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波安排了车来首都机场接机。三人上车后，便直奔张清波下榻的北京饭店。杜林祥和张清波的关系不一般，走进房间，杜林祥便直接问：“老张，节骨眼上出了这事，是不是有人在背后使坏？”
张清波摇着头：“这次是例行审计，倒不像有人故意使坏。本来，对纬通的放贷，有些地方的确不合程序。”
杜林祥关心地问：“总行那边有什么结论吗？”
张清波点燃一支烟：“这就是我急着叫你来北京的原因。总行那边只说发现了问题，还没下最后结论。我也是趁着来北京开会的机会，才从朋友那里探听到消息的。你也知道，中国的事向来是可大可小。发现问题不要紧，关键是最后如何处理，写份检讨，自查自纠是处理，限期追回贷款也是处理。”
杜林祥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还好老张你消息灵通。这几天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开口。”
“还能做什么？”张清波将抽到一半的烟掐灭，“当然是托关系，走后门。一定得找到那几个说话管用的人，大人物开个口，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
“谁说话管用？”杜林祥追问。
张清波说：“总行的刘行长，他是分管这一块业务的副行长，这次审计也是由他主持。他要说句话，事情自然就搞定。”
杜林祥仿佛看到了曙光：“你同刘行长熟吗？”
张清波叹了口气：“刘行长是空降干部，我同他没交情啊。想来想去，这事还得麻烦杨行长出面。”
“杨行长？”杜林祥用手搓着额头，“是不是吕市长的那位同学，以前是广东分行的行长？”
张清波点头说：“对。上回为了摩天大楼的事，杨行长可费了不少心。他跟吕市长交情很深，对你也有印象。杨行长与刘行长现在都是副行长，彼此能说上话。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夫人还是大学同学，关系不一般。”
杜林祥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老张，那就麻烦你联系一下杨行长？”
张清波又点上一支烟：“我跟杨行长都约好了，明晚就在对面的长安俱乐部吃饭。我也给他说了，届时河州的杜总会到场。他没有推辞，这是个好兆头。不过老杜，你那边也得准备一下。这年头，光靠交情恐怕不行。”
杜林祥立刻说：“这个你放心，我不是不懂规矩的人。”
第二天一大早，杜林祥就安排祝天瑞去准备了十万美元，并整整齐齐地放进一个黑色小皮包里。之后，一行人便窝在酒店里，满心忐忑地等待着晚上的见面。
天安门广场沿长安街向东五百米，一座镶着蓝色玻璃幕墙的现代建筑与北京饭店带有岁月厚重的牌楼仅一街之隔，“长安俱乐部”五个镏金大字高悬顶端。这里，便是号称京城四大俱乐部之首的长安俱乐部。尽管此地位于北京城最繁华的王府井商圈，人来人往，却鲜有普通人能自由出入这家俱乐部。进门之前，工作人员会客气地要求出示会员证，如若拿不出，那就不好意思，谢绝入内。
张清波与杜林祥都不是长安俱乐部的会员，所幸杨行长提前打了招呼，工作人员才允许他们的轿车驶入地下停车库。张清波以前来过长安俱乐部一次，他还向众人介绍说：“别看楼顶的‘长安俱乐部’几个大字覆盖了整座大楼，但实际上，这整栋楼只有五个楼层被长安俱乐部所用，其他则是写字楼性质，对外出租。”
来到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屏风宝座”，通体金箔，甚为夺目。据称，它由中国紫檀博物馆出品，按故宫乾清宫龙椅比例制作。旁侧的“紫檀如意”，与其相呼应。穿过左侧木质拱形门，乘电梯上至八层，则是号称京城最精致、最有范儿的中餐厅“清樽红烛”。 餐厅堪称一座艺术收藏宫殿，不仅有巨幅画《贵妃醉酒》，还有各式各样的古典家具和灯饰。与之配套的几十个贵宾包间也布置得相当雅致，包间的名字就很讲究，分别是一品、双喜、三元……一直到九如、十全。
大约七点半，杨行长带着秘书走进包间。张清波引见后，杨行长与杜林祥握手说：“早就听说过杜总的大名。”杜林祥半弯着腰，一副毕恭毕敬的模样：“当初摩天大楼项目，就承蒙杨行长关照。”
杨行长笑起来：“小事情，不值一提。再说这是你们吕市长给我下了死命令的，我这位老同学不讲理啊，他告诉我，河州的项目，不支持也得支持。”
杜林祥来到杨行长座位前斟酒，还一边说道：“吕市长特别让我向您转达问候。”回到座位，杜林祥又拿出手机，拨通了吕有顺的电话：“吕市长，我和张行长正在北京，向你的老同学汇报工作。你要不要跟他讲几句？”
