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写作一开始犹如频繁的社交活动，结束时则像极了束身修行。过去三年里，我们在超过10万人面前谈论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进行了数百次关于这个主题的对话。我们在学术界、业界、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的会议上演讲，与当选的官员、决策者、管理团队和董事会、教育工作者、投资者和慈善家会面，并与各方奇士极客在工作坊坐而论道。
我们不可能记住所有这些事件，更不用说感谢所有的组织者了。但有些人和事仍历历在目。几年来，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和他的同事们把我们纳入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年会，它可能是史上最大型的走廊对话活动。在这方面，TED（科技、娱乐、设计）是其主要竞争对手，而我们两人2013年都在那里登台演讲，此后一直参加活动。TED的策展人是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与本书访谈的3D机器人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安德森不是同一个人），他和团队在温哥华聚集了一群想法丰富的人，当中的任何一位听众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变身演讲者。我们很幸运地成为该社区的一部分。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专业大家庭里面，弗兰克·利维（Frank Levy）组织了一项超棒的学术研讨，历时数年。它汇集了我们研究所的许多顶尖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学家和商业学者，大家互相学习，了解技术进步现状及其经济与社会影响。给学术贴上“交叉学科”的标签，很像在商界所说的“世界级”，其中的理想抱负远远多于现实用途。但利维居然成功说服学院的那一群忙碌人士定期聚会。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而我们也试图使之持续下去，因此在麻省理工的斯隆管理学院组织了研讨会系列，并且在2014年至2017年间举办了一系列工作坊。我们对所有接受邀请出席活动的人深表谢意。我们有幸聆听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对话和演讲，领悟真知灼见，虽然本书无法全部体现这些，但很幸运，麻省理工学院为这个无形的思想家网络提供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枢纽地位。
这些会议和研讨会向我们的头脑灌输了很多想法。为了对其进行测试、提炼和改善，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与意向中的顶尖极客进行专注对话。因此，我们在剑桥、纽约、伦敦、旧金山、硅谷和华盛顿特区等地遍邀才俊。除了在书中引用的受访者外，还有很多人使我们受教良多，他们是：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
苏珊·阿西（Susan Athey）
戴维·奥托（David Autor）
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
尼克·布卢姆（Nick Bloom）
克里斯蒂安·卡塔利尼（Christian Catalini）
迈克尔·崔（Michael Chui）
保罗·多尔蒂（Paul Daugherty）
汤姆·达文波特（Tom Davenport）
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
杰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
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
杰里米·霍华德（Jeremy Howard）
迪恩·卡门（Dean Kamen）
安迪·卡斯纳（Andy Karsner）
克里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
扬·乐坤（Yann LeCun）
沙恩·莱格（Shane Legg）
约翰·伦纳德（John Leonard）
戴维·利普顿（David Lipton）
汤姆·马隆（Tom Malone）
詹姆斯·马尼卡（James Manyika）
克里斯蒂娜·麦克埃伦（Kristina McElheren）
汤姆·米切尔（Tom Mitchell）
埃隆·马斯克（Elon Musk）
拉米兹·纳姆（Ramez Naam）
蒂姆·奥赖利（Tim O’ Reilly）
吉尔·普拉特（Gill Pratt）
弗兰西沙·罗西（Francesa Rossi）
达妮埃拉·鲁斯（Daniela Rus）
斯图尔特·拉塞尔（Stuart Russell）
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
穆斯塔法·苏莱曼（Mustafa Suleyman）
马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
