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约翰。该醒醒啦。”
我翻了个身，向Caffie点点头，Caffie是我的个人机器人助理。她是仿照Robotbase公司在2015年开发的一款私人机器人的样子制作的。她有一个特别的椭圆形“脑袋”，运行起来就跟一部iPad似的，上面会显示出一张活泼的年轻女子的脸庞，并且有着大大的蓝眼睛。我和芭芭拉给她起名叫Caffie，是因为每天早晨她就和咖啡因一样，督促我们开始新的一天。
“芭芭拉去工作了，”Caffie在我坐起来时说，“她给你留了一段小视频。你想看吗？”
“好的，谢谢。请放吧。”
屏幕上Caffie脸的位置出现了芭芭拉的脸。“嗨，亲爱的。我要去和苏珊碰面，跟一个准备结婚的潜在客户聊聊。他们很显然有着很大的一笔预算，所以我俩非常兴奋。午饭时间应该可以回到家。”屏幕上再次出现了Caffie的脸。“要不要来点儿现磨咖啡？如果你愿意，我还可以把楼下的室温调高点。”她这样提议道。
“好的，就跟平时一样就行，谢谢。”Caffie可以跟我们的智能房屋沟通。从本质上来讲，她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用户界面，具有语音和面部识别的特色功能，还可以将之转换成房子里的智能设备能够理解的代码或行为。这个功能真的非常棒，因为如果早晨起来要先让某个人写好代码，然后才能泡杯咖啡的话，那可真就堪称是件残忍的事情了。
我去卫生间时，Caffie就待在外面的客厅里。虽然很多稍微年轻一点儿的人似乎并不在乎自己的机器人是否在观看他们如厕，但我仍然感觉这怪怪的。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拟人化确实是个相当私人的过程。然而，我们的确有个智能厕所，所以如果通过我的晨间活动推断出我存在某一健康问题的话，那么Caffie当天就会让我知道。不同的是，她不会直接告诉我消化系统可能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会往我要喝的水里加点儿维生素或者其他能让我康复的东西。
我早就不再量化自己的身体状况了，至少不会每天都这样做了。原来，我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弄清楚如何优化自己的饮食，而现在只要我的饮食出现不均衡了，Caffie就会提醒我。她还会帮我控制饮食，包括锁上我们放薯片的柜子，给我看看自己最胖时的照片，等等。当然，这些都是我通过程序让她这样做的。虽然听起来很像老大哥的做派，但她只不过是我的个人偏好的一种表现而已。尽管如此，当我在深夜看科幻电影，而她却不让我吃薯片时，我仍然会感觉火冒三丈。但她本质上就是我，所以我实际上只不过是在跟自己生气而已。
虽然这听起来很复杂，但慢慢也就习惯了。
能够保障Caffie这样的程序得以成功的很多技术的创新都源自于一家叫作Wit.ai的公司，它关注的重点是为物联网创造自然语言指令。这是极为智能的，因为它能帮助程序员把人类语言翻译成设备可以理解的代码。2014年，这家公司被脸谱网收购。所以现在你可以仅仅通过说话并使用基本指令，就可以向朋友发送信息了。能够直接说“发照片”这样的短语，就意味着跟许多年前相比，人们很少打字了。自2017年以来，我大拇指上打字打出来的茧子都没了。
下图来自Wit.ai网站，说明了其服务的运作流程：
酷吧？虽然这项服务最开始是方便开发者开发应用程序用的，但随着它变得越来越简单，普通消费者也能用它来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了。另外，Wit.ai“从每一个互动交流中学习人类语言，还利用了社区，所获得的信息会在开发者之间共享”。这种语言综合学习法被用来帮助构建适用于所有人工智能系统的道德标准。与程序员和普通大众一同工作的伦理学家们发现，相比根据猜测进行情景构建，对人们真正想让物联网如何塑造其生活进行分析则容易得多。幸运的是，马克·扎克伯格已经同意这样使用该公司的知识产权，因为他认识到共同道德标准同样会给脸谱网带来新的收入来源。当人们以能够反映其价值观的方式使用这项服务时，广告商们便可以更加准确、公开地锁定目标用户。同时，这其中的利润脸谱网还可以分得一杯羹。每个人都是赢家。
