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在网上炮轰“高房价”以后，许多人对我产生了质疑，认为我并不分管房地产，突然站出来炮轰与自己业务范畴无关的话题难逃炒作之嫌。我给媒体的解释是，思想有多远，出路就有多远。经济是一个整体，不可割裂开来。如果人为地把它切割成许多小的单元孤立起来，就会机理失调。谁说分管旅游的就不能关心“地产”？旅游和地产结合，可以立马让一个偏僻的乡村华丽转身为一座繁华的旅游城市！
许多人指责我不务正业，这都是传统的官场习惯思维在作怪。如今的官员们脑子里始终被一种思维定势锁定着，管什么就想什么，甚至管什么守什么都懒得去深想，缺乏一种心忧天下的责任和胸怀。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不倒，就在于封建社会选拔启用的官员们既是文官又是武官，既懂宏观经济，又谙微观经济，文武双全。他们懂政治、懂经济、懂司法、懂军事、懂哲学……既是县长，又是财政部长，还兼公安局长、检察长、大法官、发改委主任、教育部长等，哪怕一个小小的县令都是“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忧其民”。滕子京无疑是这些官员中最出色的代表。可时至今日，居然还有许多领导干部对经济依然一窍不通，还在靠“摸着石头过河”，摸来摸去的恶果是，让市场经济滑入了“市长经济”的泥潭。
什么叫“市长经济”？“市长经济”也叫“拍脑袋经济”，简而言之，市场经济不由“市场”说了算，而由“市长”说了算，“市长脑袋一拍铁板一块”，简称“市长拍板”。市长是拍板的，不是挨板的，万一拍板拍出了问题，板子通常会落到别人的身上。在江南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这样可悲的事情。
比如，20世纪末21世纪初，江南响应上级号召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蓝田集团合作，强迫农民不种粮食种黄李，结果蓝田神话破灭，黄李价贱伤农，政府不得不买单。直到“博士市长”来了，还在为“黄李市长”擦屁股。
又如，早些年为搞活城市新区，市长们不考虑江南人的消费习惯，头脑发热，决定在京珠连接线旁边建一座现代化的汽车新站，结果，新站建成了，客车业主们硬是不肯从老站迁过来，气派的站房空空荡荡，几千万的投资打了水漂……
再如，省里为打通省际通道，决定投资改造江南至通城的S301公路。江南的市长脑袋一拍：“不用省里投资，我们招商引资自己建，等路通了设个卡子几年工夫成本就收回来了。”结果招来个骗子，把路基挖得个稀巴烂，没得钱再铺路面，本来还跑得了车的，最后连走人都困难。烂尾路一直烂了好些年，直到老柳来，才把这块乱屁股给擦干净了……
这就是“市长经济”！
“市长经济”让市场受伤，让纳税人很受伤，让投资商更受伤。我到江南来接触的第一个外地投资商是江南商业步行街的老板鲁文化。那个时候我给向前副市长挑土管城建，他的步行街刚刚落成准备开业。他愁眉苦脸地来找我，和我聊起这个项目眼泪都要掉出来。当初江南引他进来时，前任市长给他表了硬态的，江南不再建第二个服装市场。在这个条件的诱惑之下，鲁老板选中了紧靠最大的城市广场又临商业主街的一块黄金地，在土地竞价中又中了圈套，每亩地价竞拍到了100多万，以高出周边正常地价每亩70万元的价格，风风光光地当了一回江南的“地王”。直到现在，这个记录都没有被刷新。
就在他的江南商业步行街即将开盘之时，传来了不好的消息，政府同意浙江古老板在不到800米远的地方再建一个服装市场，地理位置比步行街更便捷、更繁华，其建设成本只有步行街的三分之一，商铺价格便宜。这样一来。鲁老板的商铺无人问津了。没办法，他只能改变策略，以半年不要租金的方式将商铺贱价出租，先做人气。四千多万的投资被套，让老鲁很不甘心，想找政府的麻烦却又无从下手：当初领导的承诺都是口头承诺，作不得法律依据，打起官司来，他并无胜算。
我很纳闷，问他：“你做生意做了这么多年，难道就不知道‘市场’是由‘市场’说了算，而不是由‘市长’说了算吗？”
鲁老板叹了一口气道：“刚下海的时候地价、工程、优惠税率……哪样不是市长说了算？过去的市长那么一言九鼎，现在的市长表态怎么就那么不靠谱了呢？”
“难怪，你是尝了‘市长经济’太多的甜头。”我若有所悟道，“你以为还是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年代？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市长已无法操纵市场。如果‘市长’胆敢再肆无忌惮地玩弄‘市场’，就会遭到‘市场’无情的报复。”
他不服气，问：“市长是人民的父母官，怎么能够不负责任地表态呢？”
我觉得他又可怜又天真，怒其不争地笑道：“酒桌上的官话有几句能当真？你自己没长脑子？他市长说不准再建一个服装市场就不建了？只要市场有需求我投资商有势力，市长不敢不批，不批就上法院告你不作为。你是呷市长的好处呷习惯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切记，不管是什么食物，甜过了头总是有毒的。”
老鲁点点头，觉得在理。
“在这方面，你们都要向浙江的那个古老板学习。”我进一步给他“洗脑”，“你看人家古老板，先是答应市长在江南建一栋五星级宾馆，并在工业园投资办一家30万锭规模的现代化纺织厂，条件是廉价收购市委市政府招待所，并以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价给他若干亩土地供他办厂，承诺每年可创几千万元的税收，解决多少人的就业等等。等到市长一拍脑袋把价值数千万元的招待所以不到10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他，把工业园办厂的地给了他，他应付式地在园区建了几栋厂房上了几套设备，然后在招待所的地块上建起了一排排集装箱式的服装市场，五星级宾馆成了一张永远的蓝图。他为什么能赚钱？因为他玩转了‘市长’，更玩转了‘市场’，同时，把你也给玩了！”
老鲁苦苦地一笑，希望我给他出个主意救救他的市场。我笑了笑，道：“拆了它！”
“我正有此意。”聪明的老鲁领会了我的意图——等“宏观调控”的风头一过，在江南再也找不到比江南商业步行街更适合做地产的地块了。
送走了鲁老板，匡老板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匡英在云南红河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九家公司、工厂生意红火，身价数亿。在当地他可以呼风唤雨，但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困在江南，动弹不得。早两年，在中间人的介绍之下，他花1.2亿元买下了衡化集团江南氮肥厂，厂子买了几年，至今仍然开不得车。我问他开不得车的原因，他诉苦说：“找他伸手的职能部门太多了。比如一个房屋产权证，只过一个户，按照国家破产企业改制政策，地方政府象征性地收一点手续费就可以了，可在江南不行，常务副市长、分管副市长、市长、书记和房产局长打了无数个电话，每打一个电话少一千，房产局长还怪我找多了领导，不是后来柳书记在大会上不点名批评他要撤他的职，只怕到现在还办不下来。”
“我到政府来了这么久，还不知道这个厂被你买下来了。按理说像你这么大的规模企业，市里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班子帮你协调直至走上正轨，为什么没人牵头呢？”
匡英一语道破天机，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厂原来是省管的，破产改制也是由省里面的人来主持的。如果当初改制交给江南的市长来主持，情况可能就大不相同了……”
他的这一席话，让我重新回到了迷糊状态：说来说去，企业的命运怎么还是掌握在“市长”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