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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高房价:政府与开发商博弈

在凤凰卫视做节目时,我遇到了地产企业温都花园的王总。他很直截了当地反对我的观点。我针锋相对:“谁说地价是政府抬高的?政府按照国际惯例搞‘招拍挂’是为了防止腐败,目的不是抬高地价,其实你们心里最清楚,真正把价格抬上去的是什么人!”

●政府和开发商,究竟谁绑架了谁?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听清华一位教授讲课,他讲了一个看似反动却非常另类的观点:腐败救国论。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纳闷:腐败又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怎么能靠它来救国呢?耐着性子听完后恍然大悟,他所说的“救”不是真“救”,而是“绑”,眼下,我们就处于被这些资产新贵们经济绑架的阶段。

我在炮轰高房价的时候,旗帜鲜明地指出,开发商绑架了政府,好多网友质疑,权力都在政府手上捏着,怎么可能被开发商绑架呢?同样敢讲真话的云梦市市长黄兰香,在她的署名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好项目、大项目招得越多,基层的包袱就会像‘下雨背稻草,越背越重’。一般来说,县、区招进来一个投资1亿元的好项目,在项目建成前要提供如下优惠:土地出转按评估价让利约500万元;土地出让经县级留成部分约150万元全额返还;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约150万元;各类规费优惠约5万元;土地契税、营业税、耕地占用税返还约70万元,共计875万元。且项目投产有税收以后,企业所得税县、区分成部分,前两年全部奖励给企业,后六年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前三年减半征收,预计每年让利约200万元,也就是说,县区引进一个投资1亿元的好项目,到产生税收的第一年,要补贴让利1000多万元……”

实际情况其实比这还要严重得多。中西部地区县一级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已是公开的秘密,各地百姓“思富”、官员谋“政绩”心切,唯一的办法只有通过招商引资。投资商们“了解”政府的难处,狠狠地抓住官员们的软肋,开出种种不合理条件逼迫各级政府就范。最早的时候还蒙一块遮羞布搞置换,如“我帮你修路,你就把路两边多少米范围内的土地给我搞开发”等,到后来干脆明目张胆了。2009年我做工作让福建一位朋友到江南来开发“黄龙洞——矿泉湖”景区,资源他很看好,但提出来的条件吓了我一跳。他说:“如果你们政府把景区上的丘陵地送600亩给我,并把城市公交捆绑给我经营,我就投资100个亿,把黄龙洞打造成为一个国际旅游度假村。”在想赚政绩的人看来,这的确是一笔合算的买卖,就像开发商所说的那样:“我不投钱搞开发,你那600亩地一钱不值。”但内行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并不是真心想开发旅游,而是想搞景观房地产。这种明目张胆的绑架我不能接受,便很客气地将他们送回了厦门。

黄龙洞“幸免于难”。

然而,天鹅湖就没这么幸运了。

天鹅湖本没有湖,只是平安河下游的一节臭水沟。为整治长安河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原人大副主任,想趁在位之年完成整条长安河的整治,便以城市防洪的名义,向上面争取了一笔资金。这笔资金犹如杯水车薪,天鹅湖挖了一半,便没钱再挖了。老柳曾经带我去视察过这项工程,我当着原人大副主任的面说规划要改,好不容易挖出个湖来,又变成了商业地产。后来,在市委常委集体听取规划评审意见的时候,我再次大声疾呼。没过多久,为了收拾这个烂尾工程,市委、市政府不得不向开发商妥协,由开发商把剩下的湖挖出来,作为交换,开发商获得了天鹅湖大部分土地的所有权和开发权。江南政府被房地产商明目张胆地绑架了一回,这也就是后来我要炮轰高房价的原因之一。

敢于“绑架”政府的,还远远不止房地产商这一类人。

2010年年初,江南一年一度的“两会”即将召开。会议召开前夕,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两会”筹备情况工作汇报。与会的所有市级领导都有预感,今年的“两会”,代表和委员们会死死抓住环保问题不放。老萧在会上就怎么应对做了重要指示。他说,江南的污染问题没有外界所反映的那么恶劣,市区灰尘多,不完全是工业园的粉尘造成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公路扬尘。要想把江南的经济搞上去,一点点污染是避免不了的,人家美国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么个过程,这个道理要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讲清楚。今后我们在引进项目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把关,污染项目一个都不要。对于已经建成投产的企业,环保部门必须加强监管,督促他们达标排放……

对于江南的污染,老萧是最无可奈何的。他到江南报到的时候,冒烟的工业企业没有一家,年财政收入仅1.9个亿,发工资都不够,雪上加霜的是,修平安河欠下的日元贷款翻过年来,就要开始偿还本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江南的工业园建在平安河上游、江南城上风口,空荡荡的园区冷清清的,全年税收仅几万块钱。与园区配套的污水处理厂建在离园区很远的地方,没钱运转,基本上只是个摆设……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办法是招商引资,可糟糕的投资环境,却让投资商们望而却步。