这个概念后被称为“设计价值观”（VbD），是根据“设计隐私”（PbD）的政策框架来设定的。虽然设计隐私的运行方式有多种，但其基本原则却为人们选择如何控制自己的个人数据提供了一些方法。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程序面向大众推出之前，就把隐私措施嵌入程序的设计当中。该程序还必须透明，必须以用户为中心。这样，个人用户才能充分明白自己的数据在交易过程中是如何被使用的，是在哪里被使用的。隐私管理的困难之处大多在于，它必须在个人数据已经被追踪或出售之后，才能加以处理。让用户在数据被追踪之前就知道自己的数据可能会被如何使用，这就把控制其身份的权力交到了他们的手里。他们仍然可以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情况下，与广告商、品牌商或其他任何人互动。设计隐私意味着他们可以对想与之互动的人及相应的理由进行管理，并为二者互动提供一个框架。
设计价值观为个人提供了同样的框架，却在人与人互动的标准隐私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层道德语境的信息。例如，我朋友戴维在市场营销与公关部门工作，他会通过社交网站进行很多共享。他对自己的个人数据一清二楚，并把它放在个人云端加以保护。这样，广告商和品牌商就知道如何以及何时跟他接触，推送他可能想买的任何产品。从戴维这方面的生活来看，设计隐私就满足了他的要求。然而，精神信仰也是戴维生活的一大部分。他练习冥想，还在一所学校开课，帮助人们探索其生活中信仰的意义。就戴维关注这些理念的这部分生活而言，设计价值观的方法则比单纯的产品定位更能有效地对应到他。设计价值观还有助于让某些公司明白自己不应该接触戴维，如酒类品牌，因为根据他的信仰来看，他是不喝酒的。这样，设计价值观就可以做到让人们管理自己的数据，不仅仅用于追踪有关其生活的一般统计数据（年龄、性别、位置），还有构成其生活的更深层次的道德信仰的数据。
设计价值观的理念体系还延伸到了物质世界里，从人们的个人数据及数字习惯获得信息。例如，如果一个人爱护环境，他就可能会在家里省电，从而造福整个社区。这可以从他所在的电网判断得知。尽管通过普查或调查数据可以间接测量人们的价值观，但如今的信息变得越来越细碎化了，因为人们的行为是通过其手机及周围世界里的传感器来测量的。
“你想听听新闻吗？”我刚从卫生间出来，Caffie就这样问我。
“好的。”我说，她便打开了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我站在楼梯的最高处，轻轻地揪起Caffie，把她拿到厨房来。虽然多年以前，本田的工程师们就已经研发出了阿西莫机器人，可以实现在楼梯上行走并转弯，但跟Caffie这样带车轮的机器人相比，那还是太贵了。另外，我还真有点儿喜欢让她依赖我做些事情。
等我喝完咖啡，吃完早餐，屏幕上的广播图标不见了，出现了Caffie的脸。“你要不要听听社区的国民幸福总值数据？”
“好的，请说。”我答道。
“首先，总体来看，过去24小时里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分数有所上升，”Caffie说道，“我检查了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发的帖子，这看起来是由于昨天气温上升引起的。”Caffie得出这些结果所使用的方法，是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者们开创的，是该校“世界幸福项目”的部分内容。研究者们发现，一来，通过收集社区成员的发帖可以推测一个社区的幸福状态；二来，从该数据获得的信息在从市场营销到医学，再到国家安全等各个学科领域都有实际用途。其他公司已经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了——就拿致病天气（Sickweather）公司来说，它从社交媒体帖子中提取有关疾病的信息，这对孩子仍在上学的父母来说是极其有帮助的。借此，我们可以非常准确地知道是否应该让孩子待在家里，以免感染最新的流感，还可以了解附近的任何动态。
“嗯，”Caffie继续说道，“环境分数有所下降。”
“我猜这是因为少年棒球联赛开始了，对吧？兴奋的家长们忘记处理装水的瓶子了，或者是有其他情况？”当我说“水”时，智能冰箱上的图标“砰”的一声亮了。如果我再说“倒水”的话，它就会往杯子里倒水，但我没理它。
“正是，”Caffie说，“我刚跟镇里的生活垃圾分类维护站联系，他们报告说现在的垃圾比平时要多。”
“他们会被罚款吗？那些家长们？”
Caffie栩栩如生的脑袋上下摇晃着。“是的，因为他们是在公园里。通过他们的可穿戴设备，可对其全球定位信息与其购买水的地方及所摄取的水量进行交叉比对。”
