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法国发生了一起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大冤案——德雷福斯案件。被告德雷福斯于1894 年蒙冤后，过了十二年，也就是到1906 年才彻底平反。这其间，许多坚持真理、仗义执言的人士受到株连，遭到种种迫害。法国当局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长期知错不纠，甚至不借采用各种卑鄙手段掩盖真相，终于激怒了人民，使一起冤案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此案的群众运动。
当时法国从上到下，包括政府、军队、教会、报界、政党、团体，几乎都分裂成为赞成重审和反对重审的两派，斗争异常激烈：亲朋之间争论翻脸；有的夫妇因此离婚；即便是家人亲友团聚一桌，只要谈及此案，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扭打起来，闹得不可开交。
整个法国因为德雷福斯案件，陷入一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之中，导致了几届内阁的倒台。要求重审此案的运动三起三落，历经十二年，最后才以德雷福斯恢复名誉而告结束。
德雷福斯是怎样蒙上不白之冤的呢？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法国和德国的关系日益紧张，双方的间谍和反间谍活动一直没间断过。法国陆军总参谋部反间谍部门发现一系列机密文件被窃，这些机密文件包括：军事地图；新炸药性能说明书；法国的作战计划；和俄国签订的军事同盟合作细节等。种种迹象，引起法方对德国驻巴黎武官施瓦茨的怀疑。于是，法方便派间谍对施瓦茨暗中监视。
1894 年9 月26 日，安插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充当仆役的法国间谍，获得一张寄给施瓦茨的“便笺”。“便笺”没有署名，上面开列了送交此人查收的法国国防机密情报的清单。这张便笺很快被送到法军情报头头桑德尔上校手中。
这张便笺是谁寄给施瓦茨的呢？
经办此案的桑德尔等人，推测这是陆军参谋部的军官或是在参谋部有内线的人所写。后来又推测此人可能是炮兵军官。同时，从参谋部另外掌握的线索中，曾提到过一名“姓氏第一个字母为D 的家伙”。于是，他们便在实习军官名单中，一个个往下找姓氏第一个字母为D 的人。结果，找到了犹太人实习军官、新教徒德雷福斯上尉。办案人员对照了德雷福斯的笔迹，认为和那封便笺相似，便以此为由，于1894 年10 月15 日，根据陆军部长签署的命令，以间谍罪和叛国罪将德雷福斯逮捕。
德雷福斯何许人也？德雷福斯于1859 年生于法国阿尔萨斯省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其父是当地纺织业大老板。德雷福斯家定居此地已有几百年了。1870 年的普法战争，使法国被迫与德国订立丧权辱国的《法兰克福条约》，将阿尔萨斯割让给了德国。条约规定阿尔萨斯居民可以选择法国国籍，但必须离开当地。德雷福斯父亲毅然决定选择法国国籍，只留其长子照看家业。
德雷福斯自小抱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情，后来考入了高等军工学校，毕业后到炮兵连任中尉。再后来他又考入军事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被选派到陆军总参谋部实习。实习表现良好，曾得到总参谋长布尔瓦的好评。
德雷福斯被控犯有间谍罪，这对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事实上，那张便笺根本不是他写的。向德国出卖情报的真正罪犯另有其人。德雷福斯之所以蒙受不白之冤，是与当时法国的政治、社会情况分不开的。
