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帝
肃宗孝章皇帝，名炟，是明帝之子。在位十三年，庙号肃宗。
原文 是时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于重。尚书陈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闻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无滥。往者断狱严明，所以威惩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济之以宽。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
直解 永平，是明帝年号。棰，是竹片，楚，是荆条，这两件都是刑具。明帝性喜苛察，俗吏争尚严切以称其意。至章帝即位之初，此时承永平年间故事，吏治还尚严切，尚书官决断众事，科罚人罪，大率务近于重，不肯从轻。尚书陈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刻之俗，乃上本说道：“臣闻先王之政，赏必当功，而不至于僭差；刑必当罪，而不至于滥及。这二者都不可过，然与其不得已而过，则宁可赏有僭差，不可刑有滥及。盖过于赏，犹不失为忠厚之心，而过于刑，则遂至伤生灵之命。故赏可过，刑不可过也。往时朝廷断狱，每过于严明者，盖以法度久弛，奸慝未平，故特用刑威以惩治之，所谓政宽民慢，则纠之以猛者耳。今奸慝既平，必宜轻省刑罚，而济之以宽，然后政为得中，人无冤滥。岂可复循前世之政，而以猛济猛哉？夫为政者，譬如张琴瑟一般，张琴瑟之弦，须缓急得宜，大小相调才好。若大弦忒紧则各弦都要紧以应之，那小弦微细，必至断绝矣。然则为政者，上严密，则下何所容？上急促，则下必扰乱，其弊亦犹是也。今陛下宜隆尚先王宽仁之道，荡涤近世烦苛之法。将笞杖等刑一一轻减其数，以济活百姓每生命。推广好生之德，以奉顺上天之心。救时之政莫切于此。”章帝览陈宠所奏，深嘉纳之。于是除钳钻之刑，罢妖恶之禁，每事务从宽厚，而汉之法自是称平矣。盖人君之治天下，以宽仁为本，而其仁天下，尤以刑狱为要。汉家法网，既伤于密，而永平之间，有司又承望上旨，争以酷刻为事。观楚王英一狱，株连者至数千人，则当时之刑，冤滥可见。故章帝承其后，不得不济之以宽也。光武、明帝以明作振之于前，章帝以敦大养之于后，此东汉之治所以为盛欤。
原文 二年，太后兄卫尉马廖，虑美业难终，上疏劝成德政，曰：“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结，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太后深纳之。
直解 卫尉，是官名。创字与疮字同。结字与髻字同。章帝之母马太后，天性俭朴，内外从化，永平建初之间，助成朝廷美业，天下称其贤。至建初二年，太后的兄卫尉马廖，恐其富贵既极，不能久持，盛美之业难以克终，乃上一疏，劝成德政，说道：“夫政出于朝廷，风行于郡国，或美或恶，改变移易，都有个本原，不可不慎也。古书说道：‘昔日吴王阖闾喜好击剑的武士，以其善斗也。此风一倡，那百姓每都去学剑，往往为剑刃所伤，身上多有疮痕。楚灵王喜好细腰的女子，以其善舞也。此风一倡，那宫中妇人，或减食以求腰细而多至于饿死。’盖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今京师中也有俗语说道：‘京城之好尚，乃四方所观法。若城中喜用高髻，则四方之髻必至于一尺，比城中又高矣；城中喜画阔眉，则四方之眉必至于半额，比城中又阔矣；城中喜着大袖的衣服，则四方之袖必至于用全匹丝帛为之，比城中又大矣。’这样言语虽似戏谑，其实上行下效，理势必然，切于事理，非虚谈也。今诚能常持俭朴，无变初心，则德政可成，而美业可终矣。”太后闻其言，深加听纳，故终太后之世二十余年，俭朴如一日。诸舅兢兢，不敢少逾法度，朝廷政化大有裨益，而外家恩宠亦得保全。若马廖者，可谓识明而虑远者矣。