“但那只是在他们选择加入环保价值观行动的前提下，对吗？”咖啡的香味还留在空气中，所以我开始另煮一壶。Caffie知道没必要请求我允许由她来替我做——虽然我把煮第一壶咖啡的权利让给了她，我依然乐意保持煮咖啡的习惯。
“是的，”Caffie说，“这就跟把薯片锁在柜子里一样。只有他们做出自己将来想要阻止的行为时，他们报名参加的项目才会加以罚款。这实际上是一种双赢。如果他们记得回收利用，那么大家皆大欢喜。如果他们忘记了，他们会因为罚款而生气，但所罚的钱会被用于清理环境。”
“而那些害怕大政府，或者认为这项技术有侵略性的人会怎样？”
“他们可能还没有报名参加这些项目呢，”Caffie笑着说，“而且没有私人机器人。”
“今天附近小区的心理健康分数如何？”我问。这些指标指的是社区里人们的情绪健康。他们都参加了一个允许把面部及生物计量信息向其他参与者公开的项目。
“哈里昨天似乎有些寂寞。”Caffie说。哈里是个鳏夫，住在离我三户远的房子里。他每天早晨和下午都会出去遛自己的金毛犬。每次见到他，我都会喊一句“嗨，哈里！”，而他则会朝我使劲挥挥手，然后走开。
“你怎么能看出来？”我问，“一般情况下，我看他似乎挺坚定的。他的狗把他拽得不轻，所以他可能只不过是光顾着不要摔倒了呢。”
“我身上装有瞳孔级别的分析设备。就像你说的，他的脸确实表现出强体力活动的状态。但他瞳孔的收缩方式却说明他很忧郁。”
“真不幸，”我说，“这几天他有没有向社区发送什么需求？有没有我可以帮他买的东西？我猜他也不是一个Oculus Rift用户，所以我也不能试着跟他在虚拟世界聊天。”
“他没有发布任何需求，他在虚拟世界也不太活跃，”Caffie说道，“但根据基于云的最深层的人工智能，这个可以以十亿分之一秒的速度获得全世界信息的技术，我有一个建议。”
它的话音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
“什么建议？”我问。
“他刚刚出门去遛狗了。”Caffie眨眨眼，“至于他可能有什么需要，为什么你不亲自去问他呢？”
在智能时代追求意义
请按照“If I Only Had a Brain”的调子唱：
如果你关注的是钱财，增长看起来就十分实在，且只有钱能发挥作用。
从经济上来说，对不起，但你的理论有漏洞，你得衡量心。
说金钱不能增强幸福，我知道这乍听起来不可信，但也该重新开始。
请放开心胸，不要小气无礼，还有很多指标能让你繁盛，在你开始衡量心的时候。
哦，我知道是为什么，你在努力理解。但现在不要担心，我那爱数据的朋友。这是开始，不是结束。
所以不要给自己压力，关于我说的那些指标，像教育、健康和艺术。
因为时代在变，经济在重组，现在我们得衡量心。
——约翰·C·黑文斯，为国民幸福总值大会而写，2014年
我知道，我开篇写的故事看起来有点儿吓人。Caffie及其数据极具侵略性。对于不喜欢政府或者他人对自己了如指掌的人来说，这个未来场景可能会引起担忧。
这不无道理。
但需要提醒的是，我上面所讲的所有追踪的例子，此刻正在或者可能正在你和你的数据身上发生，只不过是你不知道而已。想象一下无数个在线及在你周围的Caffie机器人，正在未经你同意或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物联网获取有关你身份的信息。而它们所收集的所有数据都不会直接给你带来任何好处。或者即便能给你带来好处，你也可能不知道，因为在这个事情上根本没人征询过你的意见。这个情景会好一些吗？
经过对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的大量研究，我已经意识到，在不远的将来，做人也是件需要技术的事。我们今天使用的工具、应用和设备将来只会囊括我们更多的意识。
或许那时断电就不会这么频繁了，或许电池永远都不会耗尽。或许无线网将无处不在，所以人们就不用担心自己的情绪识别工具或生物计量传感器不能使用。或许不使用任何技术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会看起来非常落后，就跟今天我们看待学习古拉丁文的人一样。
好吧，那会很奇怪的。
但如果把我们的幸福数据向大众公开的话，就会给人类带来一种责任义务，正如我在上文有关的Caffie情节里所描述的一样。可能躲进某种虚拟或增强现实中，从而避免与他人接触会比较容易，但尽管如此，我们的心灵和精神将会一直渴望与他人的接触，而不会只满足于技术带来的好处。
