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能从消极的推寻外觅到积极的躬身实践，从被动的接纳、企求到主动的付出、给予，天地之间，何处不是情义盎然？
多年前，我每至花莲弘法时，蒙县长吴国栋先生均列席听讲，表示支持，心中铭感无比，后来耳闻其治县理念，对于他的正直无私更加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天忽见报载，他因涉嫌图利他人而撤职查办，我的心里一直为他叫屈：身为地方父母官不图利他人，难道还要图利自己吗？后来，听说他的父亲往生的消息，我立刻决定作“不请之友”前往参加。为了不妨碍既定的行程，清晨四点，我摸黑从佛光山出发，在花莲用过中餐后，随即赶至他父亲的灵堂拈香致意，并即席说法以慰生者，只见他全家大小泪流满面地送我出门。当车子正要发动时，四维高中校长黄英吉先生走到我的窗前，说道“大师！您真是一位有情有义的人啊９一路上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想着黄校长的话，不禁反问自己：我真的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吗？“有情有义”不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操守吗？
前年正在菲律宾讲经时，听说吴伯雄的父亲过世，我即刻赶回台湾，参加第二天早上八时的告别式。没想到这一点点小事令他感动无比，后来在多次讲演中，他对大家说：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感到非常惭愧。回想一九四九年初来台湾的时候，还不需要入境证，没想到后来办户口的时候，入境证却成为必要的文件，正当烦恼不知怎么办时，担任省议员的吴鸿麟老先生如及时雨一般，出面设法，帮我们几个没有入境证的僧青年办户口。之后，慈航法师和我等三十二位僧伽受诬入狱，为了将我们保释出来，吴老先生也帮了不少的忙。四十多年来，姑且不论吴老先生父子两人对佛教的拥护支持，即以当年的恩情而言，能在老先生舍报之时，亲至灵堂，为其祝祷，实在是我义不容辞，应该做到的本分啊！
去年十月，我在台北国际会议厅主持“般若与人生”讲座，那时正是台湾怪力乱神事件炽盛，邪魔外道扰人最甚的期间，有些学校不明就里，一竿子打翻整条船，甚至拒绝宗教教育进入校园，而一些原本倾向佛教的官员也噤若寒蝉，没想到吴伯雄先生却以国民党 中央党 部秘书长的身分，专程从远地赶到会场致辞，表示护持正法的决心，我深深觉得：其实，吴伯雄先生才是一个真正“有情有义”的人。
中国文化大学(最早称为“华岗学院”)的创办人张其昀先生本来与我素昧平生，他担任教育部长时，曾读过拙作《释迦牟尼佛传》，后来因这分法缘，在佛光山创立之初，我们才开始交往频繁。蒙他厚爱，不但聘任我为大学董事，也邀请我担任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长一职，并兼任该校教授。他曾一再向教育部陈情大学应设立宗教学院。后来在医院的病塌上，他还一心悬念此事，并且写了一张纸条给我，指定一旦政府同意设立，将由我担任宗教学院院长，慈惠担任佛教学系主任。望着一纸颤抖的笔迹，记忆跌入首度应邀前往参加华岗聚餐时的情景：那一次在座者都是院长、主任等一级人士，张老先生一见我来，就以宏亮的嗓音将我介绍给全体大众：“我们华岗是一座大丛林，现在欢迎我们的方丈大和尚回来。”那种豁达的胸襟，那种从容的态度，使我深深感到：除了终生奉献党 国的卓著政绩不说，他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文教有道之士。