十九世纪末期，法国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国内矛盾重重。社会上的反犹太势力随之抬头。反犹大主义者甚至危言耸听地声称，如果犹太军官一旦掌握军权，犹太人便将成为法国的主宰。又因为犹太人信奉新教，所以天主教报纸也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煽动反犹太人的情绪。
当时法国极右翼势力代表是反动的君主派，他们和天主教派、复仇主义者相互勾结，时刻企图推翻共和制。在军队高级领导层中，上述势力占主导地位。由于他们强烈的反犹太情绪和宗教偏见，犹太军官备受歧视和种种限制。当时得以进入陆军参谋部的仅德雷福斯一人。而且德雷福斯刚进参谋部时就受到参谋部军官们的敌视。前面提到的法军情报头目桑德尔上校，当时就曾正式表示抗议，认为德雷福斯作为犹太人，是“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危险人物”。
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主办此案的军人带着强烈的种族偏见和宗教偏见，不分青红皂白，认定罪犯就是犹太军官德雷福斯。特别是另一个经办此案的军官亨利，更是心怀鬼胎。他一开始就认出了便笺上是他的朋友埃斯特拉齐的笔迹，不禁心惊肉跳，坐立不安。他生怕牵连自己，误了前程。这家伙陰险狡诈，善于察言观色投上级所好。当桑德尔出于偏见怀疑德雷福斯时，亨利大喜过望，庆幸找到了替罪羊。
但是，鉴定那张便笺笔迹的专家们，却没有能得出一致意见。其中法兰西银行字迹专家戈贝尔，坚决认定便笺上的字并非出自德雷福斯之手。专家们最后作出了“物证根据不足”的结论。这时，军方也觉得逮捕德雷福斯过于轻率。但是，由于逮捕的决定是陆军部长梅西埃将军亲自作出的，为了维护军队和首长的威信，只好将错就错，既不愿轻易释放，又迟迟未能开审。
在这骑虎难下的尴尬时刻，军队中的一些人为了摆脱困境，并利用这一案件达到他们反犹太的政治目的，想方设法要给德雷福斯安上间谍罪名。他们不惜违反国家法律和军队纪律，公然把军队里尚在秘密侦查中的“案情”，向反犹太的报纸《自由论坛报》等透露。梅西埃部长甚至在审讯前，就公开向报界确认德雷福斯就是罪犯。这些报纸如获至宝，借此大作文章。因为德雷福斯既是“可恶”的犹太人，又是“里通德国”的间谍，这正是煽动反犹排犹的绝妙材料。甚至还有人造谣说：犹太人正用金钱赎买“卖国贼”德雷福斯的自由，扬言应对他判处死刑。
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法庭不顾被告方面的抗议，于1894 年12 月举行了秘密审讯。第一天审讯下来，连军事法官们也认为证据不足。亨利见势不妙，便在法庭上以军官的名誉宣誓后，用手指着德雷福斯说：“奸细就是他！”
正当军事法庭经过四天审讯，暂时休庭以讨论判决的关键时刻，陆军部长梅西埃将军竟编造了一份德雷福斯的“秘密档案”。在这份“密档”里，塞进了他们经过精心篡改的“罪证”。
既然是陆军部长的旨意和命令，军事法庭便不顾案情真相，全体一致判定德雷福斯有罪，判处无期徒刑，革除军职，流放到法属圭亚那附近的魔鬼岛要塞终身囚禁。随后，被告的上诉也被驳回。
1895 年1 月，在法兰西军事学院操场中央，举行当众革除德雷福斯军职的仪式。对军人来说，最大的羞辱莫过于当众革职了。德雷福斯的肩章被扯去，帽徽被摘掉，勋章统统被除下。最后，他的军刀也被一折两段，扔在地上。同年4 月，德雷斯福被押往魔鬼岛服刑。
当时，法国舆论不明其中冤屈，还赞扬军队处事果断，雷厉风行。有人甚至对德雷福斯未被判处死刑而感到愤慨。
德雷福斯在这突如其来的诬谄打击下，坚贞不屈，他在一切场合，始终表白自己无罪。审讯判决前，当局曾软硬兼施地要他认罪，并许诺：如他供认了，就可从轻判处，但遭到了德雷福斯的严词拒绝。德雷福斯的哥哥不惜倾家荡产，四出营救；他的妻子深信丈夫无辜蒙冤，一次次写信鼓励他、安慰他。
尽避德雷福斯一家人到处奔走，要求伸张正义，以营救无辜的亲人。但是，由于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猖撅，巴黎的犹太人士和某些报纸明哲保身，舆论也渐渐把此事淡忘了。德雷福斯冤案眼看山穷水尽，伸冤无日了。