原文 四年，校书郎杨终建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帝从之。诏太常：“博士、郎官及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作《白虎议奏》，名儒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及广平王羡皆与焉。
直解 石渠阁，是藏秘书的去处，在未央宫北。白虎观，是白虎门的楼观，在北宫。章帝建初四年，校书郎杨终建议说道：“先朝孝宣皇帝曾广招众儒生每，就石渠阁上讲论五经同异，亲赐裁定，使诸说有所统一，学者知所遵守，其后稍稍以衰乱废业。中兴以来，天下治平无事，学者趁此时，正好从容讲求，以成就学业。而浅陋之徒各主其师说，章分句析，穿凿附会，以破坏大体。异说纷纷，都失了圣经的本意，学者不知所从。今宜如宣帝石渠故事，会集诸儒，与之论定，垂示永久，以为后世法则。”章帝依杨终所奏，就命太常官，率所属五经博士及各署郎官与众儒生每，会集在北宫白虎观里面，讲论五经中注释同异，将那诸家所说的参酌其是非。章帝亲自览诸家之说，传旨裁决务求至当，以归于一，使天下学者依此诵习，而不惑于异说。于是作《白虎议奏》凡四十篇，引经断义，即今所传《白虎通》是也。当时名儒如侍中丁鸿、太常楼望、少府成封、屯骑校尉桓郁、玄武司马班固、卫士令贾逵，与明帝第三子广平王刘羡，都在其中。自是五经训诂赖以仅存。其后宋儒得有所据，以为注释而发明大义，羽翼圣真，亦汉世诸君之力也。大抵人君亲儒臣，讲经义，为益甚多。记诵博，则闻见广；思索勤，则智识开。专心致志，则内无放逸；体验扩充，则外有资助。审学术之邪正，可以辨人才；察事理之当否，可以决政务。以胜嗜欲，则养寿命之源；以希圣贤，则垂明哲之誉。其视声色玩好、射猎逸游之娱，无益而有损者，万不侔矣。故曰：“明君以务学为急，治天下者，岂可以为粉饰太平之具，而不加之意哉？”
原文 八年，中郎将窦宪恃宫掖之势，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发觉，帝大怒，召宪切责曰：“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乎！久念使人惊怖。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宪大惧，皇后为毁服深谢，良久乃得解。
直解 章帝八年，有中郎将窦宪，是窦皇后的亲兄。那时章帝宠厚外戚，把窦宪兄弟都擢居贵近之职，亲幸无比。因此窦宪就倚恃皇后的声势，把贱价强买沁水公主的庄田。公主畏其势，不敢与他论价，章帝也被他瞒了，只说是两平交易，到后来这事发觉，才知他倚势强买。章帝大怒，召窦宪入宫，切责他说道：“昔赵高欺秦二世皇帝，当面指鹿为马，蔽主行私，而秦以之亡。如今你自家想前日欺谩着朝廷，强夺公主家庄田，比赵高指鹿为马之事相去几何？仔细思量起来，使人十分惊怕。想你所恃的，不过说你是皇亲外戚，不好行法耳。不知王法无亲，若将我祖宗的法度行起来，便弃舍了你一个窦宪，也只当孤雏腐鼠一般，何足介意！”窦宪闻帝之言，始大惶惧。皇后乃脱了冠服，替他再三谢罪，许久才得解释，姑饶了他。观章帝此一事，可谓能裁抑贵戚矣。然竟不能加罪而宠任之如故，则为窦宪者将何所复惮乎？故其后窦氏专恣愈甚，势倾天下，几致大祸，实章帝之姑息，有以养其乱也。古人论君德，以刚为尚。若章帝者，岂非短于刚德之为累哉！
原文 二年，诏曰：“夫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厌之，甚苦之。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襄城令刘方，吏民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他异，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职，其咎安在？勉思旧令，称朕意焉！”
