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东陵失落的国宝在哪？清代的帝王陵寝，分为清初关外三陵、清东陵和清西陵三个陵区。其中关外三陵在辽宁，清西陵、清东陵均在河北。清西陵为为雍正所辟。而在清东陵中，则长眠着161位帝、后、妃及皇子公主，是中国现存建设规模最大、布局最得体的古帝陵建筑。但如果不是1928年7月间发生的那起惊天盗墓大案，它也许也仅是中国封建王朝众多帝王陵墓中普通的一例。
清东陵由入关第一帝顺治亲自选址，开创康乾盛世的康熙大帝，十全老人乾隆，一代杰出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两度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这些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均埋葬于此，这些中国历史上叱诧风云的人物将清东陵建得恢宏、壮观，乾隆皇帝的裕陵，修建于清朝国势鼎盛时，耗银两百多万两，统治近代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慈禧的定东陵，工程前后耗银227万两，持续14年，陵墓的奢侈引起了世人对陵中宝藏的窥视。
1928年7月2日，时任国民党第六集团军第十二军军长的孙殿英，以进行军事演习为名，秘密挖掘了清东陵慈禧墓和乾隆墓，盗取了大批金银财宝，孙部离去后，远近的散兵游勇和土匪闻风又奔向东陵，洗劫剩余的珠宝，慈禧墓和乾隆墓被洗劫一空，一时全国舆论哗然，新闻报刊通载着谴责文章。
孙殿英究竟盗走了多少财宝，我们不得而知。但据传说是清末大太监李莲英口述，由其侄子笔录的《爱月轩笔记》，向后人详细披露了慈禧入殓时陪葬大量稀世珍宝的情形。
但是，《爱月轩笔记》里记载的很多珍宝，在清宫档案里却没有记录，另人不仅对它的真实性产生质疑。但也有学者认为，不能仅根据与档案不符就轻易判明笔记内容不真实。专家介绍说，上世纪40年代的文章里就提到过这份笔记，许多人的回忆包括孙自己的回忆都提到了那些珍宝，与笔记不谋而合。另外，清宫档案没有记载慈禧入殓的情形，而笔记正是记录的这一重要时刻。
笔记中提及在慈禧的身上盖有一件缀有820颗珍珠的织金陀罗尼经被，是一件大型织造精品，估价白银36万两。而在清东陵文物管理处的库房里现在也保存着一件陀罗尼经被，它是文管处在清理慈禧地宫时发现的，发现时经被上的珍珠已全被拽走。它似乎从实物的角度印证了《爱月轩笔记》的真实性。
既然我们无法提供慈禧入殓情形的其他记录，那么不妨来看一下《爱月轩笔记》对慈禧入殓时的一些描述“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网珠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都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由此，其陪葬品的奢侈可见一斑。
而由于没有像《爱月轩笔记》这样的记载，人们对乾隆裕陵地宫殉葬珍宝知之甚少，但是以乾隆皇帝好大喜功的性格，顶负着清朝极盛时期的名号，看看那富丽堂皇的陵寝，我们也可以想见他的陪葬会是何等奢华光景。
至于这些被盗宝藏的下落更是一个谜。作为处理清东陵盗宝案的一个关键人物的徐源泉，当时担任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是孙殿英的顶头上司。据说孙殿英离开东陵后，曾经以缴匪所获为名向上司徐源泉上交了两箱珠宝。关于这两箱珠宝，有人说东陵盗案曝光后，徐源泉未敢私藏。如果没有私藏，那么它们下落何处呢?据说北平卫戍司令部把它们存入大陆银行。后来随着高等军法会审理的不了了之，这批文物又去了何处就无迹可寻了。
清东陵慈禧尸体
如果徐私藏了宝藏，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徐源泉将宝藏埋在了自家公馆的地下秘室中。那么东陵的宝物是否真的藏在徐公馆呢?
