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发扬孔子学说并使之光大于天下后世的“第一人”，在儒家被列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儒家学说以“仁、义、礼、乐”为中心，一方面主张等级、名份，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一方面强调“民为邦本”，要求照顾人民思想。这种思想，一直支持着中国千余年帝制社会的发展。创立儒家学说的孔子死了以后，儒学分为8个学派：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但自伟大的文学家兼史学家司马迁把孔子和孟子相提并论，后世便都以孔孟并称。自宋代以后，帝国统治者为了适应自己的需要，特别抬出《孟子》一书，把它与孔子的《论语》一同列为士大夫必读的“经典”。这样就使孟子的思想在长达数世纪的时间里，在中国被普遍接受。
孟子，名柯，战国时邹人（今山东邹县）。他主要活动于旧中国时的梁惠王、齐宣王时代，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相传他是鲁国三桓孟孙氏的后人，曾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的门人，成为儒家子思学派的继承者，并发展了这一学派。学成后，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游说诸侯，经历邹、任、齐、鲁、宋、滕、梁（魏）等国。虽然他也曾受到黄金之礼，进位卿相之尊，但国君们并不真信用其道。孟子特别寄意于齐、魏这样的万乘大国，虽曾反复游说进言于齐宣王、梁惠王，但终于未得任用。其中唯腾文公对孟子的游说极感兴趣，曾有意行使他的主张。但由于腾仅是一个“绝长补短，将五十里”的小柄，孟子很难有所作为，大约由于不果其志，后来便离去了。
孟子生平很是自负，曾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但历游诸国所受的挫折，使他终于走上了与孔子著书立说，教授门徒，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将来的同一条道路上。他停止政治活动以后，便和他的弟子们一起把他的学说——即政治主张、哲学理论、教育纲领等整理成书，传于后世。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孟子》。
孟子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帝制社会上留下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继承并发展了“仁”的思想，把本来侧重于伦理原则的“仁”推及于社会政治，提出了以“仁义”为主导思想的学说，希望统治者能够“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从而“治国平天下”。全部学说的内容包括“性善”、“道尧舜”、“民贵君轻”，颂扬“汤武”，反对“桀纣”，强调“仁政”，反对战争，排斥“扬朱”，批评“陈仲、许行、公孙衍、张仪……”等等。这些都是为了教育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人们，或向高级统治者建议，如何做到“得其民斯得天下”；从而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孟子的“民贵君轻”主张，也是作为全部学说的中心思想来体现的。他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政治原理，并且说“得乎丘民”，（民众）才得为“天子”；他认为残害人民的“君”不应该被看待为“君”。这些道理，主要在于教育当时统治者要懂得“民贵君轻”的好处，通过实施“仁政”，使民心归向，不要使自己像纣一样成为“独夫”。孟子教育“士”要关心人民疾苦，因此“士”就需要“仕”；但“仕”是为了“行道”，而不是为了自己能向上爬。
孟子的思想也有其落后的一面。他是以他的“君子存亡，庶民去之”的“性善论”来作为他的许多主张的理论根据的。孟子把他所代表的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观点硬说是人类共同的道德观点，把阶级的偏见强加到其他阶级的头上；把当时统治阶级制定的君臣父子的“人性”当做了全人类的“人性”，并且认为是“善”的；因此，当墨子为小私有者和手工业者提出某些政治要求时，就被孟子蛮横地骂为“禽兽”。其次，孟子还发挥了儒家的天命论，他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把历史发展过程理解为循环式的运动，是过去事物的简单重复。这种历史循环论，旨在养成人们的永恒观念，给当时和后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定命论奠定了基础。这种历史循环论，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