杨行长接过手机，又在电话里同吕有顺开起玩笑。接下来的晚宴，杜林祥向杨行长汇报了摩天大楼的经营情况，大家还聊起河州的风土人情，气氛甚是融洽。几圈酒喝了下来，庄智奇看了看表，已经八点过。他朝祝天瑞眨了眨眼，祝天瑞便把准备好的皮包递到杜林祥手上。庄智奇与祝天瑞同时起身，找借口离开了包间。
下到车库，庄智奇摸出一支烟，祝天瑞赶紧替他点上，同时紧张地问：“杜总这次能成吗？”
庄智奇摇着头：“我也不知道。不过办这种事，人越少越好，所以咱们必须先出来。你没看刚才张清波也把杨行长的秘书支开了？”
祝天瑞叹了口气：“现在做点事不容易啊！什么交情、关系，最后还得用钱摆平。”
庄智奇深吸了一口烟：“要改变社会风气，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看西方人去教堂干什么？祷告、忏悔，那是在与神灵交流。中国人去寺庙干什么？许愿、还愿、上香，说难听点儿，那不就是在与神佛做交易，甚至向神佛行贿吗？我给你点儿钱，你就帮我办点儿事。”说完后，庄智奇又重重地叹了口气。
半小时后，杜林祥与张清波也来到车库。瞧着两人的脸色，没有一丝喜悦。上车后，杜林祥把皮包撂了出来：“什么招都使尽了，杨行长就是不肯要。”庄智奇、祝天瑞见事情没成，坐在车上只好不吱声。
回到宾馆，四人都走进张清波的房间。张清波坐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今天也不能说一点收获没有，毕竟杨行长给我们指了条路。”
杜林祥问：“杨行长说的那位贺老，是什么人？”
张清波说：“就是刘行长的岳父。别看这老爷子一辈子不过是个正厅级干部，当年在财经系统可是个风云人物。刘行长能有今天，也全靠他岳父提拔。”
张清波接着说：“杨行长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他与刘行长都是副行长，各管一摊，有些事不好开口。如果贺老能给自己女婿说句话，刘行长应该会听。”
杜林祥一副焦躁不安的样子：“关键咱们都和贺老说不上话！”
张清波说：“别急。杨行长不是说帮我们穿针引线吗？他说明天中午之前回话。杨行长是个一诺千金的人，他答应的事，不会不了了之。”
度过了难熬的一夜，第二天上午十点，张清波便给杜林祥打来电话，说杨行长已经帮忙联系上了贺老。老爷子这几天就在家里，随时去都行。
杜林祥又是一番精心准备。这次除了十万美元，他还让祝天瑞去采购了两条高档香烟。杨行长说了，这位贺老当年就是部里出了名的烟枪，如今都年过八十了，还是每天一包烟的量。
当天傍晚，张清波亲自驾车，载着杜林祥一行前去探望贺老。贺老的家就在三里河附近的原国家计委大院，从北京饭店开车过去，十多分钟就到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以三里河为中心兴建了各大部委的办公地，随后各个机关的家属大院也相继建成。这里也成了首都高干以及高级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之一，由此形成的大院文化独具魅力。在各机关大院中，原国家计委大院很有代表性。有人计算过，从原计委大院陆续走出过二十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和二百多位部长、副部长。曾经，计委的红塔礼堂位列北京四大礼堂之首（其他三个是地质、物资、政协的礼堂），红塔礼堂是那时候北京文艺青年心目中最重要的文艺地标。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首位来访的西方小提琴大师斯特恩选择在红塔礼堂举办他的独奏音乐会。
如今的原国家计委大院已有几分落寞，在灰色的天空和枯萎的树枝映衬下，苏式老楼越发显得破败，很多窗户已没了玻璃，用塑料编织袋勉强堵上。贺老居住的房子，还是20世纪70年代分配的。其实女儿、女婿为他在京郊购置了一套宽敞的新居，但总觉得生活起来没有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方便。尤其一帮大院的老人，聚到一起聊天时都会感叹：“大院里应有尽有，如同一个小城市，食堂、粮店、百货公司、公共澡堂，还有邮局、招待所……差个火葬场就齐全了。”
杜林祥曾陪着吕有顺来过大院一次，那是看望一位对吕有顺有提携之恩的老领导。张清波有许多同事也是当年的大院子弟，他一边开着车，一边对杜林祥感叹：“别看房子破破烂烂，从这里走出来的孩子，和咱们这些从底下摸爬滚打上来的真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杜林祥问。
张清波说：“来洪西之前，我在另一个省的分行当行长，手下的副行长就是大院子弟，他的父亲是当年计委的一名干部。他总是跟我炫耀，如今某位大领导的儿子，读小学那几年，买冰棍的钱还是问他借的。还说另一位大领导当年也是个热心人，他们家的煤炉坏了，人家带着工具，和他家老爷子一起修到半夜。”