徐源泉公馆座落于武汉新洲区仓埠镇南下街。1931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第六集团军陆军上将的徐源泉，耗资10万大洋在仓埠镇建成占地面积4230平方米的徐公馆，融中西建筑艺术风格为一体，极其富丽堂皇。公馆的地下室有一个秘道，传说宝藏就埋在这条秘道里。秘道里到底有没有宝藏呢，很多“知情者”纷纷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据徐源泉姐姐的养子林庚凡老人介绍，他小时候曾到过徐公馆玩耍，那时徐公馆富丽堂皇，地道里尽是值钱的宝贝。徐源泉喜欢骑高头大马，还有许多卫兵，徐源泉的妻子当时有一顶凤冠金光灿烂。徐公馆的大门原先朝北，徐源泉认为这寓意败北不吉利，于是改大门为现在的西北方向。他认为，徐公馆的地下可能藏有清东陵财宝。
对于沸沸扬扬的藏宝之说，新洲区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们则认为东陵宝物藏于徐公馆没有任何证据。关于目前清东陵被盗的部分财宝藏于武汉的消息，来源只是民间的一些传言以及某些研究人员的推测。早些时候，文物部门曾对徐公馆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工作，但未发现有传说中的藏宝地道。
对于徐公馆是否藏有宝物，徐源泉的儿子徐钧武也有自己的看法。徐钧武说，他的父亲自小离家并未和家人在此居住。抗战胜利后，徐源泉一直住在武汉市区。1948年徐源泉写信让徐钧武去广州见面，徐钧武去了才知道，父亲已决定不回武汉了。徐钧武说“如果说有什么东陵财宝的话，他肯定会要我带过去，或嘱咐我将财宝转移。而我们从未听说有东陵财宝的事，徐公馆藏宝的可能性不大。
还有一种说法是孙殿英利用手里的珍宝，送给了当时国民党政权的要人们。盗宝案事发后，全国舆论都在向中央政府施压，要求严惩盗宝者，孙殿英一看势头不对，便通过戴笠向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何应钦等要人。多年后，据孙殿英身边的参谋长文强回忆，孙曾不无得意地对文强说：“乾隆墓中陪葬的珠宝不少，最宝贵的是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上面有108颗珠子，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的。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在天津与雨农(戴笠)见面时，送给他做了见面礼。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蒋介石)和何部长(何应钦)了……”接着又说：“慈禧太后墓被崩开后，墓室不及乾隆墓大，但随葬的东西就多得记不清楚了。从头到脚一身穿挂都是宝石。翡翠西瓜托雨农代我赠宋子文院长，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就是一个圆球，我把夜明珠托雨农代我赠给蒋夫人(宋美龄)。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引起了孔祥熙部长夫妇的眼红。接到雨农电话后，我选了两串朝靴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孙是否利用这些珍宝四处行贿我们不得而知，但一场震惊全国的盗宝大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平静下来，却是不争的事实。
徐公馆
东陵盗宝案发生后，那些被盗的珍宝是被用来行贿，或是被变卖，或是被毁，亦或被走私海外，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而那些珍宝也像蒸发了一样从此杳无音讯，只留下后人无它无限的期许与无尽的感伤。
东陵大盗孙殿英盗国宝装满30骡马大车 海外震惊
1928年7月，国民革命军第6军团第12军军长孙殿英率部对河北遵化县境内的清东陵进行了史上最为疯狂的盗掘，把乾隆裕陵和慈禧普陀峪定东陵的陪葬珍宝几乎盗掘一空，共计装满了30多辆征用来的骡马大车。同年8月初，当孙殿英派人到北平销赃，清东陵珍宝大量面市时，才引起北平军警注意，并经英国路透社最先予以披露报道后，国内外各大报刊纷转载，一时间国内哗然，海外震惊。
