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的世界里，我希望选出11位既有天赋又有决心的球员加入我的名单。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如果一定要我在下面两种球员中做出选择：一种是天资极佳，但是缺乏决心和对成功的渴望；另一种是比较优秀，但是有着极强的决心和毅力，那么我宁可选择后者。第一种球员也许会在短期内有不错的发挥，但是他们缺乏足够的耐心，不能给球队带来稳定和凝聚力。
纪律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灌输了纪律的概念。我父亲是一个厉行纪律的人，他在一家造船厂工作，那是一个艰苦残酷的行当。他话不多，很固执也很聪明。他在14岁那年离开学校，此后一直坚持自学并且酷爱读书。父亲希望我跟弟弟能够学一门手艺，并且直到我的模具工人生涯结束前一直反对我成为职业球员。他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纪律。在上学时，他每天早上6：00就会把我叫醒。而他自己也会在6：45准时出门，因为他希望在院门打开时就能出发去上班。也许这也就是为什么数十年后，我作为主教练每天都会在送奶工人来之前去上班。在我开始靠踢足球赚钱时，每周六晚上都会去踢球。而我父亲并不喜欢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生活太随意了。所以我们长达半年都没有说过话。我们父子俩在这方面真的是太像了。
在我14岁那年，我开始在德鲁姆扎佩尔业余俱乐部（Drumchapel Amateurs）踢球，这是当时苏格兰最大的一支业余球队。由道格拉斯·史密斯（Douglas Smith）一手经营，他家里有一个船只拆卸厂，比较富有。他和位于格拉斯哥市中心的里德茶馆有关系，因此球员们可以在那里吃一顿免费的午餐。史密斯手下总共有5支球队——其球员分别小于18岁、17岁、16岁、15岁和14岁。每周末他都会带领我们前往位于格拉斯哥市外的邓巴顿郡的场地，他会带着我们穿过他的猪圈，然后让我们在草地保龄球场上进行5人足球赛。如果他的球队输了球，他会坐立不安，满头大汗并且满脸的愤怒。他有着极强的纪律意识和很强的求胜欲。
1974年至1978年，我在圣米伦队执教，纪律是我执教第一天就开始强调的问题。在我抵达目的地那天，当地的《佩斯利每日快报》派来了一名摄影师，希望给球队和他们的新教练合一张影。第二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我们的照片，我发现队长伊恩·里德在我的头上摆了一个兔子耳朵。在我们首战失利于考登比斯队（Cowdenbeath）之后的周一，我把里德叫进了办公室。他告诉我那个兔耳朵只是一个玩笑，而我告诉他“这不是我喜欢的玩笑类型”。另一位出色的年轻球员约翰·莫厄特（John Mowat）在我们训练时和我顶嘴。此后，我便将这2名球员列入了我的黑名单。此外还有一名球员告诉我他不能参加训练了，因为他要跟女友参加一场流行音乐会。我问他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音乐会。他告诉我说不是的。于是我说：“如果你想去就去吧，只是去了就别再回来了。”我只是想告诉球员，不要破坏我的纪律。他们后来也都领会了我的意思。
作为一名教练，我的职责之一就是灌输纪律的概念。在圣米伦队中有不少兼职球员，但是我们还是会一起乘大巴车去客场比赛。有一次，有一名球员决定周六自己开车前往东法夫郡（East Fife），比赛前我在更衣室里狠狠地教训了这名傲慢的球员，并告诉他他不能参加比赛了。但是我马上又意识到自己没有可更换的球员了，所以那一次只能放他一马了。
当我来到阿伯丁郡，我发现这是一个比格拉斯哥更安静的城市，于是我想到我应该给球队注入一些格拉斯哥式的严格和纪律。我并没有踟蹰不前，我是一个有进取心、要求高的人。虽然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样，但是我的球员确实因此变得更加男人，球技也越来越精湛。
在阿伯丁队有3名球员在我看来简直是讨厌至极。他们不重视训练，所以我只能每天下午让他们再次进行训练，让他们去替补席，并且让他们在周二和周三晚上去彼得黑德球场踢球。最后我索性全部炒了他们鱿鱼。
或许数十年前，灌输纪律这一概念的另一原因是当时的球队看起来似乎是一成不变的。很难想象替补席这一做法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被采纳（尤其是在你看到英超联赛的替补席上坐着7名候补队员时）。在我小时候，球队阵容几乎在整个赛季都不会做出改变，因此直到现在我还能叫出20世纪50年代雷斯流浪者队（Raith Rovers）球员的名字。当时，球员待在球队里也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奖金。
