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引爆失控传播方面，枢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由节点连接而成的互联网上，信息世界既不是平的，也不是均匀的，而且还又热又挤。所有网站并非生而平等。所有节点并非拥有同等的资源和影响力。“头部效应”仍然十分明显。
长尾理论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二八定律仍然在网络世界里有效，80%的注意力仍然被20%的节点所吸引。
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马修·辛德曼（Matthew Hindman）在其出色的著作《数字民主的迷思》（The Myth of Digital Democracy）里，运用大量数据和实证分析，研究了互联网的兴起对美国政治生态的影响后认为，所谓互联网的开放促进了数字民主这一说法存在诸多迷思：“每一站点群落中的链接分布都接近于一种幂律（Power Law）状况，即一小簇超级成功的网站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链接。”他的许多研究结论对我们理解网络传播的规律亦有诸多启发。
首先，网络表达应该分为发声和被听见两部分，虽然互联网给予每位用户理论上的表达平权，但要被听见却仍然难之又难。如果系统并实质性地仍然处于劣势，那么这种众声喧哗很难说扩大了公共讨论的意义——“构成长尾的那些无数信息源中的每一个，从个体上讲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加在一起，它们也只是公民们实际所见内容中的一小部分。”
就像我们很多人都开了那么多微信公众号，到2016年年初为止估计有超过1300万个公众号，但是想一想，对于任何一个使用者来说，能订阅几十个、100个就了不起了。100个在1300万里能占多大比例？所以其实每个人看到的东西还是很有限。也就是在能见度方面，大多数网络表达其实难以被“听见”。
其次，网络让集聚效应更明显，更利于催生超级中介、超级枢纽。马修·辛德曼运用衡量市场集中度的三个指标来比较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集聚程度，均发现“头部效应”明显，而且新闻网站更因此受益。一是，基尼系数，可以用于计算几乎任何资源之间的相对不平等。二是，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它被发明出来是用于测量产业内部的企业权力，计算方法是首先以百分数表述研究对象的总资源占比，然后将其平方，再将所有研究对象的平方值加总求和。三是，诺姆指数（Noam Index），最大型参与者的市场权利和获得一定受众的媒体数量（多元性）之间取得平衡。
互联网格外低廉的发行与传播成本反而可能为更大型的规模经济提供了前提条件。许多传统媒体机构网站每日访问量已数倍于其当天纸质报纸的发行量，如《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等。在2005年美国进行的一项博客访问量追踪研究中，调研者发现在5000个样本中，排名首位的博客的访问量是所有样本流量的10%，名列前五的博客流量加起来超过 28%，前 10 名则占到了一半。而最没有人气的博客每天只有 10人次左右的点击量。
在今天的网络空间里，这样的例子更不鲜见：许多个人自媒体或新兴在线媒体似乎很轻易地就获取了比传统媒体机构大得多的用户人数和注意力，它们成为信息传播的超级枢纽。
再次，受众的注意力仍然有80%的部分在紧盯着“热门货架”，而不是用于搜寻长尾。
一方面，是因为搜索引擎的算法所决定，谷歌的PageRank算法以网页链接的密集度来决定搜索结果的排序，使得少数网页被链接得越多，被看到的机会就更大。马修·辛德曼以“谷歌政体”一词来描述这一现象：第一，指向一个站点的链接数是站点能见度的最重要决定因素。第二，利基优势是网络生活中的一个普遍规则。网上站点群落显示一种俄罗斯套娃的结构，在每一个层次上都由赢家通吃模式所支配。第三，对链接数的依赖性，会使得利基优势得以自我延续。
这就意味着，“即使在互联网时代，门和守门人仍然是信息版图中的关键部分。搜索引擎和门户网站是某种重要力量，它们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把旁人做出的成千上万单个的守门决定聚合在一起。互联网并没有消除政治生活的排他性，取而代之的是，它正将排他性的障碍设置从政治信息的‘生产’转移到政治信息的‘过滤’层面”。
另一方面，搜索引擎越强大，或者说任一超级中介的能力越强，导致用户变得越懒，获取信息的能力越差。数据研究发现，随着搜索引擎的不断改进，用户查看的搜索结果页的数量越来越少。而且85%的用户只看第一页的搜索结果，并且用户很少修改他们最初的搜索请求。谷歌高级搜索工程师阿米特·辛格尔说：“事实上，机器越精准，我们的问题越愚蠢。”
而且，用户对短小、概括性搜索词的依赖，以及他们整体上精明度的缺乏，也相当于在删节公众所见的内容。虽然搜索引擎允许用户去寻找新网站，但它们也让用户很容易就回到了已知的新闻信息源，也就是我们常常访问的那几个站点而已。
搜索引擎的首页，资讯门户网站和客户端的首屏，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排行榜，有着大量用户的微信公众号，仍然是网络上的“热门货架”，某一具体话题可获得的“上架空间”仍然有限。
那么，如何理解许多自媒体人仿佛一跃而成为意见领袖（KOL）、网络红人，许多落草的传统媒体人和内容创业者造就新的大号、新兴在线媒体的现象？如美国的德拉吉报道（Drudge Report）、赫芬顿邮报，中国的吴晓波频道、罗辑思维、菜头等。
事实不过是互联网提供了新的机会，让原本游离于话语权力体系之外的人士可以挤入“头部”，其极端开放性加剧了新知识精英的产生。
就像2005年兴起的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选秀热潮一样，互联网使得众多KOL有机会通过海选脱颖而出。看似每个女生都有机会走到镜头前想唱就唱、唱得响亮，但事实上，仍只有少数声音得以被音乐界的权力体系听见，从而挤入热门的演艺圈。这类海选模式只不过拓宽了范进中举的渠道，但无损于其热门货架的运作模式。
就像马修·辛德曼通过统计数据发现的那样，截至2004年12月月初，美国热门的十大政治博客主，其中大部分本身就是社会精英人士：其中 5 人正在或曾是传统媒体的主编或记者，8 人有着常春藤联盟名校或类似水准高校的教育背景，7人有博士学位。并且他们全都是白人，其中只有一位女性。
即使网络选秀机制（如自媒体热潮）让普通人获得短暂的烟花绽放的机会，但最后获得精英俱乐部入场券的本来就不是普通人。“互联网并没有赋予普通公民什么权力。毋宁说，它倒让那些满腹牢骚的精英们得以绕开制度性的约束。”马修·辛德曼写道。
属于 80%部分的声音如何被听见？只有当普通自媒体人的某些观点与精英人士和媒体的偏好难得一致时，它们才有可能被重复和放大，否则它们就会被充耳不闻。所以，仍然是20%的网络精英在左右着公共舆论的议程设置和走向。
而网络并没有造就更多的 KOL，只不过是让过去在线下的社交圈中原本就是KOL的形形色色的人变得“可见”了。同时，其影响力也变得“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说，自媒体浪潮其实并没有打倒所谓的专家权威，而更像是在精英主义的传统下重建专家权威，替换掉名单上的几个名字罢了。
在我看来这倒是值得鼓励。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专业人士生产内容）模式比UGC（User-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产内容）模式会更利于知识网络的积累和传播，也有利于网络中有价值的节点的出现。换句话说将提高连接的质量。
所有人都在拼命挤入头部。所有话题也在拼命挤入头部。这就是今天我们所沉迷的社交网络传播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