孙殿英率部疯狂盗掘清东陵究竟盗走了多少绝世珍宝呢？由于清东陵各陵寝没有一个完整的殉葬物品清单，被盗后对盗失珍宝缺乏详细登统，因而一直没有全部而准确的数据。只是其中的慈禧普陀峪定东陵的殉葬品数量，在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清朝内务府档案及其他资料有记载。
比如，在《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记载了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150余件，其中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多达数千颗。
清内廷大总管李莲英一直参与慈禧死后入殓等事，其嗣长子李成武也为慈禧太后贴身侍卫。李成武在《爱月轩笔记》一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十八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一百零八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珠网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
至于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爱月轩笔记》也有详细记载。金丝绵褥制价为8.4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2.2万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罗经被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5两，各27尊，共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四两重的大珠系外国进贡，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500粒，小珠约6000粒，估值22.8万两。
清东陵盗宝大案被媒体披露后，迅速引起国内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包括清室后裔在内的社会各界以及一些组织团体纷纷指斥盗陵者为民族败类，并电请南京国民政府从速查惩主谋，并吁请当局从速收缴被盗国宝，严防流出海外。
据史料记载，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最初接到清东陵盗宝大案的相关报告后，认为盗陵案情举世罕见，性质极其恶劣，曾下达手令要求从速从严查处，绝不姑息养奸。于是，以国民政府委员刘人瑞为首的清东陵盗宝大案调查组，于8月10日赶到清东陵进行现场调查，带领有关人员进行现场勘查，查找到了现场遗留的盗陵作案用军队工兵用具等，并调查走访了清东陵附近的一些居民和见证人，等等。最终，国民政府调查组确认清东陵盗宝大案确系国民革命军第12军军长孙殿英亲自率部所为。至此，清东陵盗宝案已真相大白。对孙殿英恨之入骨的清室随之派人到南京和北平，向国民政府与平津卫戍司令部交涉，强烈要求重办清东陵盗宝案罪魁孙殿英。
得知清东陵盗宝大案确系孙殿英所为之后，蒋介石便迅速将查处此案的任务移交给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办理，自己则躲在南京静等着孙殿英派人上门来顺通关系。据史料记载，当时的蒋介石和阎锡山之间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他们都极力想收拢掌握一部分军队的孙殿英来为己效命，二人谁也不想向孙殿英发难。
于是，蒋介石便利用国民政府主席的便利，把查处孙殿英盗陵大案当作皮球踢给了阎锡山，而老奸巨猾的阎锡山也有一套自己的安排打算，他先是批准逮捕了参与此案的孙殿英手下的一个叫谭温江的师长，而对清东陵盗宝大案首要人物孙殿英连一根毫毛也没碰。据说，当时阎锡山在与南京国民政府就此事的官方往来函电中，对盗墓部队番号以及孙殿英的名字等均讳莫如深。
