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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会纵火案

1933 年2 月27 日晚上9 点钟,位于柏林舍内贝格区的国会大厦突然起火。这座建于1884 年的宏伟建筑被火焰和烟雾笼罩了。火势蔓延得很快,当消防队赶到现场时、已无法扑救。国会大厅、贵宾席、各党派议员休息室以及新闻记者室都被大火所吞没。这场奇怪的大火烧了五个多小时,直到翌日凌晨二时许才被扑灭。

当消防队员们打开国会大厦各入口时,一个仅穿短裤的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人从里面跑出来。警卫人员将他抓住交给警察局。从他身上携带的护照得知,他叫马尔努斯·范·达·卢贝,是个荷兰籍的泥瓦匠。当警察审讯他时,他坦白说,火是他放的,自己是荷兰共产党党员。放火的动机是“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报复”。

柏林警察局认为背后有德国共产党插手,所以连夜逮捕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左翼思想家、文人等130 余人。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国会失火是由纵火引起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在现场发现了带着导火索的汽油瓶、点火用的布头和棉纱等物品。为了便于引火,椅子的皮面也被撕裂,这些东西都放在共产党议员休息室的附近。可是,从如此庞大的建筑物顷刻之间被大火包围的情况来推测,放火的决不是一个人,至少得有三十个人同时行动。但涉及这一问题时,卢贝便闭口不谈——这是警察方面所披露的有关失火事件的概要。

根据普鲁士内务部发布的消息,这是共产党在幕后一手策划的,其理由如下:失火那天下午,共产党议员曾在国会会议室里召开会议。议员们六点左右才离开;此外,有人曾看见共产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艾伦斯特·托尔格拉亚那天傍晚带着卢贝同行。其次,火灾发生前,2 月24 日,柏林警察局搜查了共产党总部李卜克内西的住所,没收了室内所有印刷品和其它物品,从中发现有共产党的暴动计划。他们打算将国会大厦、凯撒故居建筑物、博物馆和其它主要公共设施全部烧毁。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放火的青年卢贝是荷兰共产党员。

内务部的声明还补充说:“即使个别事实与本声明有所出入,但是,放火事件背后有共产党进行策划,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对此我们掌握确凿的证据。”

所谓“确凿的证据”就是“共产党的暴动计划”。内务部的声明声称,这是通过2 月23 日新成立的“政治警察”的活动才弄清楚的。“政治警察”

诞生的第二天,就开始对德国共产党总部李卜克内西的住宅进行搜查,并没收了有关共产党陰谋的许多文件。内务部的声明还说,令人吃惊的是,这座建筑物已成为暴动的大本营,里面修筑了令人发指的设施,包括暗仓、地道、秘密印刷厂等等。

不过,在当时的德国,除了内务部的声明之外,根本无法了解事情的真相。关于这类事件,报纸也被禁止刊载政府声明以外的任何消息。当时普鲁士的内务部长——(确切地说是内务管理委员)是由德意志联邦国务大臣赫尔曼·戈林兼任,他是希特勒的得力助手,纳粹的大头目。

既然警察已经知道共产党要在国会放火的陰谋计划,那为什么不防患于未然呢?人们自然要产生这样的疑问。德国民主党的报纸《柏林日报》在触及这一问题后立即被查封、禁售。不久,这家报纸被纳粹(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简称)以暴力强行霸占。

只要对这件事略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许多疑点,其中最令人费解的就是放火青年卢贝的行动。他把衣服脱下来扔进火里,穿着短裤从国会大厦里跑出来,本当避开众人偷偷地逃走才是,可他却几乎一丝不挂地跑到大马路上,这已是极不寻常的举动了。而且,他单单把荷兰共产党的党证珍重地保留在身上,目的只有证明他是共产党员。那么,到底是谁让他这样做的呢?