年高八十的陈慈辉老太太是我四十年前在宜兰的老信徒，后来举家迁至台北，一直想再见我一面，数年前当她听说台北道场就在松山火车站旁边，距离她家不远处时，立即在其儿、孙、曾孙，一家四代陪同下，前来台北道场，只为看一眼她四十年前皈依过的师父，令我真是感动不已，其它像金枝姑、郑银姑，三、四十年来，每逢农历过年或是我的生日，也都不忘托人带来一分心意给我，我深深觉得他们都是一群“有情有义”的信徒。
张姚宏影、潘孝锐、许卉吟、陈顺章、游次郎、陈剑城、沈尤成、赖义明、陈潮派等居士大德，有的为圣教兴隆捐资出力，有的为护法卫僧奔走忙碌，有的积极推动佛教文教事业，有的来往海内海外弘扬法义，他们数十年来永不退转，有人问他们何以致此？他们都异口同声地以“阿鞞跋致”、“一师一道”自许。我则认为他们都是一群“有情有义”的菩萨行者。由于佛子们的“有情有义”，所以早年我在宜兰落脚之后，即随缘于罗东、头城、龙岩、虎尾等地设立并主持念佛会，并且马不停蹄地奔走台北、高雄之间讲经布教，十年后，我又在全省镑地创建道场，席不暇暖地到世界各国弘扬佛法，度化群生。
每逢年节，我都会收到来自各地的贺卡，甚至还有来自离岛监狱、山区住民的祝福问候。曾经在火车上，一位青年让座给我，细谈之下，才知道他曾在监狱里听过我讲经说法，现在已改过自新。还有一回在台北道场，一位中年人喊我：“老师好９原来他是在东海大学上课时的学生。数年前，我前往大陆 弘法，从北京、四川、甘肃、河北，一路来到金陵等地，沿途友人亲切招待不说，还不断收到各地的来鸿，让我感受到这个世间上，“有情有义”的人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其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老伉俪最令我心折。他们八十高龄，身形佝偻，每次知我前来南京探望母亲，都不辞劳苦，远自北京赶来看我，并一再叮咛我要为佛教前途而善自珍重，我也同样地祝福他们法体康泰，教运昌拢一九九三年二月，他与我在母亲的住处会面晤谈，即兴题诗二首相赠，在家乡传诵一时，信众们莫不欣喜走告，诗曰：
大孝终身慕父母，深悲历劫利群生，
西来祖意云何是？无尽天涯赤子心。
一时千载莫非缘，法炬高擎照海天，
自勉与公坚此愿，庄严国土万年安。
在赵朴老的眼里，在赵朴老的字里，我看到了“有情有义”的光芒闪烁不已。
五十年前曾经在佛学院教授我唯识课程的圆湛法师更是毅力可佩！他经常挺身而出，总是帮我宣扬“人间佛教”理念，这种义无反顾的精神真是令我又喜又愧，想来我自己的徒众之中，又有几人对“人间佛教”的普及如此认真卖力呢？母亲在世时，每逢过年过节，他都亲往母亲的寓所，代我慰问探望，这分体贴人意，不计高下的风范，又岂是常人所及？合尘老法师则因与我家师之间的一分道谊，长年为我设立延生禄位，祈福祝祷。每于清夜扪心自问：何功何德，竟受长辈如此“有情有义”的爱护，所以更加发愤立志，精进弘法，以期能回报他们深厚的恩德。
所谓“俗情不比僧情浓”，短短数语道尽了佛门里的“有情有义”实有甚于世俗中有求有取的感情。在我初出家不久，对于这句话便早有体会。记得十五岁受戒时，母亲跋山涉水远来探望，我趁著晚自习 的时间，来到女众寮房与母亲会面。开大静的时间到了，母亲依依不舍，泪流满面，我只好留下来安慰她。第二天，纠察师向女众戒坛的开堂和尚月基法师报告我没有回寮就寝，当时自忖：这下惨了，不知道会不会被迁单开除？没想到月基法师当众回答：“他昨晚在我寮房里啊９纠察师知趣而退，我也因此免于受罚。我当时不过是一名没没无闻的小沙弥，对于他的通达人情，机智解危真是由衷感戴。一九五四年，得知他在香港无人接济时，我想尽方法将他迎接来台。这年我正参与筹建高雄佛教堂的工作，落成以后，我推举他为住持。后来在他晚年多病时，我几次半夜三更送他就医，付费照顾，直至终老，并且亲自将他的骨灰送往栖霞山寺，为其建塔安奉。当时也有人说：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其实“滴水之恩，涌泉以报”，我只不过是将当年那分图报恩“情”的心思铭记方寸延续下去，并且付以实际的行动，成为一项有始有终的道“义”罢了。