德雷福斯究竟犯了什么罪？定罪的根据是什么？总参谋部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要知道，德雷福斯一家毕竟不是一贫如洗的老百姓，就连他妻子也是巴黎大钻石商的女儿。德雷福斯一家决心花费巨额金钱，采取镑种手段设法弄清真相，这对官方是有一定压力的。参谋部理亏心虚，不得不进一步搜集“证据”，以进一步证实德雷福斯的“叛国”罪行。
自德雷福斯被捕后，军事情报仍不断走漏。负责德雷福斯案件的皮尔卡中校，在一次查阅档案时，看到埃斯特拉齐要求调动工作的书面申请，觉得字迹十分眼熟，和德雷福斯案件中的那张便笺极为相似。于是，他从案卷中取出便笺，两相对比，发现笔迹果真一模一样。儿名字迹专家也一致肯定这两份材料是同一人手笔。至此，皮尔卡确信，埃斯特拉齐不仅同德国武官有着十分可疑的关系，而且他就是写那张“便笺”的人，从而可以断定德雷福斯是受冤枉的。
皮尔卡为人正直。他立即将这一案情的重大发现向总参谋部长官汇报，敦促军队争取主动，重审此案。
照理说，皮尔卡发现了真正罪犯，一场冤案至此可以真相大白了。然而法国军队中的当权者们却与皮尔卡的想法完全不同。在他们心目中，军队作为国家的支柱，在公众面前应该是完美无缺的。如果改变原判，就给军队脸上抹了黑。因此，总参谋部长官拒绝捉拿真正罪犯归案，并下达指示，不得把真相外传，不能把两起案件混为一谈，并且强调，德雷福斯案件已经了结，不能翻案。
皮尔卡坚持真理、伸张正义，被军队上层领导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掉而后快。1896 年11 月，皮尔卡被长期调离法国本土，派到突尼斯边境去同阿拉伯人作战。军方的险恶用心是想让皮尔卡身死疆场。
皮尔卡意识到上司的险恶用心，提高了警惕。他估计进一步的打击陷害可能接踵而来，甚至说不定还会遭到暗算。为使真相不致湮没，他便于1897 年4 月2 日，在突尼斯写了一封信给共和国总统，作为遗书的附加书，上面注明：“万一本人去世，请交共和国总统，此件内容惟有他应该知悉。”
两个月后，皮尔卡费尽周折，获准回巴黎休假几天。他把此信托付给他的好朋友、巴黎第七区区长勒布卢瓦律师，嘱咐他万一自己身遭不测，便代他把此信寄交总统。
后来，随着案情的发展，他又授权勒布卢瓦，将事情真相告诉关心德雷福斯案件的议员，条件是不透露他的真名和身份。
与皮尔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亨利。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为了迎合上司的政治需要，为了保全自己的功名利禄，千方百计要给德雷福斯强加间谍罪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甚至一而再地篡改皮尔卡的信件，以造成皮尔卡的仗义行动是受人指使的假象。他又将篡改后的信件呈送上级，装进了皮尔卡的档案。
亨利的所作所为，正中上级下怀，而上级坚持原判的立场，又进一步鼓励了亨利继续栽赃害人。此后几年，亨利一直别出心裁地不断伪造“罪证”，其中最耸人听闻的是所谓德雷福斯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七封信，以及威廉皇帝给德雷福斯的回信。大意是：德雷福斯要求德国皇帝让他到德国军队中服役；而威廉二世通过德国驻法大使转告德雷福斯，他作为德国间谍留在法国军队中更能为德国效劳。
俗话说，纸包不住火。真相终于透露出来并张扬出去了。法国著名作家左拉说：“真理在前进，什么也阻挡不了它！”自德雷福斯被判罪以来，经他的哥哥和妻子想方设法全力营救，终于争取到了一些重要人士的支持。这些人士有众议院议员雷纳克、参议院副议长休雷、犹太血统的政治家拉扎尔等。
德雷福斯的妻子马蒂厄与拉扎尔一起，广泛印发“便笺”照片，希望找到真正的罪犯。 1896年11月，银行家卡斯特从“便笺”照片上，认出埃斯特拉齐的笔迹，他立刻把这一重要发现告诉了马蒂厄。 11月16日，马蒂厄写信给陆军部长，正式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件，并对埃斯特拉齐提出指控。