在我年轻的时候，由于过于追求纪律严明，我也做过很多令自己后悔的事情。比如说，1983年阿伯丁队从瑞典捧得欧洲优胜者杯冠军之后，在荣归故里之际，我们有一场游行，目的地是我们的皮托德里球场，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球迷们都希望看到球员们举着奖杯在球场里欢呼。阿伯丁队的中锋马克·麦克格赫（Mark McGhee）非常希望能够举杯给球迷们看，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出够了风头，因此我说了他两句，不让他继续举杯了。然而很快，他的母亲就出现在更衣室中，这让我感到自己的行为真的很恶劣。于是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麦克格赫，向他道歉，并邀他同往港口处共同举杯迎接从哥德堡坐船返程的球迷。我再也不希望发生此类事情了。
在我的执教生涯中，纪律总是伴我左右的一个问题。1986年11月，在我接受曼联队的邀请之前，在我跟马丁·爱德华兹的谈话中，他暗示我球队中存在着球员酗酒的问题。他还告诉我，曼联队之所以对我感兴趣，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在教练中以纪律严明、不容忍球员的不良行为而著称。
在我刚到曼联时，球员对于很多事情都持松懈态度，包括在前往比赛的路上的穿着。球员们通常会穿赞助商提供的运动服——锐步、彪马、阿迪达斯等。那场面简直是一片混乱，于是我马上要求他们穿法兰绒裤、俱乐部外套并打上领带。当门将法比安·巴特兹2000年从摩纳哥队转会到曼联时，他也不得不迎合我们的着装要求。当时他会在前往比赛场的途中，在车上更换服装。赛后，他会把所穿衣物一并交给管理员阿尔伯特·摩根。有一次在市政厅举办的招待会上，埃里克·坎通纳没能遵守我们的着装要求，他穿着一身带有长流苏的麂皮夹克，背后还印着一张印第安酋长的画像。然而第二天他就向我保证以后不再犯此类错误——我也相信了他，因为他告诉我说他以为是一个很随意的场合，在法国就是如此。
球员们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给予教练鞭策他们的机会。但是你大可不必常常做出惩罚。比如，我从不认为对训练迟到的球员给予罚款处罚是有用的手段。在曼彻斯特，尤其是冬季，交通事故或道路维修经常会造成交通堵塞，球员们也经常会因此而迟到。如果只发生一两次，那么我不介意。但是如果某位球员总是迟到，那么我就会建议他早出门10分钟，并且会告诉他，迟到会让自己的队友感到失望，这是每一名球员都不希望看到的。我印象里因为迟到而被罚款的球员只有马克·博斯尼奇（Mark Bosnich）一位，他迟到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
对于某些球员所谓的私人空间，诸如发型和珠宝，我也会毫不畏惧地干涉。为什么球员们在追求舒适利落的同时还要留长头发？这是令我感到费解的。留着几绺头发简直没有任何意义。对于这一问题，最先跟我发生分歧的球员是卡雷尔·波博斯基（Karel Poborsky），1996年他从布拉格斯拉维亚队转会到曼联。他的发型看起来更像是效力于齐柏林飞艇乐队，而不是曼联。我曾经试图劝说他把长发剪掉，但是他头发的长度还是经常让我感到不悦。还有些球员戴的项链上挂着的十字架比耶路撒冷十字架苦路上的朝圣者佩戴的都要沉。我只得下令禁止这些行为。然而，对于文身我却有点无能为力，因为我不得不承认，它们确实不会增加球员的负重。坎通纳引领了这一热潮，有一天早上当他出现在更衣室，我发现他的左胸上文着一个印第安酋长的头像。因为曼联队的球员都很崇拜他，所以有不少球员都争相模仿。但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从未这样做过，这一点让我感到很惊讶。这也充分证明了他的自律。
领导者还会对犯错误的人做出判决。那些缺乏经验的、常常会感到不安的领导者经常会给任何罪行都判处死刑。这也无可厚非，只是在你决定把一个人绞死之前，一定要确定你确实没有其他选择了。我也是逐渐领会到“量刑判罪”的智慧的。我作为法官、陪审团和刽子手，需要对很多的“罪犯”定刑。而其中最简单也最为致命的刑罚就是沉默，也是我最常使用的。我无须进行任何的公开羞辱和斥责，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尊，那些受到我“沉默”惩罚的人心里很明白自己做错了事。我经常会对球员处以罚款作为惩罚，并敦促他们好好为球队效力。我对球员处以罚款的情况如下：在场上愚蠢的举动，如向裁判抗议或动作粗野而吃牌，或是在场下的不合时宜的举动。罚款的数目在英超联赛期间会与日俱增，但是其罚款的原则——一到两周的工资——保持不变。在2007年那场糟透了的圣诞狂欢之后，一线队员和替补队员都受到了扣发一周工资的处罚。
