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湘潭医学院读书的时候，最好的朋友是胖子。我们背景相似，一样的家庭条件，一样的无心向学，一样的胸无大志。胖子其实不胖，一米七的身高一百四十斤，但是在那个物质还比较匮乏的年代，他这样就被认为是胖的了。
那时大学里课余生活非常单调，周末学生们通常有两个去处：跳舞和看电影。跳舞是男生跟男生跳，女生跟女生跳，我们更喜欢去学校大礼堂看电影。那几年，我看了许多记忆深刻的片子，例如《追捕》、《佐罗》等。
有一个周末，电影院放一部古装国产片，片名好象叫《血溅朱门，说的是宋代名探狄仁杰破案的故事。其中讲到一个案子：一户人家的男人早上被发现死在床上，浑身上下找不到伤口，后来狄仁杰用剃刀将死者全身毛发刮干净，发现在他的脑袋发髻的位置钉着一根铁钉，原来是其妻子与姘夫联手将他于半夜谋害了。看着看着，胖子突然抓住我的手，我感到他的手心里全是冷汗。
“怎么了？”我奇怪地看着他，发觉他呼吸急促，神色紧张。
“我刚才突然想起，我们学校解剖教室有一具尸体，嘴巴的上颚钉着一颗钉子。我前不久无意中发现的，一直没留心，看了这电影才想起来，觉得很恐怖！”胖子严肃地告诉我，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样子。
我们学校的结构与大多数医学院一样，教学楼的地下室有一个陈尸池，里面全是用福尔玛林浸泡的尸体。学生上完《人体结构学后，老师就会捞出一具完整的尸体，给学生演示一次人体解剖，用过的尸体就摆在解剖自修教室，供学生随时查看和练习。最后被手术刀割得体无完肤时，统一送到火葬场焚毁。
电影一完场，我们立即跑到解剖教室，那时已经是晚上十点了，整个教学楼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也没有。然而对于我们医科学生来说，胆子必然比普通人大几分。打开教室的灯光，那股熟悉的油脂味冲进鼻子里，胖子冲着里面躺着的一具乌青的尸体说：“就是那个。”
打开他的嘴腔，果然看到上颚处牢牢地打着一根钉子，不留意根本看不出来。我们面面相觑，咋咋称奇，百思不得其解。
回宿舍的路上，经过谭教授的窗前，见到灯光还亮着，胖子说：“干脆，去问谭老师吧！”我好奇心盛起，非要把这个秘密解破才能安心，点了点头说：“好的！”
谭教授五十岁左右，单身，性格有些孤僻，但是为人十分低调随和。我们敲开了他的房门，他略显惊奇，然后让我们进去坐下。我四周打量，看到他的屋子非常简陋，墙上的书柜摆满了各种书籍，连基本的生活用品和电器都没有。
胖子快人快语，没等板凳坐暖，就把这件事一股脑地说了出来。谭教授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末了，他点了点头，说：“你们观察很认真，学医就应该这样。这具尸体，其实里面有一个故事，现在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了。”
我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大气也不敢出。
“那是67年文革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两个老师被划为反革命份子，市里对他们进行公开批斗。那天他们被押着游街，一伙失去理智的群众对他们展开人身攻击，结果他们被人用大砍刀从脖子上砍下，当场尸首分家。他们的尸体被学校的几位老师抢了回来，存放在教学楼下的陈尸池旁，因为那个地方，一般的人不敢进来。”
“两天以后，一项秘密的手术开始实行。我们学校当时的校长吴凯先生，被公认为当时全国最优秀的外科专家，有‘中华第一刀’的美誉。由他亲自主持，对这两名教师进行头部接活手术。这个手术对外界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吴凯已经在内部成功地论证了，具有很大的可行性。”
“吴凯在尸体口腔的上腭钻了一个孔，用钢制锣丝钉将头部和脊柱连接固定起来，然后进行神经再造。经过一个星期的细胞组织培养，两名教师都成功地复活了！”
“为了不被其他人发现，这两名死后复生的教师只能在教学楼里活动，晚上仍旧住在地下室里。正当大家对手术的成功而沾沾自喜时，没多久有人就发现了一个意外情况，存尸池里的尸体无缘无故地越来越少了，大家都感到里面有蹊跷。于是，他们偷偷躲在地下室里，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搞鬼。”
“到了晚上，一个黑影走进地下室，从身影中，吴凯看出他是其中的一名再生教师。他揭开陈尸池的盖子，拿起铁钩就往池里捞，很快就把一具尸体从池子里捞了上来。他坐在地上，抱那具尸体的大腿就大口大口地啃了起来，他吃得那么美味，完全意识不到吴凯等人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
“那几位老师打开了灯，冷冷地看着他。他停下手中的动作，呆呆地看着吴凯，他在吴凯的眼里，看到了痛惜，看到了谴责。于是，他绝望地大叫了一声，起身就跳进了存尸池中。等到他们把他救起来时，他已经因为吃进了大量的福尔马林而死去了。吴凯把他放回了存尸池中，说他终究是学校的一名老师，就让他将功赎罪，把最后的生命也献给医学事业吧。”
我们听得张着嘴巴，瞠目结舌。
胖子问：“谭老师，那吴凯先生现在在哪儿？”
谭教授叹息了一声，说：“文革第三年，他的妻子被迫害，自杀身亡，他为此悲痛无比，一年后就因为心脏病发作去世了。”
大家都沉默了。突然，胖子又问道：“谭老师，你不是说当年进行头部接驳手术的老师不是两位吗？那另外一个老师呢，他后来怎么样了？”
谭教授的脸抽搐了一下，眼神变得暗淡下来，顿了顿，他默默地说：“那个老师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