与此同时，参议院副议长休雷也在进行调查。他从勒布卢瓦处获悉了案情的内情，还从埃斯特拉齐的表妹处，看到了埃斯特拉齐的很多信件。这些信件，不仅笔迹与“便笺”相同，而且流露出对法国的强烈仇恨。有力的旁证获得了。于是，休雷先在《时代》报上公布了他几个月来的调查情况，接着，他于1897年7月在议会要求政府重审此案，纠正错判。
一时间，法国舆论轰动，议会两院向政府提出好几次质询。从此，德雷福斯案件突破军队的范围进入了社会。一场争取重审此案的社会运动开始了。
重审运动序幕揭开时，军队、政府、司法机关、教会以及各界人士中，赞成重审的只是极少数。当时谁要是敢怀疑原判，谁就会遭到种种打击，被安上“破坏军队荣誉”、“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甚至会受到暴徒的袭击，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尽避如此，随着事实真相的陆续披露，正直的人们逐渐认识到，既然军队错判无辜者，就应该伸张正义，纠正错误。他们纷纷站到了赞成重审派的行列，他们当中包括著名知识界人士左拉、法朗士、佩居伊；政界知名人士克列孟梭、饶勒斯。
要求重审的运动远非一帆风顺，最大的阻力来自军队。按照传统，军队自成体系，自行其是。军队自有一整套独特的晋升制度和司法裁判规章，不受政府机关干预。军队的上层军官中，很多是君主派子弟。君主派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军队身上。军队上层领导与社会上的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不惜采用种种卑劣手段，决意死顶硬抗。
早在皮尔卡把重大发现汇报上级时，当时的陆军部长比约、总参谋长布尔瓦等就主张维持原判不动。然而他们心里都清楚，真正的罪犯是埃斯特拉齐。他们私下授意埃斯特拉齐以身体不好为由，提出离职休养的申请。埃斯特拉齐当然就一切照办了。就这样，这个真正的间谍罪犯，就在陆军总部和参谋总部的包庇下，长期逍遥法外。
而现在，要求重审的呼声日益高涨，马蜂窝捅开了。要是确认埃斯特拉齐是真正罪犯，那么德雷福斯就是无辜受冤了，这就必然会影响上至将军下至办案人员的地位和前程，所以军队不惜任何代价要维持原判。他们后来又玩弄花招，把两案截然分开，决定避开德雷福斯案件，单独就埃斯特拉齐是否有罪进行审讯，以搪塞舆论。他们生怕埃斯特拉齐干出畏罪自杀或潜逃国外这类蠢事来，因为这样就等于公开承认自己有罪，从而打乱军方的如意算盘。于是，为了稳住埃斯特拉齐，亨利等人事先向他透露了军方的意图，连审讯时的辩护词都代他拟好了。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审讯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把戏了。
政府本该根据案情的新发展重审此案。但是，当时右翼势力占主导地位的梅利那内阁同军队一鼻孔出气，拒不考虑重审德雷福斯案件。1897 年12 月初，梅利那总理竟然在议会郑重表示：1894 年对德雷福斯的判决是正确的。
在军队、政府、司法各方串通密谋、策划停当后，1898 年1 月10 日，军事法庭开始审理埃斯特拉齐被告。法官和陪审员们根据长官事先下的旨意，竟然在三分钟内，全体一致通过宣布埃斯特拉齐无罪释放。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出庭作证的皮尔卡中校，反被法庭判以“诬告罪”而遭逮捕，押往军事监狱。
当晚，暴徒们在街上聚众闹事，狂热地煽动反犹太情绪，高呼“埃斯特拉齐万岁！军队万岁！处死犹太人！”等口号。审讯后，议会拒绝召开任何有关此案的辩论。支持德雷福斯的参议院副议长休雷，也在议会改选中落选。
然而，真理和正义的声音是压不住的。审讯后两天，平地一声惊雷，敢于伸张正义的著名作家左拉挺身而出，以醒目的“我控诉！”几个大字为通栏标题，在《震旦报》头版头条，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他以犀利的笔锋，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指名痛斥陆军最高领导陷害无辜者，有意开脱真正的罪犯。这封信把德雷福斯案件的内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作家在信的结尾写道：“我的行动纯粹是一种革命手段，目的在于使真相和正义早日大白于世..我在等待着。”