然而，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风险是技术会让我们更加容易避免和处于困境的人接触。我以前曾写过，增强现实隐形眼镜的程序设定可以不让用户看到无家可归的人，或者可以避免提到不愉快话题的新闻。我们现在就已经在借助低等技术这样做了。但如果机器取代了我们的工作，或者承担了原来需要我们大量思考的工作的话，将来我们必然会渴望帮助他人能够带来的那种天然的激励。
或许，未来的毒贩将会是经营非营利性机构的人，他们为某些特定人群提供机会，使其通过参加志愿活动来增强自尊。或许最受欢迎的电子游戏会允许用户给有需要的孩子们上课，或许解决全球饥饿等问题。
那也会很奇怪。
但难道你不想接受挑战吗？难道你不渴望别人认可你所拥有的技能与天赋，从而在这个世界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吗？我想。令人兴奋的是，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许多新兴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才能可以给周围的人带来多么大的影响。但在一个消费主义世界释放的大数据，其中的限制作用是极其巨大的。它要求我们关注自己多过他人。我们挣钱是为了购买产品。我们消费媒体是为了自己娱乐，是为了了解我们想要购买的产品。
但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到来，我们可能无法挣到足够的钱来购买产品。我们将买不起在失去工作而又找不到其他意义的生活中所需要的娱乐。那么，当普遍的自动化到来时，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呢？
1.绝望。这永远是个选择，永远不会短缺。
2.追求享乐。很有吸引力，但很有限。而且快乐通常由我们所逃避的痛苦来定义。
3.追求意义。答对了。
快乐跟幸福很像。你可以追求快乐，但它起伏不定，而且最后通常会留下一片毫无意义的空白。追求意义则是一个持续的旅程，而且无论有无技术的帮助，你都可以追求意义。开始或结束的权利都在你。
GNH和GPI——新经济指标
在《入侵未来》一书中，我详细描述了国民幸福总值（GNH）这一概念的产生。在罗伯特·肯尼迪的一篇演讲的启发下，不丹第四任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创造了GNH这个术语。由于不丹国信仰佛教精神，他觉得GDP不能准确衡量不丹的情况。随后，与其一同合作的卡玛·乌拉创建了不丹研究中心，并发明了一个调查工具，通过一系列指标衡量不丹的幸福。相对于主要关注财政方面的GDP，这些指标关注的是金钱之外的领域。
下表是GNH指标的示例图，由非营利性机构幸福同盟制作而成。我是该机构董事会的成员，其创始人劳拉·慕西坎斯基的研究成果让我了解了为制定政策而衡量幸福的本质所在。
这组数据是根据该机构进行的一次GNH指数调查的结果而得出的。此工具的开发，是为了给不丹的指数与测量提供一个模型。对此，劳拉在为瓦尔登大学写的一篇题为“公共政策中的幸福”的论文中已经有所描述：
幸福运动代表着一个新范式的产生。按照此范式构建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体系是为了在一个可持续环境下鼓励人类追求幸福。不丹已经采纳国民幸福总值（GNH）的衡量方法，用以确定社会的成功度，而不是纯粹依靠经济目标或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在不丹，政策的颁行需要首先使用一种GNH筛查工具进行筛查。在英国，幸福指数被用来收集数据，而政府也开始探索这些数据在政策制定中的应用。经调整，不丹的GNH政策筛查工具被基层活动分子所采纳，为每个人都提供了一次参与幸福运动的机会。
我建议你尽可能地花15分钟的时间，参与一下GNH调查。调查链接在这里：http:// survey.happycounts.org/survey/directToSurvey。就跟讲价值观那一章里的调查问卷一样，这个调查也是根据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及时间平衡来进行提问的。它问到了社区活力问题，以及你是否信任你所生活地区的邻居、商家及陌生人。它还会问你感受到被爱的次数，以及你是否可以经常接触到艺术文化。换句话说，它会问一些你自己可能不会经常问自己的问题。大多数时候我们会考虑如何挣钱，或者如何获得快乐。而且由于我们常常认为挣钱能够带来快乐，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打破这个循环。但有了这种衡量其他类型指标的GNH调查，我们就可以做到了。