直解 章帝留心吏治，于元和二年，下诏书说道：“夫国家设立官长，本以为民，故为官的，必能爱养斯民，方为实政。如今世俗做官的，不务本等职业，只去粉饰那虚文外貌之间，要取名誉，虽若可喜，而其实无益于民，这等的官我甚厌之，甚苦之。若那安静之吏，只是诚心爱民，朴朴实实的做去，不事矫饰，外面全无才华可观，眼前虽不见他有赫赫的功绩，到久后与百姓相安，却受他的利益处甚多。课其治效，以日计之，虽若不足，以月计之，实为有余。这等的才是好官。如襄城县令刘方，吏民每与他相安，众口一词，都说他刑清事简，安静不烦。看他行政，虽未有别样卓异，然拟诸悃愊无华之吏，亦庶几近之矣，此我之所甚喜者也。夫俗吏之弊有四：以行事苛细，显他精察；以问事深刻，显他聪明；以轻出人罪，市他恩德；以重入人罪，逞他威严。若只这等做将去，那下民必被其害，而有愁怨之心。为民父母者，岂宜如此？我诏书累下，惓惓以四事为戒。赍诏的使者，冠盖相接于路，晓谕不为不勤矣。而为吏者，不见加修其政治，百姓每或至不遂其生理，其过安在？无乃视诏令为虚文，而不肯奉行之故欤？自今其勉思向来的诏令，加意奉行，以称我爱民望治之意焉。”夫俗吏伤化，而能要显名；良吏便民，而类鲜近效。今章帝乃厌苦矫饰之为，而崇尚悃愊之政。如刘方无他异能，特以不烦之故，至蒙褒奖，可谓深知民生之休戚，灼见吏治之是非者矣。百世之下，读其诏令，犹可想见温厚恻怛之意，虽古之仁君，何以过哉！
原文 博士鲁国曹褒上疏，以为宜定文制，著成汉礼。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帝知诸儒拘挛，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以时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马班固以为宜广集诸儒，共议得失。帝曰：“谚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
直解 《大章》，是帝尧所作之乐名。夔，是后夔，尧时典乐之官。东汉自光武中兴，崇尚经术，然天下初定，日不暇给，明帝虽曾临幸辟雍，讲学行礼，而仪文制度尚多缺略，未经裁定。到章帝时，博士中有个鲁国人曹褒，上疏奏说：“宜及时裁定文制，以著成汉家一代的典礼。”当时太常官巢堪奏说：“制礼作乐，乃是一朝的大典，量曹褒一人之见，如何便定得？不可听从。”章帝晓得那众儒生每拘泥故常，无通达之见。起初创立时，难与他谋议，而朝廷上礼文宪典，委宜及时建立，不可因循，就拜曹褒为侍中之官，使他日直禁中，讲求礼制。那时玄武门司马班固也奏说：“这事体重大，还该遍征诸儒，会集一处共议得失，方可裁定。”章帝说：“今俗语有云：‘若人家盖造房屋，在大路边，使往来的人各出意见，议论可否，纷纭不决，就造三年也成不得。’如今聚会着讲礼的，人自为说，家自为论，往往相争不定，就如告状对理的一般，这叫做聚讼。此以为是，彼以为非；此以为非，彼以为是。互生疑异，可否相持，徒使执笔主议的停阁而不得下，此与道旁作舍的何异？古时帝尧作《大章》之乐，止用一个后夔已自彀了，何必多人？”章帝此言，盖亦有见天下的事功，所以不得成就者，其失只在议论太多。如舜之好问好察，何尝不谋之于人？至于执两端而取中，则出于一心之独断，初未尝徒徇人言也。后世人臣，既无揆事之定见，又无任事之实心。每朝廷有大议，浅陋者，掇拾以塞其责；刚愎者，忿戾以执其偏；趋时者，承望而不尽其情；泥古者，迂阔而不适于用。或甲可乙否，而不肯相下；或前非后是，而不能坚持。诸说混殽，徒乱观听，以致朝廷的事，或方行而遽止，或已罢而复行，一切纷纷，有损无益。故申公谓：“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议论多而成功少，此宋之所以亡也，图治者尚鉴兹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