刊登有左拉致总统公开信的《震旦报》，30 万份销售一空。在国内外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几天内，在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等倡议下，各界知名人士3000 人联名请愿支持左拉。当时旅居法国的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于1898 年1 月从尼斯发出的信中写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站在左拉一边，相信德雷福斯无罪..每个法国人都感觉到，人间毕竟还有正义。”然而，果不出左拉所料，左拉多次被暴徒凌辱，险遭毒手。
梅利那总理在军方催促下，施展以攻为守的伎俩，悍然对左拉起诉。为了使审讯不涉及德雷福斯案件，他们煞费苦心地单挑“公开信”里的三行文字起诉。这年2 月，军方以“诽谤罪”在巴黎对左拉提出公诉。在审讯中，总参谋长布尔瓦等公然以全体将军集体辞职作为要挟，要求法庭对左拉判罪。下到一小时，法庭便判左拉一年徒刑，罚款3000 法郎。法院的走廊里挤满了暴徒，他们狂热地高呼：“军队万岁！”“打倒左拉！处死犹太人！”
当晚，一群暴徒砸了左拉的家。
左拉被迫流亡到英国去了。出庭作证的皮尔卡中校被开除了军籍。总理梅利那在议会宣布：谁要是继续为德雷福斯翻案。他就要行使“严格的法律制裁”。许多支持德雷福斯的官员、教授、军官、律师都被免职并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一时间，反动浪潮席卷全国。巴黎、里昂、马赛等地发生多起暴徒示威；在法属阿尔及利亚还发生了屠杀犹太人的血腥事件。刚刚打开的通往重审的大门再次关闭了，左拉公开信燃起的一线希望又黯然消失。
争取重审的斗争，从少数德雷福斯的至亲好友，发展到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德雷福斯个人命运的范围。它对法国政治局势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898 年4 月的议会选举，总理梅利那宣告下台，由布里松继任总理。
布里松总理任命卡芬雅克为新的陆军部长。卡芬雅克一贯鼓吹军国主义，顽固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件。1898 年7 月7 日，卡芬雅克在议会发表长篇演说，为扼杀重审运动大造舆论。他当众出示亨利篡改伪造过的“罪证”
说：此案铁证如山，替德雷福斯翻案的人应该就此罢休。
但是，当权者们的倒行逆施恰恰是火上加油，反倒使要求重审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因仗义执言而受陷害被开除军籍的皮尔卡，于7 月10 日写信给新总理布里松，表示愿意在任何法庭上作证，证实1894 年的两份文件与德雷福斯无关，而1896 年的那份文件则纯系伪造。
恼羞成怒的新陆军部长卡芬雅克，于7 月13 日下令逮捕了皮尔卡。但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他仍不得不下令对文件进行核实。承办此案的是过去没有插手过此案的基涅上尉，他很快便发现了亨利伪造的痕迹。亨利在确凿的事实面前，先是死不承认。最后不得不交待了作伪罪行，当场被捕。第二天，他在尚未彻底交待全部栽赃害人罪行的情况下，用剃刀割破喉管自杀。当然，也不排除有人杀人灭口。
一场丑剧就这样突然被戳穿，形势急转直下。9 月4 日，陆军部长卡芬雅克、总参谋长布尔瓦等三名将军狼狈辞职。真正的罪犯埃斯特拉齐，在军方的蓄意包庇下原已离职休养，这时见势不妙，也畏罪潜逃英国。