为撰写《入侵未来》一书，我还就这个问题采访了我的朋友乔恩·霍尔，他是人类发展报告部门的负责人，该部门隶属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经济学界，他是全世界各国执行GNH等测量指标领域的思想领袖。2013年，我问他“超越GDP运动”（包括GNH、真实发展指数等度量标准，后者下文将有描述）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他是这样回答的：
5年以后，我觉得人们将会利用这种数据来实施政策。20年后，这将会产生根本性的改变。幸福可能会彻底地改变政府机器的运作方式。我们将会重新规划各个部门的合作方式以及决策方式。这会改变一切。
乔恩还参与了最近的《全球幸福报告》的编写过程，该报告是与联合国共同编写的，由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海利威尔、理查德·莱亚德和杰弗里·萨克斯负责编撰。这种报告和像劳拉的调查问卷之类的调查，其目的不是简单的测量情绪而已，还是为了激发真正的改变。衡量幸福不是个一时流行的趋势，而是一种直达根本的方法。
在这点上，我开头写的故事就是为了展示将来这类数据如何通过人工智能及大数据，从而与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认为人工智能及新兴技术将最能发挥积极作用的地方——这样，我们便可以知道如何向外界展示我们的身份，从而能够给予并获得我们所需的东西，能够不通过钱而增强幸福感。这可能听起来很复杂，但复制人的思维、给机器灌输意识同样也不简单。
真实发展指数（GPI）提供了另一套类似GNH的度量指标，旨在超越GDP并更加全面地衡量幸福。目前，GPI在美国的几个州得到了采用，其中包括马里兰州和佛蒙特州。以下是马里兰州网站上对GPI的描述：
真实发展指数（GPI）承认经济活动减损了自然和社会资本，从而为公民及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富有成效的洞察。另外，GPI的设计是为了衡量可持续经济福利，而不仅仅是经济活动。为做到这一点，GPI将三个简单基本原则囊括进了其方法论：
解释说明收入不平等问题；
把国内生产总值未包括在内的非市场利益列入在内；
找出并剔除负面的东西，如环境恶化、人类健康影响及休闲时间的丧失等。
GPI的提倡者找出了26项指标，并填入对应的可验证数据。举例来讲，爆炸性增长的城市扩张所带来的纯粹经济活动对GDP的贡献很大。然而，伴随城市扩张而来的是非经济方面的代价，如通勤时间延长、交通拥堵日益严重、土地非农化及汽车事故等。简言之，仅仅因为我们正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实现金钱流转，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选择的是可持续道路，也不意味着我们处于繁荣状态。
我曾为《卫报》写过一篇关于GPI的文章，我在文章中指出，GPI考虑了GDP没有考虑的因素：即复式记账法的核心原则。举例来说，如果你经营一家零售店，你不能只根据毛利润来衡量成功。或许你能把所有产品都卖掉，但是你得先除去员工工资及日常管理费用，然后才能算出净利润或实际利润。但令人震惊的是，GDP却不使用这种方法，而是仅仅通过关注增长指标来衡量最终的结果。所以，正如上一段引文所描述的，当人们迁往一个城市并在那里找到工作的话，该城市的GDP就可能会增长。但与此同时，这些人在上下班的交通过程中也毁掉了那里的环境和空气。这些都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消极影响，而且一旦造成损害就会引起医疗保健费用或税收的增加。
玛尔塔·切罗尼博士在我们的采访中表示，“GPI告诉我们的头号消息就是：增长有好有坏”。玛尔塔是佛蒙特州德纳拉·梅多斯研究所的执行主任，她的使命就是利用系统思考及协作学习让经济学与这个有限星球的现实对接。“就GDP而言，增长总是被看作好的事情——甚至某地遭受飓风袭击这样的事情也是如此，因为灾难过后的清理工作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但飓风究竟从哪些方面提高了人们的幸福感呢？从这个思路来看，增长本身就是一个不完全的度量标准。”
