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雠之学有广狭两义。广义的校雠学，包括校勘学、版本学及目录学三部分的内容，其任务是：搜集图书，辨别真伪，考订误谬，厘定部次，装潢保存，即整个整理书籍的专门事业，有一部分和现代图书馆学极相类似。狭义的校雠学就是校勘学，只是比勘篇籍文字而求其正确，而改正古书因传写日久而产生的错误，尽可能地恢复其本来面目。
校雠两字的意义，就是刘向《别录》所谓“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校勘的法子以后者为好，因为单用一种本子，校其上下，所得的谬误是有限的，必须用不同的本子对勘，“若怨家相对”，方才可以发现较多的错误。
公认为校雠学的先驱者是刘向、刘歆两父子。汉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向死，他的儿子歆继其业，总群书而为《七略》。刘氏校书的方法是相当精密的，大约可分几点：（一）根据许多版本，互相对勘，错误则改正，遗漏则补充，重复则删除；（二）古书多没有载篇名书名的，他们按照内容替它分篇，加篇名书名；（三）写内容提要及介绍批评的文字，并叙述学术源流派别等。
后来唐朝陆德明，宋代岳珂、周必大、彭叔夏，对校雠学都有成绩表现，周、彭校刻《文苑英华》一千卷，方法尤其切实。
清代朴学盛时，校雠学成了一个重要部门，包含考订文字及事实，辑补逸文等工作在内。重要的成绩表现，有顾炎武的《九经误字》，齐召南的《注疏考证》，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这些书都是由校书所得的材料编成的。此外，以校雠著名的还有戴震、卢文弨、丁杰、顾千里（广圻）等，连上面那些人共计，有三十一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