很清楚该地区经历过的考验以及仍需面对的威胁，但他为这里已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也十分看好埃因霍温的未来。我们问杜伊斯特斯工作的动力是什么，当时，他站在火车站外，指着飞利浦电子公司创始人安东·飞利浦的铜像说：“如果有朝一日他们为我在此塑像，我必深感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