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上安排我去江南挂职，临行前张书记找我谈话。张书记工作很忙，能够抽出时间亲自与我谈话，这让我很感动。谈话时，我委婉地提到了江南那边旅游资源贫乏，我去之后开展工作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希望将来张书记能对我的工作进行指导和帮助。谈话时间不长，二十多分钟，张书记说话言简意赅，精准到位。他说：“致远啊，你是一个有思想、踏实肯干的人，让你进入官场也不是我的轻率之举，组织部门观察了你很长时间，这次到江南去挂职，希望你能够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做一点实事，干点成绩出来，在百姓眼里我们是当官的，但在自己眼中我们是为百姓服务的，百姓需要的就是能为他们办事儿的实干家，而不是官油子。”
我说道：“张书记，您放心，旅游是我的专长，到了江南，我会想办法把那里的旅游产业好好搞一搞的。”张书记点点头：“那你去吧，要与那边的领导干部相处好，以后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吧。”
对于我的下挂，旅游局像过节一样重视。章文雄局长说：“你是我们旅游局自成立以来第一个被组织上下派到县里挂职的年轻干部，前途无量。为了表示对你的重视，也为了给你撑撑面子，我派李辉和赵良两个副局长送你，待你安顿好以后我再单独去看你，如何？”
“章局，您安排得如此周到，我感激涕零，也由衷地谢谢您这几年对我的栽培。”我诚恳地道。
于是，公元2005年8月3日，一个十分炎热的晴朗之日，云梦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一位副主任科员，在旅游局两位副局长的陪同之下，送我踏上了前往江南的挂职之旅。车行途中，那位江南籍副主任科员调侃我道：“宁市长……助理，此去江南有何感慨？”
我出人意料地答：“有一种挨打的感觉。”
他很疑惑，追问道：“此话怎讲？”
我反问：“你身为江南人，难道就没听说过‘挨打’的典故？”
他很尴尬，答：“愿闻其详。”
我向他详细介绍了江南市的一些历史典故，并跟他讲了关于更改江南市名称的一些曲折故事。我的介绍让那位副主任科员大开眼界。他笑道：“进入角色蛮快呀，你从哪里得来了这些信息？”
我笑而未答。
其实，这并不神秘。某位领导到一个新地方履职之前，都会有许多当地官员以各种借口主动找上门来介绍那里的情况，以表忠心。当然，介绍得最为详尽的还是当地的人脉关系。对待这些人，不同的领导往往以不同的态度视之。绝大多数领导虽然从骨子里鄙视他们，但在内心里却需要他们。这些“内线”、“棋子”，就像大明王朝时期暗布的“东厂”或“西厂”特务，从他们的殷勤“汇报”中，领导可以掌控许许多多无法掌握的秘密信息。还有一部分领导因为升迁所需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所以对他们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比较看重的也就是这些人。剩下极少数像我这样比较另类的人，处理方式则较为激进，不仅不会提拔、重用他们，还会在公开场合将他们跑官要官的丑行当典型进行批判，警示大家引以为戒。第一位光顾我家的那位干部，后来就被我拿到大会上给曝了一次光……
我了解江南，其实并不是通过上面那种阴暗的渠道。网络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什么信息都可以查到。在我的想象中，距云梦市区42公里，素有“鱼米之乡”、“茶叶之乡”、“竹器之乡”、“浮标之乡”、“有色金属之乡”美誉的江南，应该是一座风景优美的现代化工业城市。它地理位置优越，京广、京珠、武广高速穿城而过，长江黄金水道依境东流。
然而，我在网上查到的关于江南的种种情况，却让我大跌眼镜，一个财政收入不足三亿的县级市，与兄弟县市相比，差距太大，而且社会问题重重。
我找出江南的典籍从文化的角度撕开一角，处处皆能发现“文化挨打”的痕迹。
首先，她缺少文化地理坐标。一座不缺历史但无地标的城市，浑浑噩噩地走过了一千多年，在以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竞争中如何不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其次，这座城市还存在严重的地域性格缺陷。第一个光顾我家的干部，一见了我的面就对我说：“我们江南人喜欢告状，‘喜诉讼，好斗殴’是写进了县志的，您要严加提防！”后来我到了江南，发现当地人都喜欢重复这个句子，似乎“‘喜诉讼，好斗殴’写进了县志”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这种性格体现在经济行为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无休止的跟风内斗。江南的茶叶曾经远销蒙古、俄罗斯而闻名天下，茶农们为争抢市场份额，牟取暴利，纷纷往茶叶里掺树枝、牛粪，一时间砸了牌子，将市场拱手让给了别的省市。江南的浮标曾经名扬四海，有“威海的杆江南的标”之说。由于行情好，江南的浮标老板相互压价，过去一百多块钱一支的标被压到了七块钱，浮标产业霎时崩溃……
