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一年，一个农村少女，暗恋上了县剧团的一名男演员。一次看他演出，在他卸妆后偷走了他的戏靴，这当然引起了非议，也使他大为恼火。她父亲问她为什么要那样做，她说她爱上了他，今后非他不嫁，而她才16岁。
以后剧团再到附近演戏，她父亲便捆了她的手脚，将她锁进仓房不让她出来。而她总能磨断绳子，撬断窗棂，又光着脚板跑出十几公里去看他演戏。她感动了她的一位婶婶，后者有次领着她去见他，央求他给她一张照片。他没有照片，给了她一张用笔画的拙劣的海报，签上了他的名字。海报上面是似他非他的一个着戏装的男人。他二十六七岁，是县剧团的“台柱子”。在他眼里，她不过是一个情感有点儿偏执的小女孩儿。
后来就“文革”了。被打成反革命的他被抓起来游斗了。一次游斗到她那个村时，她发了疯似的要救他，她冲入人群，与游斗者们厮打，咬伤了他们许多人的手。然而，她没救成他，反而加重了他的罪，使他从此被关进了牛棚。一天夜里，她偷偷地跑到县里去看他，但没见着。看守的“造反派”头头当然不许他们相见，但是调戏她说，如果她肯把她的身子给他一次，他就能想办法早点儿“解放”她所爱的人。她毫不犹豫，当夜就给了。不久她又去县里探望她爱的人，又将自己的身子给了“造反派”一次。而这一切，她爱的人一无所知。东窗事发，“丑闻”四播，她的父母比她更没脸见人了。于是将她跨省远嫁到安徽某农村，丈夫是个白痴。
十余年转眼就过去了。“文革”结束后，她所爱的人平了反，成了县剧团团长。一次，他又率团到那个村去演出，村中有人将她的遭遇告诉了他。他闻言感到极度震惊，追问她的下落。然而她父母已死，婶婶也死了。村中人只知道她早已远嫁安徽，嫁给了一个白痴。他当时正要结婚，于是解除了婚约，剧团团长也不当了，十余次下安徽，足迹遍布安徽全省农村，终于在同情者们的帮助下，寻访到了她的下落。他亲自开着一辆吉普车前去找她，要带她走，要给她后半生幸福。而她得到妇联方面的预先通知，从家中躲出去了，不肯见他。他只见着了她的傻丈夫。一个又老又傻的男人，和一对双胞胎傻儿子。三个傻子靠她一个女人养活。家里穷得可以想象。他还看见了一样东西——他当年签了名送给她的那张海报，用塑料薄膜罩在自制的粗陋的相框里，挂在倾斜的土墙上。她一定希望有一个她认为配得上那海报的相框，却分明是买不起。
他怅然地离开了她的家。半路上他的车陷在一个水坑里，正巧有一个农妇背着柴从山上下来。他请她帮忙。那憔悴又黑瘦的农妇便默默用自己的柴垫他的车轮，那农妇便是当年爱他的少女。他当然是万万想不到也认不出她来的，而她却知道眼前正是自己永爱不泯的男人，但是她一句话都没说。她当时又能说什么呢？看着他的车轮碾着她的柴转出水坑，她只不过重新收集起弄得又是泥又是水的柴，重新背起罢了。他觉得过意不去，给了她100元钱作为酬谢。那100元当然是她的生活非常需要的，但是她竟没接。她默默对他鞠了一躬，背着柴捆，压得腰弯下去，一步一蹒跚地走了……
他们之间这一段相见的情形，是记者分头采访了他们双方才知道的。当地妇联有意成全他们，表示要代为她办理一切离婚手续。她说：“那我的两个儿子怎么办？他们虽然傻，但是还没傻到不要我这个娘的地步。我抛弃了他们，他们一定会终生悲伤的。”他给她写信，表示愿意为她的两个儿子承担起一个父亲的责任和义务。她没给他回信，通过当地妇联转告他——他才50来岁，重新组建一个幸福家庭还来得及。娶一个像她这样的女人，对于他已不可能有爱可享。再被两个并非是他的血脉的傻儿子拖累，他的后半生也将苦不堪言。这对他太不公平。他不忘她，她已知足了……
他便无奈了。不久他因悲郁而患了癌症，他留下的遗言是：希望自己死后埋在她家对面的山坡上，希望单位能破例保留他的抚恤金并转在她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