GPI另一个关键方面在于，它的设计是为了衡量那些在GDP范畴下往往无法进行标价的东西。从这层意义上来说，GPI是介于GDP和类似GNH等之间的中间衡量指标。正如切罗尼所指出的：“我们正在确保围绕GPI所做的一切努力能够反映一种得到充分理解的共同愿景，而不是仅能给出一个有大略想法而缺乏具体意向的零星指标。”收入不平等，这个除了GPI之外目前尚未纳入这类主要综合指标衡量范围内的指标，就是其中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这意味着，就女性、少数群体及残障人士问题而言，GPI能够提供比GDP更加丰富的数据。通过具体的金钱数字量化，它还有助于衡量对在家照顾孩子而不是在外工作的人所做的努力。比如，就增强社区及整个世界的幸福感而言，全职父母这样的“工作”算不算数呢？
马里兰州表示这算数，至少从其衡量“家务劳动价值”的真实发展指数来看确实如此：
由个人、家人及家庭完成的家务劳动对本州经济的运行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无偿的家务劳动、子女教育及在家里完成的其他活动来支持个人的经济活动，却在经济活动的标准考量中忽略这些因素……找到能够准确衡量家务劳动的方法有助于理解我们的孩子及最脆弱的成年人的关键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我们是如何应对工作时间的逐日增加，以及在日常维护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我们的收入有多少用到了修理房子或汽车上。
为帮助计算家庭收入，马里兰州政府使用了被称为“美国人时间使用调查”（ATUS）的工具，对许多度量指标进行衡量，包括照顾儿童、志愿活动及社交活动等。利用ATUS数据，该州继而将有关马里兰家政服务人员的数据与人们在无偿家务劳动上所花的时间进行比较。其中的逻辑假设是，如果人们不自己做家务的话，他们就得雇别人做。以下是马里兰州所使用的最终计算公式：
（马里兰人每年在家务上所花费的时间）×（家政人员的工资水平）
想象一下，如果再加上传感器、社交网络和物联网的帮助的话，这种数据将会变得多么翔实。调查问卷中的绝大部分猜测和偏见，将由有关我们的行为及意图的实时监测数据所取代。再加上对我们的偏好或价值观的监测数据，那么，我在本章开头所写的故事也就不显得那么遥不可及了。
虚拟的公正旁观者
在我最喜爱的书中，有一本是德国经济学罗德学者E·F·舒马赫写的，他在牛津大学任教。书名叫作“小的是美好的”，于1973年首次出版。这是一本颠覆性的著作，它提醒人们注意防范把增长视作经济最终目标的所谓“科学”方法所带来的危险。《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把这本书列入“二战”后出版的影响力最大的100本书的书单。而且舒马赫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对今天可持续性和环境问题的思想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下内容摘自该书的序言部分，由西奥多·罗萨克介绍舒马赫的思想：
为了追求其预测的成功，它不断希望并祈祷人们永远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永远都只是贪婪的社会白痴，除了赚钱花钱、赚钱花钱，就没有别的好事可做，这又算哪门子的科学呢？这就像舒马赫告诉我们的：“当现有的‘精神空间’无法用更高层次的动机填充时，那么它就必然会被某些低层次的东西所填充——那种在经济计算中合理存在的狭隘、卑劣、算计的生活态度。”我们需要一种更加高尚的经济学，一种不怕探讨精神、意识、道德目的和生活的意义的经济学，一种旨在教育并提升人们而不是只衡量其低级行为的经济学。
既然我们能够通过传感器和数据来衡量情绪和幸福，那么现在是否是对GDP进行演化的时刻？GPI所包含的衡量指标为这个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它是对GDP的一种补充，而且超越了财务衡量指标，把公民价值观包括在内。事实上，这将是对GDP创造者的想法的一种支持。桑卡兰·克里希纳在其文章“伟大的数字迷信”中指出：“GDP概念的创建及测量的先驱西蒙·库兹涅茨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警告过人们，不要忘记GDP只不过是对社会经济活动总和的一种测量标准而已，尤其是不要把GDP与社会福利相混淆。”