江南人还有一句来客必做宣扬、敬酒必用的句子：“一lia子”，俗称“一江南单位”，即“一丁点”的意思。云梦市委书记张文昊到江南视察，江南当地领导敬酒：“给您只加一lia子。”张书记揶揄道：“江南人总是喜欢说一lia子一lia子，什么时候能够变得大气一点？”
张书记一语点破了问题的实质。文化胸怀的广度，决定了经济思维的宽度。江南总是把经济落后归罪于云梦市把大型国有企业云炼、南化划给了大厂区，却从来不从文化层面去进行反思。云炼、南化的划出，固然影响了江南的发展，但不能够成为永远的借口。为什么江南在经济上处处被动挨打？有两则坊间传说很能说明问题。一则说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云岭炼油厂想把生活区建在江南，江南的领导说：“不行不行，上万人吃喝拉撒，得好多柴米油盐对付，莫把江南的物价搞高了。”结果，这个项目建在了长河经济开发区。
还有一则与啤酒有关。有一位福建人想在江南建一家年生产规模10万吨以上的啤酒厂，江南的主要领导闻讯后，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年产10万吨？那要耗掉我们江南多少水？我们月谷水库的水自己喝都不够，还要保云炼，不要不要！”福建老板一转身，将酒厂落地在了河西县……
文化的被动必然导致经济的挨打，经济的挨打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的混沌。很多年以前江南就是选举“重灾县”，这里曾经发生过震惊全国的唯一市长候选人落选“事故”；每次换届，从票箱里跳市长是经常上演的保留节目。跳出来的多，落马的也多。所以，云梦的市直机关干部，大多不愿空降“江南”，就怕换届落马。
离江南的地界越来越近了，我没有一丝激动，反倒十分忐忑。一个政治生态如此恶劣的地方，是福是祸，对我而言一切都是未知数。江南市委组织部长在一家简陋的餐厅里和我们见了面。开饭前，云梦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的一名副主任科员，拿出文件例行公事般念了念，江南市委组织部长表示礼节上的欢迎，鼓掌之后端起酒杯就算办了交接！
当我见到市长柳博温时，已是一个月以后的事儿了。
按照政府办的安排，我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在赴任江南之前，我给政府办主任老童打过一个电话，老童态度有些漠然。我问他：“住的地方安排好了没有？”他有些不耐烦地答：“你来了就知道了，给你安排了一个最好的地方，住在市长楼下。”我迟疑片刻，又问：“我需要带铺盖行李吗？”他回答：“你带也可以，不带也行。”说完，挂了电话。
我如刺鲠于喉般难受。
我当然不可能带铺盖行李。按照一般惯例，赴任履职的干部报到的时候，如果住房没有安排好，就会先安排到县委或政府招待所小住，如果没有招待所的，就在当地最好的宾馆包一间房，一直住到腾出住房为止。这个时候是当地干部和新任领导加深感情的最佳时机：先入为主，门好进。坊间经常会传出某某领导和宾馆的服务员或大堂经理有染的传闻，如果属实，一般都萌芽于这个阶段。好在我到江南去的时候，县里的招待所刚刚改制变卖，政府办又想省钱，加之我这个“空降官”是职级最低的，所以省去了这一段经历。
这次我到政府办去报到，连老童的面都见不到了。他派了个副主任接待我，那人带我去看房，房子就在政府大院边上，一栋两层独立小楼。上面一层住着市长柳博温，下面一层被隔成了许多间供司机保安居住。分给我居住的那间房是用三胶板从市长司机住房中间隔出来的，间隔没到顶，垫个椅子即可从门外翻进房内。
在我搬离那间房子之前，我经常忘记带钥匙，采取的就是这个方式进门。厕所在走廊上，是临时改建的，一面是墙，两面是窗户，用报纸一糊帘子一拉，既当厕所又当浴室。看着这一即将供我拉撒的地方，我突然想起老童的那句话来：“给你安排了一个最好的地方。”我很纳闷，不知道好在哪里。想了半宿，似有所悟：楼上住着市长，对溜须之徒而言，的确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地方。
可惜我偏偏不是。对于他的好意，我还是感到非常的寒心。
接下来的一幕，使我更加寒心。
政府办给我准备的床，是一张地下作坊用很差的木板拼凑起来的席梦思。床上铺了薄薄一层棉絮，棉絮上铺了一张凉席，放了一个枕头，外加一个缺门的衣柜（前任女市长用过的旧物），一部新装的挂式空调，这就是我在江南的全部家当。送我的司机眉头皱得老高：“一没书桌二没电视，连冬天的行李都没有，这日子怎么过？”他赶紧给章局长拨了个电话，章局长让他转告我，叫我不要发躁，他明天带办公室主任来帮我置行李。第二天，他果真亲自跑到江南来，帮我置齐了行李。