“我明白了。”杜林祥点点头，“咱们都没有一个官位显赫的老爸。我们从小看这些大人物，就只能踮着脚仰视。不可能像他们那样，把人家当成街坊邻居。”
车泊好后，张清波与杜林祥一前一后走上楼去。杜林祥左手拎着香烟，右手夹着装有十万美元的皮包。庄智奇与祝天瑞依旧守候在楼下，张清波刚才在车上特意叮嘱了：“办这种事，人不能多。”
大约一个小时后，张清波、杜林祥走下楼来。他们身后，跟着一位头发花白，背稍微有些驼的老者。老者一直把二人送到汽车跟前，张清波指着车边的庄智奇、祝天瑞介绍说：“这两位是杜总的同事。”接着他又说：“这位就是贺老。贺老可是中国财经界的泰斗，如今好些风云人物，都是贺老的门生。”
庄智奇、祝天瑞赶紧上前与贺老握手，贺老倒还挺客气，笑盈盈地说：“小张抬举我了，你们可别听他瞎说。”
祝天瑞瞟了一眼站在旁边的杜林祥，只见他的笑容很僵硬，尤其是那个黑色皮包，依旧夹在腋窝下。汽车驶离大院后，杜林祥忍不住叹了口气：“香烟贺老是收下了，可这钱人家却说什么也不要。”
庄智奇问：“刘行长那边，贺老同意去打招呼吗？”
杜林祥说：“贺老说他可以去说，但能不能成，没有把握。”
张清波手握方向盘，摇了摇头：“两条烟值几个钱？贺老不收钱，就说明他不会尽全力去帮我们办事。”
听张清波这么说，车上的人皆沉默不语。
第二天一早，杜林祥一行便飞回河州。三天后，张清波在北京开会结束，也返回河州。一下飞机，张清波来不及回银行，就直奔杜林祥的办公室。
庄智奇等一干高管正在杜林祥办公室里开会。见张清波来了，杜林祥紧张地问：“昨天你说总行的处理意见出来了，怎么说？”
张清波是杜林祥这里的常客，他倒也不拘束，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我刚跑了几千里地，容我喘口气再说。”
杜林祥赶紧吩咐秘书给张清波泡茶，然后示意其他人离开办公室。那一天，两人足足谈了四个多小时，连晚饭时间都没有出来，只是让秘书送了两份工作餐到办公室。
第二天一早，杜林祥便召开总裁办公会，具体操盘买壳上市事宜的战略发展部的几位负责人也列席了会议。
杜林祥脸色憔悴，眼袋凸显，眼球布满血丝，他第一个开口说话：“为了咱们的事，张行长在北京找了许多关系。虽然没有彻底摆平，总算是大事化小。绝大部分贷款都没问题，只是其中的四千万，需要一周内还回去。”
安幼琪说：“自打修了摩天大楼，企业的资金链一直很紧张。不久前买下胡卫东的旅游项目，又花了八百万，一周内到哪里去凑足四千万？”
杜林祥用手指揉着太阳穴：“昨晚我想了一下，两天后河州市商业银行不是有笔三千万的贷款要到账吗？就拿这钱去救急。加上公司现有的流动资金，应该差不多。”
庄智奇说：“当初河州市商业银行贷款给我们，可是说好了用作收购大众股份的，咱们私自挪用了，不太好吧？”
杜林祥说：“咱们不说，他怎么知道我挪用了？现在是急着用钱，拆东墙补西墙，只要哪座墙都不倒，就是本事。”
庄智奇摸出一支烟，若有所思地说：“河州商业银行那边应该能糊弄过去。实在不行，毕竟都是河州企业，还能通融一下。可谷伟民那边怎么办？咱们把钱截留了，拿什么去付给他？”
杜林祥也点上一支烟：“就不能让他通融一下？我把张清波那边的事应付过去了，马上把钱转给他。”
“难啊。”庄智奇摇着头，“谷伟民是个什么人，咱们都知道。他的眼里可没有什么交情、信义，只有一个钱字。”
杜林祥深吸一口烟说：“能否借壳上市，只是发展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张清波那边，则是事关纬通生死的问题。两害相权取其轻，如今之计也只能这样了，走一步算一步吧。”
祝天瑞开口问道：“按合同，下周我们就要给谷伟民打第二笔款。到时谷伟民来问，我们怎么回答？”
杜林祥不耐烦地说：“你们自己想办法。总之张清波与谷伟民，两边都得给我稳住。”
按照杜林祥的指示，原本用作收购大众股份的资金，偿还给了银行。张清波那边，的确稳住了，可谷伟民那边，却无论如何稳不住了。
过了约定打款期后，谷伟民一天几通电话来催。见电话沟通无效，谷伟民干脆带着一份律师函亲自跑来河州。在杜林祥的办公室，谷伟民撂出重话：“鉴于纬通单方面撕毁合同，我也将考虑终止合同履行。大众股份我不卖了，两千万我更不会退，还要找你们赔偿违约金。”庄智奇赔着笑脸，好说歹说才把谷伟民劝回宾馆，并让他再宽限几天时间。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纬通资金链出问题的消息，河州本地银行很快也知道了。尤其河州市商业银行的黄行长，听说纬通擅自挪用贷款，气得火冒三丈，把告状电话打到了市长吕有顺那里。其他几家银行的行长，也纷纷跑上门来要说法，弄得杜林祥疲惫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