本来,就江南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应该是一个投资兴业的好地方,然而由于财政捉襟见肘,导致各职能部门经费拨款严重不足,为了生存,只好靠山吃山,乱执乱罚现象非常严重,最严重的时候,罚得107国道江南段几乎看不到长途货运车辆。恶劣的投资环境,让外地的投资商们谈江南色变。有个台湾商人看中了江南的区位,办了一家“湖光浮标厂”,在他的努力下,江南的浮标一下名扬全国,很快在全国钓友中形成了“威海的杆江南的标”的良好口碑。

然而,江南本地人看见这位老板赚了钱,纷纷效仿开起了小作坊,假冒“湖光”,低价倾销,过去市面上卖100多元一支的浮标,价格一下子跌到了八块。面对如此的恶性竞争,职能部门视而不见,不仅不去打击,还变本加厉地向该厂索求利益,逼得这样一家本来可以做成巨大产业的台资企业不得不外迁,这就是著名的“湖光”事件。一传十,十传百,江南的恶名便走出江南,走向了港澳台。不仅是外地老板怨声载道,就连本地老板都混不下去了,纷纷被逼远走他乡。

有一次,我在省城和老柳一起陪一个日本客商,偶遇某著名地板生产商,闲聊中得知他竟然是江南人。他向我打听昌江那里的地价,想去那里办一家竹木地板厂。我感到非常诧异,说江南的牛羊司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国家有关部门授予了“竹器之乡”的荣誉称号,竹木资源极为丰富,你为什么不选择家乡偏要舍近求远选择在外地办厂呢?那位老板解释说,伸手的单位太多了,一天到晚难得服侍那帮活爷……面对这样一种窘境,江南如何招得来商?

为了招商,老萧可谓绞尽脑汁。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在经费极端紧缺的情况下,老萧开出重奖,在江南刮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招商”运动。很快,有一家陶瓷生产商被引到了江南。投资商精得很,脚踩多只船到各个县里去谈判,最后逼得江南将原属于蓝田集团的一块地,以抛荒回收的形式,免费给了这个投资商。投资商承诺投资好多好多亿,采用新设备、新工艺,绝无污染,而且每年上缴多少多少税收。

结果呢,老板的确做到了当年投资当年投产,但生产的全是最低端的墙面砖,粉尘污染遮天蔽日,老百姓怨声载道,几乎天天闹事。更为恶劣的是企业经常拖欠税款,每年仅上缴税收几十万元,“奥瑞”陶瓷变成了“懊悔”陶瓷。污染害百姓,百姓闹政府,政府逼老板上环保设施,老板不肯,转手一卖,溜之大吉……

“奥瑞”陶瓷虽然成为了政府的心头之痛,但毕竟迈出了江南招商引资极其重要的一步,其意义不可低估。在引进“奥瑞”的过程中,江南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佛山实行产业转移,大批的陶瓷企业要迁往内地。江南政府立马组成佛山陶瓷招商团,活生生地从相思县的嘴里虎口拔牙,以每亩1.5万元的超低地价、每条生产线头若干年100万包税的政策,把“美丽陶瓷”引进了江南。仅土地一项,政府就要为其补贴几千万元。紧接着,秀美、腾达等陶瓷企业相继落户工业园,工业园里开始有了生机。就如当初纳爱斯落户益阳,益阳人把人家淘汰的严重污染工厂,捡起来当宝一样,江南人开始展望自己的美好生活。可是美好生活没等来,却等来了漫天的粉尘,即使是住在城区大白天都要关上门窗,否则不出几个小时,到处就会蒙上厚厚的灰尘。

市民烦恼,市长更烦恼。不引吧,没钱给干部职工发津贴;引吧,投资商要价高,企业污染大。谁都晓得要引进高科技、低能耗的朝阳产业,可是这些企业讲究的是聚集效应,你这里一个关联产业都没有,高科技企业没得来这里落户的理由啊。为了引进一个全国500强,老萧亲自带队跑芜湖无数次,不仅给予巨额地价补贴,还廉价搭上了一座可供该厂连续开采50年的石灰矿,终于引进了海螺水泥。为了实现当年签约次年投产的目标,老萧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几乎平均每三天到工地现场办公一回。在新闻记者的眼里,他是“甘为海螺当保姆”,实际上,为了江南老百姓的福祉,他被投资商实实在在地给“绑架”了。

这就是中国经济不发达地区县(市)长们如今真实的生存现状,谁也无法逃脱整天被放在污染系数与幸福指数之间燎烤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