与宿舍比较，办公室的设施相对要齐全一些，但也十分简陋。办公桌桌面掉了好大一块桌皮，让它新来的主人很掉面子。对面坐着一位已经退线的老领导，不常来，桌面上积满了灰尘。桌上没配电脑，我找老童，老童说：“政府办没这笔经费，副市长的电脑都是自己想办法找别人赞助的。”没办法，我只得再次向章局长求援。章局长把他自己家里的笔记本电脑借给了我。
这一借就是五年。
待我调离江南去归还电脑时，已退二线的他笑道：“配置太低了，当废品卖200块钱都没人要，送给你作个纪念吧！”
当然，这都是后话。
住宿和办公的问题勉强解决了，吃饭和交通却成了难题。过去市委、市政府招待所没有改制前，领导在那里开了个小食堂。后来，招待所卖给了一个浙江老板搞开发，市里的“空降领导”便失去了开灶之地，只能到处蹭饭。权力大的不用发愁，餐餐都有人请，权力小的就有些可怜了，只能到其他机关去搭餐，每天敲着钵子挤食堂。后来，市委领导对两办负责人说：“让一个县领导在外面蹭饭太没面子了，还是办个食堂吧。”两办一合计，把食堂开在了县农办。农办领导求之不得，一来经费上不会吃亏，二来办事拉关系方便。
我去的时候，领导食堂刚办起来不久，这便是我到江南以后碰到的最大幸事。即便如此，我还是尝到过蹭饭的滋味。没办这个食堂的时候，“空降派”领导们都觉得不方便，真的开起来了去的次数却并不多，经常去吃晚饭的只有我一个人。如果有剩菜剩饭，我会让炊事员帮我热一热对付对付；如果没饭了单独为我一个人做饭，我怕给人家添麻烦，便往往会跑到街上吃蒸菜。
有一次，我像往常一样上街去解决晚餐，路过一家饭店时，碰到某局的一个股长和另外几个不认识的人，在饭店前坪摆了张桌子喝酒，股长很热情地给我装烟，问我吃饭没有，我觉得一个县领导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吃大喝影响不好，便撒了个谎说吃了。他说，吃了也没啥，再喝几杯酒吧？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其实，那个时候我的肚子真的很饿，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吃的问题因为食堂的开办而变得不成问题，但交通工具却成了一个大大的难题。我家离江南有四十多分钟的车程，如果政府不安排车辆就只能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我找到老童和他探讨这个问题。老童对我说，政府办没有车，有什么事秘书科临时安排调度，谁用车谁加油。我问：“那费用怎么办？”老童答：“不知道，要请示柳市长。”我又问：“我上下班怎么办？”他回答得很干脆：“你可以搭家在云梦的几个领导的便车，否则就只能搭公共汽车。”
“搭‘回头的’拼车也不错呀，15块钱一个人，坐满就走，很方便的。”末了，他又补上一句。
我很无语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说实话，初见老童，他给我的印象相当恶劣：冷漠、欺生、吝啬，甚至有些盛气凌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除了市长和常务副市长，他可以凌驾于其他所有副市长之上。虽然我对他不满，但我还得给他赔笑脸，毕竟他是地头蛇，得罪不起呀！我不明白，市长为什么会安排这样一个五十大几又不会来事的老同志来做办公室主任。我更不明白，我一个挂职的干部，他为什么要给我下马威。
这个问题，直到离开江南前，我才找到了完整的答案。
其实是我误解了老童。他是一个有傲骨的人，在官场上混了多年，不唯上，不谄媚，同他一批的政府办主任在县级领导岗位上都干厌烦了，他还在政府办主任的岗位上磨蹭，连个副处级待遇都解决不了。照常理，人大换届政府办主任是当然的人大代表，人家劝他提几条蓝盖芙蓉王香烟到各代表团走一走，他死活不肯，情愿不当这个代表。结果不出意料，他当然落选，成了江南有史以来第一个落选人大代表的政府办主任。
落选就落选，他毫不在意。在他眼里尊严比权力重要。因为太维护尊严，他居然很少开口找市长追加政府办的办公经费，要维持正常运转只有一个办法：抠。因为太维护尊严，他常常“目中无人”。在他眼里只有朋友没有领导，尤其像我们这些挂职的年轻干部更没放在眼里，初来乍到受到他的冷遇自在情理之中。我在江南待了五年之后即将离任之时，第一个打电话要请我吃饭的居然就是这位让我曾经寒心透顶的老童。此时，他已“捡漏子”去政协当了副主席（前任因腐败落马了）。席间我问他：“依你这个脾气是怎么混了个副县级的？”他道：“那些混到了副县级的未必就比我强多少！”
我摇了摇头，敬他一口酒：“你不适合当政府办主任，再干下去会把挂职干部都得罪完了。”
他哼哼一笑：“你不觉得后来我也有所改变了吗？”
我细细一想，是有变化。在他离开政府办之前，从省委统战部来了一位挂职市委常委、副市长的处长。闲暇之余我去他办公室闲聊，正碰上秘书科给他派发办公用品。我发现我刚来时每年配发手抽香纸巾四盒，他却给配了六盒。当时我就开玩笑：“这个老童好势利，省里来的就是省里来的，我们市里来的他妈的就不是人，同样是挂职，竟然少发两坨卫生纸！”
老童听了很尴尬地一笑：“你没有发现，后来给你也多发了两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