1929年6月8日，举世震惊的清东陵盗宝大案事发近一年之际，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为了应对汹涌的舆论，才下令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审判长确定为上将商震，但迟迟审而不判，最终于6月15日将嫌疑人收押，把全案卷宗封存送往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其实，如此的审判完全是在走过场、做样子，孙殿英始终未被列入嫌疑人，在军事法庭组成前就象没事人一样，被南京国民政府派去山东打张宗昌了，此间他又收编扩张了2万多人的兵马，越发兵强马壮了。
时间一长，孙殿英见人们的注意力逐渐从清东陵盗宝案转移开了，随便编造了一个理由找到阎锡山，声称“案发期间师长谭温江不在现场，所以根本不可能作案”。阎锡山知道这全是扯淡，但正是用孙殿英之际，也就答应了孙的要求。几天之后，谭温江出狱继续回到孙殿英手下当他的师长。至此，清东陵盗宝大案已经完全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其实，早在率部进入清东陵掘墓盗宝之初，生来就信奉“有钱能使磨推鬼”的孙殿英，就已经考虑到如何做好善后工作了，那就是充分发挥清东陵盗宝所获得的大量珍宝，向蒋介石、阎锡山等国民党要员打点行贿。据说，清东陵盗宝案事发后，孙殿英将乾隆颈上的108颗朝珠里取出三颗最大的送给了戴笠，一把稀世珍宝的九龙宝剑通过戴笠送给了蒋介石，慈禧枕下的那个翡翠西瓜送给了宋子文，慈禧嘴里的夜明珠送给了宋美龄，慈禧朝靴上的那两串宝石送给孔祥熙……除此之外，孙殿英还送给阎锡山价值50万元的黄金。于是，蒋介石、阎锡山等人从此谁也不再提起清东陵盗宝案的事情了。
孙殿英逃脱惩罚后，继续他的军阀人生。中原大战开始后，时局对阎锡山、冯玉祥很不利，又投靠了张学良；抗日战争开始时，他通电呼吁团结救国，在河北、河南等地与日军多次作战，并在热河与日军血战七昼夜；但1943年又率部投降日本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孙殿英部被蒋介石编为第四路军，继续追随蒋介石打内战。
1947年4月，孙殿英率部驻守河南汤陰，筑起五道城防与中共军队顽抗，后被晋冀鲁豫解放军攻破活捉，关押在解放军俘虏营中。后因大烟瘾发作病死。
孙殿英清东陵盗宝举世震惊，而且罪案事实清楚，人证物证均俱在，各种舆论呼声不绝于耳。然而，此事竟被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当作拉拢军阀、扩充势力的一个筹码，不仅采取拖延掩盖之术，使此案一直得不到认真严肃的查处，而且出于贪图珍宝贿赂等丑陋心理，在收受了大量行贿的被盗珍宝之后，有意识地将此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举世震惊的清东陵盗宝大案元凶孙殿英永远逍遥法外。此事再一次证明了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腐败，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严重、最疯狂和最不可救药的吏治腐败。
东陵被盗的宝物去了哪儿
黄金荣设局“黑”宝
售卖是盗得宝物去向中比例最大的一部分，不少宝物现在仍流传在民间，但更多的流落在海外。
当时，孙殿英的交易主要在四个地方进行——北京、上海、天津、青岛。这几个地方洋人多，能卖上价钱。
北京销赃：谭温江将一部分珠宝玉器等物运到北平，价值10万元左右。先由谭温江的弟弟谭荣九卖珍珠于廊坊义文斋，由王振波介绍，得款约6000元，后被文物临时维持会告发。未售部分被查没。
上海销赃：军需处长李德禄交代，孙殿英派两名武功、槍法不凡的副官王登瀛、戴世禧护送，带了5大箱宝物。到上海后，在河南开封人鲁干卿开的豫商公货栈落脚。
当时上海文物贩子很多，不少都是为洋人服务的。经鲁干卿牵线，名叫吴世安的香港掮客看上了这批稀世珍宝，介绍给了洋主子，并谈妥价格。交验后，洋人将所带的大约四分之一的部分现款交给李德禄，余款是一张大额美钞支票。李德禄觉得一张面额太多，要求拆分成5张，这样钱货两清，李德禄的上海之行算大功告成了，当即打电话给孙殿英报告。
谁知，这是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设的局。李德禄一行到银行取款时，被告知支票是假的。孙殿英曾由天津的牛七爷引荐加入青帮，与黄金荣是同辈，但未去过上海。孙殿英知悉黄金荣黑了他的宝物后，气得咬牙切齿，但也不敢惹黄，后派人到上海雇黑道杀手，将做局的吴世安杀了。