亨利的自杀，在社会舆论中引起极大震动。重审运动掀起新高潮。德雷福斯的妻子写信给司法部长要求重审。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同意将此案提交最高法院。至此，声势浩大的重审运动对政局产生了直接影响。10 月，布里松内阁垮台。11 月1 日，迪珀伊当选新总理。新政府面临的头一件大事就是处理重审问题。
时局对德雷福斯越来越有利：1899 年2 月16 日，顽固反对重审的富尔总统突然去世，赞成重审的卢贝当选为总统。同年6 月，最高法院终于撤消对德雷福斯的原判，由军事法庭重新审讯。监禁在魔鬼岛近五年之久的德雷福斯被押回国出席庭审。被关了近一年的皮尔卡获得了释放。在英国流亡了11 个月的左拉也回到了法国。
人们满以为军事法庭会很快宣布德雷福斯无罪，可是全然没有料到，在真相已经大白的情况下，军队上层领导仍一口咬定德雷福斯有罪。审讯中，德雷福斯的辩护律师被一名暴徒开槍击伤，以致法庭被迫临时休庭。当了参议员的前陆军部长梅西埃，把全部伪造文件改头换面后又拿了出来，还恬不知耻地声称，这是道义责任和爱国主义精神促使他这样做的。7 名法官以5 票对2 票，作出了一项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判决：仍判德雷福斯有间谍罪，但“情有可原，从轻处理”，改判十年苦役。
这项判决激起了法国各界人士的极大义愤，世界各国的反应也很强烈。
在审讯后的短短几天内，法国和世界各地给德雷福斯发来了几千份函电，对这项不公正判决表示抗议。在20 多个国家中还发生了反法示威游行。
德雷福斯案件的曲折进程，彻底暴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的虚伪性，也暴露了资产阶级统治的脆弱性。这时，要求重审的社会运动，已经导致了全国性的政治危机，甚至有爆发内战的可能。面对这种危急局势，法国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分裂。一部分人意识到危机如果进一步发展，将会动摇整个资产阶级统治，主张在处理德雷福斯个人命运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以渡难关。1899 年6 月，持这种主张的卢梭出任总理。仅当了半年多总理的迪珀伊下了台。
卢梭任命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里费担任陆军部长。卢梭政府出面打圆场，提出一项折衷方案，在维持对德雷福斯的原判的前提下，以总统名义赦免德雷福斯，以便保全军队上层领导的面子，又堵住重审派的口。接着陆军部长加里费宣布“案件已经了结”。
德雷福斯案件果真就这样草草了结了吗？
赦免本身并没有否决判决，它仍然意味着确认德雷福斯有罪，仅仅表明政府当局予以“宽大”处理而已。而且，受株连的皮尔卡、左拉等继续背着黑锅。皮尔卡虽已获释放，但仍未恢复名誉，对左拉的判决还没撤消，对他的迫害还在继续。真正的罪犯和包庇罪犯的人并没受到追究。
1899 年9 月19 日，德雷福斯第一次作为一个自由人，走出了监狱。但是，争取恢复名誉的斗争还是遇到了许多障碍。从1899 年到1906 年，德雷福斯和他的家人以及所有支持他的社会各界人士，一直为此而斗争。
1906 年1 月，坚决主张重审的法里叶尔当选为总统。同年6 月，和总统持相同立场的克列孟梭当了总理。克列盂梭当年曾给著名作家左拉出主意，井把左拉的《我控诉》一文在《震旦报》发表，克列孟梭这次能上台执政，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他在重审运动中赢得的政治威望。
前后延续达12 年之久的德雷福斯案件，终于由最高法院重审，宣判德雷福斯无罪并恢复名誉。议会也通过了恢复德雷福斯和皮尔卡在军队中的名誉的议案。德雷福斯晋升为少校。因仗义执言而受株连的皮尔卡中校，晋升为准将，并在克列孟梭内阁中任陆军部长。著名作家左拉已于1902 年9 月逝世，他虽然没看到德雷福斯案件的最终结局，但人民没有忘记他，他的骨灰被隆重地放进巴黎“先贤饲”。
（贺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