四十年前，我在雷音寺驻锡弘法时期，曾花费一番心思，将深妙的佛法化为平易的辞语，教育当地的青年。日后，心平、慈庄、慈惠、慈容、慈嘉、心定、杨慈满、萧碧霞、吴宝琴等人便相继死心塌地的跟随我南来北往，弘法建寺。他们有的不计待遇，一生奉献常住；有的不辞辛苦，整日清理作务；有的以美味的素食广度众生；有的用悦耳的音声讲经说法；有的将父母遗留的嫁妆悉数作为办学经费；有的把全副精力投入佛教事业，因为他们的“有情有义”，使得弘法工作顺利展开，纵使遇到挫折阻难，也总能在众志成城之下迎刃而解。
如今我有千二百名入室弟子分散世界各地，或住持一方，或接引信众，或开办教育，或到处说法，或养老育幼，或编辑写作……，他们在各种时空里展现了“有情有义”的人生，这是我一生当中最欣慰的事情。
近代的华人常以“西风东渐”来作为世风日下的借口，我颇不以此为然，其实佛性一如，西方人中不乏“有情有义”之士。像高登牧师夫妇因亲近佛门而遭到耶稣教会种种非难，我伸出援手纾解困境，后来他们举家来台，学习 中国大乘佛教，誓以弘法利生为职志。葛蓝先生自从在西来寺皈依三宝以来，不断写信给我，陈述满腔的法喜，如今他埋首将拙作译成英文，并且与西方寺一批美籍信徒相约要以生花妙笔，将“人间佛教”的精神发扬到全球各地。他们将身心奉献尘刹的那分虔诚，与其它佛子比起来，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所以，情义是无价的，也因为如此，虽然我一向提倡喜舍结缘，经常将别人拿来的供养随手转送出去，但也有基于惜情守义而不舍付出的时候。记得三十年前，我省吃俭用，买了一部九人座的“载卡多”，随即改装为二十六个座位，好让我的学生都能和我一齐出外弘法、参访。由于车厢载重量大，底部轮胎小，所以总是一路颠踬摇晃，十多年来度过不少有惊无险的时刻。车子功成身退时，许多厂商出价收购，我都没有答应，因为它无怨无悔地辛勤付出，我也要“有情有义”地为它养老。
其它如东方佛教学院落成时，新加坡福海禅院赠送的玉制如意古董，三十寒暑在佛光山的“佛教陈列馆”里熠熠生辉，多少商家想高价收买，我也同样不曾允诺，乃至多少次佛光山寺财务困难，几乎到了无米可炊的地步，我都没有动过让售的念头；而美国西来寺落成时，中国佛教协会以一套稀世法宝《龙藏》作为贺礼，更是意义深远，八年来每次经过“藏经阁”，我都要去拜访这个内外含光的老友。去年西来大学从西来寺迁往柔似蜜(Rosemead)校区，主事者想将其一并移至新址，我连忙阻止，因为我要将它作为西来寺永久的镇山之宝，让后世的弟子们都能从无言无说的文物当中，领略前人“有情有义”的精神。
所以，什么是“有情有义”呢？简单来说，是一种往复循环，互相交 流的感情，十法界一切有情莫不具备这种性能。我曾经看过悉尼海边一只瘦弱的海鸥，因为我的特别关注，临走前来往飞行，围绕三匝，好像在对我致意感谢；昆士兰林间一对顽皮的松鼠，因为我饲以面包，后来每天清晨都前来拍打精舍的大门，似乎在向我问安道好；云居楼外一只流浪的白足黑狗，人皆以其不祥而弃之，独我对其友善，有一回居然引领我到如来殿，和求见的信徒晤面；开山寮中一群五颜六色的禽鸟，因我将牠们放归自然，从此呼朋引伴，在天空翱翔飞舞，婉转齐鸣，为佛光山增添无限的意趣。连身处三途的傍生畜类都能如此“有情有义”，更何况千万年来以互助为进步之基的人类社会呢？
经常听人叹言：“在现代功利主义挂帅的世界里，夫妇轻言别离，朋友动辄反目，哪里找得到『有情有义』的人呢？”其实如果我们能从消极的推寻外觅到积极的躬身实践，从被动的接纳、企求，到主动的付出、给予，乃至进一步从布施小恩小惠扩大到为对方的未来着想；从身边的亲朋好友推及于世间的一切众生……，天地之间，何处不是情义盎然？尔虞我诈、斗乱纷争都是社会的病态，我们有幸身为万物灵长，何不承担起做人的责任，用“有情有义”的态度来面对人生，温 暖世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