据说，这批被黄金荣黑掉的宝物，后来到了美国人的手里。
东陵盗案曝光后，迫于压力，孙殿英先是采取嫁祸于人、金蝉脱壳的办法，后又主动上缴了一部分宝物，以迷惑外界视线。
孙殿英此举很明显是想避重就轻、推卸罪责。
罚没宝物未曾现身
罚没，这一部分在宝物去向中也占有很大比例。据资料显示，公开的主要有三宗。
第一宗：被北平警察没收。谭温江与“尊古斋”掌柜黄百川交易宝物，被警察查没，具体数量不清，最后下落不明；“义文斋”掌柜从谭温江弟弟谭荣九手中所收珍宝，曝光后交出，由时任平津卫戍总司令朱绶光将之转交北平总商会会长及玉器帮、首饰帮保管，但最后下落不明。
第二宗：天津海关没收。1928年8月14日，天津海关查获了即将运往法国的宝物35箱。内有大明漆长桌1张、金漆团扇及瓦麒麟、瓦佛仙、瓦猎人、瓦魁星、描龙彩油漆器、陶器等，由北平吉贞宦古玩店铺长张月岩报关，运到天津预备出口，运往法国，报价2.2万元。由于货主没有在场，军法处通知天津海关暂行查封，并通过北平公安局询问张月岩，方查清35箱货物来源，并非全部是东陵物品。
第三宗：被解放军没收。孙殿英被俘后身边宝物均被没收，这部分宝物后来交上级保管。
受贿人员大名单
这部分民间传说较多，主要用于开脱盗陵重责、避免严惩，所送出物品，几乎每件都是国宝，行贿对象是“党国要人”。孙殿英曾亲口对身边人说过盗陵的情形和将宝物送人的情况，这在《文强口述自传》《我所知道的戴笠》等书中都有提及。
这里据公开资料，综述如下：
戴笠——乾隆颈项上一串朝珠中最大的两颗朱红色珠子。
宋子文——一只大“翡翠西瓜”，孙殿英托戴笠送给了宋子文（一说送宋美龄）。
宋美龄——慈禧口中含的一颗夜明珠、一包珍珠，孙殿英托戴笠带给宋美龄（此项行贿效果明显，宋美龄曾关照有关人员，拖延东陵盗案审判）。
蒋介石——乾隆陵中盗出一把九龙宝剑。孙殿英托戴笠送给蒋介石（一说送何应钦），未遂，后在戴笠坠机事件中焚毁。
徐源泉——慈禧头顶的翡翠荷叶，还有一尊金佛、一尊红宝石佛、一包珍珠。
商震——慈禧陵中一只青皮黄瓤翡翠甜瓜。商震时为东陵盗案审判长。
阎锡山——慈禧陵中纯金寿星佛、翡翠桃等；乾隆戴在手上几十年的玉扳指，及裕陵中盗出的象牙、乾隆珊瑚雕制文玩等。
孔祥熙——朝鞋上宝石两串、慈禧陵中一颗翡翠白菜、一包珍珠。
王仲廉——抗日战争胜利后，孙殿英遂以巨额黄金和所盗出宝物贿送王仲廉。王时进驻豫北，任第31集团军整编为第26军军长。
朱绶光——若干，明细不详。
上述名单仅是已公开的，所贿宝物也仅是一部分，外界不清楚的更多。
部分宝物传闻在武汉
孙殿英所盗获东陵宝物数量，应该还有一大部分没有现身，好似人间蒸发。这大部分宝物，笔者认为主要让孙殿英秘藏起来了。
最后，再说一桩秘藏失落之谜。因为孙殿英从东陵盗出的宝物，一直与慈禧所随葬清单对不上，算上送田海泉收藏的两箱宝物外，还有好多，都弄到哪儿了呢？于是有传说，东陵有一部分宝物藏在孙殿英的上司、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徐源泉家里。
这种分析的理由有一定的说服力。孙殿英能那么快平安无事，摆平方方面面要感谢自己的顶头上司徐源泉，如果不是徐或明或暗地交涉，孙殿英的屁股可能抹不干净。徐源泉能为孙殿英说话，便是因为暗地里得到孙的重贿。
徐源泉家在武汉黄陂区的公馆下面有密室，据传就是专为藏宝而设的。1949年，徐源泉随蒋介石去台湾时，带走了一部分财宝，带不走的便全部藏入密室。
这个传说便是现在湖北省境内最大的藏宝之谜，至今仍有很多人试图寻找到这批宝物，当地媒体也曾作追踪报道，但踪迹不明。徐公馆位于今武汉市新洲区，是民国年间徐母七十大寿时所建，徐源泉为此花了几十万两白银。
1994年，当维修徐公馆这处市级民国建筑重点保护单位时，在徐家后花园的一个墙角掘出了一个地洞，由于事关重大，上级部门没有批准“探宝”，洞口被回填。2005年，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曾去探访但最后也没有了下文。有学者认为，徐家那个洞只是民国年间常见的家庭防空洞而已。摘自《人民文摘》
1928年7月，葬有慈禧太后的清东陵和葬有乾隆帝的裕陵宝库被军阀孙殿英盗掘了。这些宝物后来到底都弄哪儿去了？现在，孙殿英盗清东陵的经过已不再是悬念，人们想知道的是所盗出宝物的下落。据笔者能查找到的资料，孙殿英所盗宝物除了分给属下、私留以外，主要有五大去向：售卖、上缴、罚没、贿赂、秘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