被捕的国会纵火嫌疑犯中,有三位保加利亚人,即季米特洛夫、塔涅夫和波波夫,他们都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员。3 月9 日在柏林霍夫餐厅被纳粹警察逮捕。9 月21 日,在菜比锡的德国最高法院进行了审判,此时距失火当天已过了将近七个月。

上午九点,审判开始,首先被带进来的是卢贝。他穿蓝色囚服,双手被铁链捆绑,过长的铁链缠在身上。左右跟着两名警察。顿时,法庭騷动起来。

拍电影的照明灯清楚地照出这个穿囚服青年的身影。

接着,艾伦斯特·托尔格拉斯被带了进来。他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西装笔挺,从容不迫地走上被告席。他41 岁,但看上去似乎更年轻一些。他身后是三名保加利亚共产党员。走在前面的是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他身体健壮,具有巴尔干人的风度。波波夫是个不胖不瘦的漂亮青年,像个学生;塔涅夫个子不高,红脸膛,有一头卷发,看上去年纪也很轻。

审讯是从卢贝开始的,尽避审判长再三提醒他“声音大一些”,他仍以极低的声音简单地回答“是”或者“不”,以致坐在他旁边的翻译都无法听清。在那天的审讯过程中,卢贝基本上承认了起诉书上的事实。但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他说:“1930 年我已脱党,所以现在不是共产党员。”问到脱党的理由时,他只回答:“出于个人原因。”

23 日,季米特洛夫进行了申述。他从15 岁起参加工人运动,三十年中一直以保加利亚共产党员的身份进行活动。他当过工会总书记,市议会、州议会以及国会的职员,主要负责党的宣传工作。

1923 年9 月共产党领导的反政府武装起义失败后逃往南斯拉夫,从那时起,他一直在国外过着政治流亡生活。1932 年夏天来到柏林,与保加利亚国内的同志配合,争取对1932 年事件给予恃赦而暂住下来,这次遭到逮捕。季米特洛夫申辩说,国会失火那天夜里,他正在慕尼黑开往柏林的列车上,所以与该事件毫无关系。

25 日,托尔格拉斯进行了申述。与季米特洛夫一样,他坚决否认自己与国会纵火事件有任何关系。

莱比锡审判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在德国国内,言论自由受到镇压,在国外,这一审判遭到各国的抨击。国会纵火案是纳粹镇压共产党的一个陰谋。为此,莱比锡审判一周后,在伦敦成立了“德国国会纵火事件调查委员会”。

另一方面,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与纳粹的暴行、诽谤以及不公正的裁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唤起世界公论。

1933 年4 月26 日,《曼彻斯特卫报》指出,国会纵火案是纳粹政府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一手策划的。这个报道给人们以很大的震动。5 月5 日,公布了德国国权党领袖奥巴弗伦自杀的消息,但人们都说是暗杀。不久,他的遗书在国外发表,内容与《曼彻斯特卫报》的消息一致。其内容可概括为:内务部有关共产党总部计划暴动的报告纯属捏造。纳粹曾要求国权党与它一起禁止共产党的活动,但国权党拒绝了这一要求。纳粹党便孤注一掷,向冲锋队和党卫军下达了在国会纵火的命令。在冲锋队长海因斯的指挥下,潜入国会议长戈林公馆通往国会的隧道进行纵火。据说卢贝当时携带的荷兰护照、共产党的传单和几张自己的照片都被留在国会里。

要想了解为什么会发生国会纵火这样的悲惨事件,首先必须研究一下当时德国的政治形势。

1933 年1 月31 日,上台执政的希特勒立即解散国会,并公布于3 月5 日进行大选。国会纵火事件刚好发生在选举前的一个星期。

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工人就对法西斯的活动进行过抵抗,热切希望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共产党的热诚呼吁终于打动了社会民主党。2 月28 日上午十点,两党代表决定在国会内举行会谈。社会民主党方面参加会谈的是党中央机关报主编舒坦姆巴,共产党方面参加会谈的是托尔格拉斯。社会民主党由于有工人群众的强烈要求,党内又围绕统一问题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所以,一贯反对结成统一战线的该党已经到了再也不能犹豫的地步。

如果2 月28 日的会谈进展顺利,德国的政治形势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纳粹党在上一届选举中获多数票,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但低于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两党票数的总和。假如统一战线获得成功,那么,至少在国会斗争中可以挫败纳粹党。这就是在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两党会谈之前,27 日晚上国会必须失火的原因。

在莱比锡审判中,为了诬陷共产党有罪,检察当局动员了五百个人出庭作证。正像季米特洛夫所痛斥的那样,“从大臣到服刑的小偷”都网罗进来了。尽避如此,他们玩弄的把戏却井未如愿。12 月23 日,法庭宣判卢贝死刑;季米特洛夫等四人无罪释放。

但是,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德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不久,社会民主党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纳粹的这一陰谋阻碍了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遏制了民主势力,破坏了自由与和平。从这一点上来说,希特勒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孙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