塞巴斯蒂安·特龙（Sebastian Thrun）
但“只谈不写”也只能到此为止。我们和很多人访谈，我们两人之间也有了相当充分的交流，于是就到了在纸上写下文字的时候。这是一项难免孤独且极其费时的活动。在此期间，我们需要各位同事继续开展麻省理工学院的IDE（数字经济项目）工作。他们做到了，而且做得很有创意，很认真，比我们所期望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乔安妮·巴特泽奥特格斯（Joanne Batziotegos）、塔米·巴泽尔（Tammy Buzzell）、德温·沃德尔·库克（Devin Wardell Cook）、香农·法雷利（Shannon Farrelly）、克丽丝蒂·高（Christie Ko）、阿德乔维·科尔尼（Adjovi Koene）、贾斯廷·洛肯维兹（Justin Lockenwitz）和苏珊·扬（Susan Young）等同事坚持了高产出、高标准，并继续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合作。
在这些利益相关者中，我们特别感谢为IDE提供财务支持的个人、公司和基金会。由于名字太多，我们无法在此一一列出（这是一个好兆头），唯有对各位深表谢意。埃森哲（Accenture）一直是IDE最大的支持者，也是帮助我们定义和执行研究事项的重要伙伴。与我们一样，埃森哲也认为数字化是现在和未来重塑商业世界的主要力量，我们很高兴与该公司的团队合作并向其取经。
在写作的过程中，莉萨·麦克马伦（Lisa McMullen）、琼·鲍威尔（Joan Powell）、埃斯特·西蒙斯（Esther Simmons）和苏·韦尔奇（Sue Welch）让麦卡菲保持全神贯注，曼德拉·恩科西（Mandla Nkosi）确保麦卡菲的身体至少和大脑一样棒，朋友和家人容忍他心无旁骛，偶尔也带他出去。在连续三个学年的时间里，沙伊·霍罗维兹（Shai Horowitz）、雅艾尔·马尔赞（Yael Marzan）和阿塔德·佩莱德（Atad Peled）一直是他的研究助手，并且对他的思考和事实进行复核。完成手稿的压力刚刚出现的时候，富布莱特学者乔纳森·鲁恩（Jonathan Ruane）不期而至，鲁恩刚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研究员项目毕业，也想好了下一份职业的方向，正在寻找感兴趣的项目。他已经读过《第二次机器革命》一书，修读了布莱恩约弗森的MBA课程，于是想知道我们是否需要任何帮助。我们当然需要，需要，很需要。鲁恩埋头挖掘统计数据，他一丝不苟、积极主动，而且头脑敏锐，为我们试图提出的观点找到了令人信服的例证，从几个方面推进了我们的想法。因为有了他，这本书增色不少，并且得以按时完成。
布莱恩约弗森从他的学生和研究团队的帮助中受益匪浅，他们不仅为本书写作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提出了只有用全新眼光看待问题的人才能提出的问题，我们要特别提到以下各位：萨吉特·巴尔吉尔（Sagit Bar-Gill）、安德烈·弗拉德金（Andrey Fradkin）、阿维·甘纳曼尼尼（Avi Gannamaneni）、黄珊（Shan Huang）、吕孟（Meng Lui）、吴爵熙（JooHee Oh）、丹尼尔·罗克（Daniel Rock）、纪尧姆·圣雅克（Guillaume Saint-Jacques）、乔治·韦斯特曼（George Westerman）和埃里娜·伊茨马（Erina Ytsma）。修读布莱恩约弗森MBA课程的几百名学生成为许多新潮思想的现场测试对象，使之得以纳入本书。马歇尔·范·阿尔斯蒂恩（Marshall Van Alstyne）、杰夫·帕克（Geoff Parker）和让·梯若尔（Jean Tirole）三位教授对梳理平台经济学相关问题特别有帮助，而娜奥米·斯蒂芬（Naomi Stephen）则提供了一流的行政支持。项目即将完成之际，布莱恩约弗森从薛少兰（ShaoLan Hsueh）的鼓励中获得灵感。他在项目期间频频离家远行，对家人的支持尤为感激。
手稿完成时，我们将其交给诺顿出版公司。由于大家一起出版过《第二次机器革命》，所以我们知道此时此刻会发生些什么，而且我们知道结果会很好。布伦丹·柯里（Brendan Curry）再次“魔幻组合”他的老到眼光和娴熟手感，对手稿进行了编辑。文字编辑斯特凡妮·希伯特（Stephanie Hiebert）非常注重细节，使最终版本变得紧凑简洁，如果读者还发现有什么错误，那么责任在我们身上，与她无关。纳撒尼尔·丹尼特（Nathaniel Dennett）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帮助，将各个部分整合在一起，最终成为读者现在看到的图书真品。从本书开始写作到中间环节，直至大功告成，我们的出版经纪人拉斐尔·萨加林（Raphael Sagalyn）都全程参与。他对我们作品的兴趣总是不成比例地高过他的佣金，几年前的某一天，他非常意外地给我们打电话，想让我们成为精装图书的作者，这使我们大吃一惊。幸好我们足够聪明，听从了他的建议。
最后，我们特别要感谢我们的朋友和同事戴维·维里尔（David Verrill）。他与我们一起建立了IDE，并在我们写书的时候保持它的运作和成长。他身体力行，处理好学术特色、赞助机构的要求和人之常情，同时又不失冷静和愉悦。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如果没有他，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