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是人们最常引用的经典，书中对其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概念进行了描述。亚当·斯密据此宣称，自由市场下人们为获得最大化个人所得所做的努力对社会也有益。但西蒙·库兹涅茨等后来的学者们指出，人们对斯密在这方面的思想的强调过于严重。事实上，斯密在另外一本书《道德情操论》中说道：“无论一个人看起来可能有多么自私，他本性里显然还是隐藏着某些原则的。这让他对他人的命运感兴趣，并会给别人以必要的幸福，虽然除了看到别人幸福之外，他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
尽管斯密在两本书中表达的思想似乎自相矛盾，但事实上，二者是互为补充的。钱作为一种价值比较标准或者一种满足我们基本需求的途径，在我们的生活中永远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至于道德情操方面，斯密就“公正的旁观者”的思想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公正的旁观者”代表了我们的一种意识，它促使我们为他人做好事，从而被看作是“可爱”或讨人喜欢的人。在利他主义本质下，我们可以通过帮助他人而增强自己的自尊心。与此类似，成为社会中“可爱”的人也可以确保我们得到爱的回报。
如果我们会优先考虑他人的命运，而不是自我的财富增长，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我们通过衡量自己创造出来的幸福来衡量最大化的个人利益，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世界将会变得不可思议。
那么，为何我们如此关注经济语境下的斯密的思想呢？我曾对拉塞尔·罗伯茨进行过采访，征询他在该问题上的想法。他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热门播客节目EconTalk的主持人。罗伯茨最近完成了一本书——《亚当·斯密如何能改变你的生活》，是关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关于GDP及其所关注的核心，拉塞尔是这样说的：
我不喜欢用金钱的指标来衡量幸福。我承认金钱很重要，但它不是决定性因素。作为一名合格的经济学家，我明白仅有金钱是不能带给我幸福的。但同时，我也觉得我们过分强调了GDP的缺点。更大的问题在于心理，而非政府方面。作为人，我们总是过多地关注生活的金钱层面，而不是那些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不太具体的东西。
这些赋予生命意义的不太具体的东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衡量了。而且我们现在就可以弄清楚这些东西是什么了，也没必要在以后的生活中时刻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进行量化。我们只需要把自己关注的重点从金钱转移到关爱上面就可以了。当我们帮助别人也做到这一点时，我们内在的幸福感就会增强。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公民数据。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行为及个人身份将能够向我们所在的虚拟及现实社区反映我们的政治及伦理思想。这些数据在给个人带来责任义务的同时，还将促进政府的透明化。当我们的数据能够对我们的利益进行实时影响时，基于责任的影响力就将改变政治的运作模式。
GDP已经死去。虽然没必要对GDP及其所带来的好处进行冷嘲热讽，但我们必须用更加现代的度量指标对它进行补充或者替代。目前，通过传感器可以获得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反映着我们的情感、身体健康及心理健康，我们无法一边忽略这些信息，一边对大数据具有的好处进行吹捧。
虚拟的公正旁观者。如果亚当·斯密今天还活着的话，他的公正旁观者概念肯定会把社交网络及物联网中反映出来的人们的行为因素考虑在内。GDP应该去衡量幸福而非财富。同样，我们的生活也应该衡量我们对他人的积极影响，而不仅仅是我们在网上的影响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