对于那些渴望入选的年轻球员，我只要不让他们跟主力球员同行，就足够让他们郁闷了。而对于球队的正式球员，我也有几种方法教育他们什么是违反纪律的代价。其中一种就是让这名球员坐冷板凳，而更严酷一点儿的手段则是让他穿便服，坐在看台上看球。这对于足球队员来说，好比是公开绞刑，大家都怕这一手。
最后，最为严厉的处罚方式——停赛和转会。也许你会认为转会是更为严厉的处罚，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每当我们决定让一名球员转会，那是因为他不再符合曼联队的需要，或是在某些情况下，如C罗，我们只是为了兑现承诺。在我看来，停赛惩罚是最为严厉的，因为这项惩罚需要由球员和俱乐部双方来承担。1995年1月，坎通纳被曼联禁止参加该赛季最后4个月的比赛，并被英国足协（FA）处以额外4个月的禁赛。
每位球员都不喜欢离开首发阵容的感觉，而那种失落感随着球员年龄的增长，以及巅峰时期的逝去而变得更加明显。然而，我从不会因为个人情感影响队伍的选拔，尤其是在大赛中。1994年我将布莱恩·罗布森（Bryan Robson）排除出了足总杯的决赛阵容。这是布莱恩在曼联辉煌的13年的最后一个赛季，而我却低估了对于他来说第4次赢得足总杯冠军的重要性。回首往事，我多么希望能够让他在决赛中出现，哪怕是比赛临终的那点儿时间也好。
虽然我的球员都知道我是暴脾气，但是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发作的。除非有球员在球场上没能够做到自控、自律。如果他们脑子一热得了黄牌，甚至红牌，那么无疑将会给整支球队带来苦果。不只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十人应战，同时我们还要承担其停赛所导致的后果。彼得·舒梅切尔（Peter Schmeichel）、保罗·因斯（Paul Ince）、布莱恩·罗布森、罗伊·基恩、马克·休斯（Mark Hughes）和埃里克·坎通纳都是好斗分子。而这对于我们的球队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在他们因为愚蠢的行为被驱逐出场时，我必须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不快。
但是，总会有些球员对纪律视而不见。比如，阿根廷中场球员胡安·塞巴斯蒂安·贝隆（Juan Sebastián Verón）。我想方设法让他融入我们的团队，可是都是徒劳。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一位天才球员，拥有极强的个人能力，但是他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我让他踢右路，他偏偏去左路。他缺少最基本的自律，因此我们在2年后就将他卖出了。要知道你无法用一群快乐自由的家伙组建一支球队。
当然也有一些球员会严格按照指示踢球。我们的韩国中场朴智星就是这样一位球员。如果我给了他一个命令，他就会像狗叼着骨头一样——绝不放松。2010年在欧洲冠军杯联赛上，我们对阵AC米兰，我让他盯防对方的中场球员安德烈亚·皮尔洛（Andrea Pirlo）。皮尔洛是AC米兰的指挥者，然而朴智星有效地限制了他。
虽然我将纪律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事实上我们也确实为之付出了不少代价。如果要我重复做一件事的话，我一定会一丝不苟地坚持原则，因为一旦你放弃了纪律，你必将与成功失之交臂，还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2011年圣诞节后不久，我就发现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有3名球员没有来训练，而是到城里寻欢作乐去了。于是我罚他们做额外的训练，并将这3位队员剔除出了即将对阵布莱克本的阵容。当时我们已经伤兵满营，虽然此举会让我们雪上加霜，但是我认为我做得没错。后来，我们以2:3的比分输给了布莱克本，让我们失去了宝贵的3分，最后在净胜球上输给了曼城队，从而丢掉了奖杯。很多年以前，在1995年，坎通纳在被罚下场之后与一名水晶宫球迷斗殴，因此我们决定将坎通纳停赛，禁止他参加赛季余下的比赛，这使得我们无缘欧冠联赛冠军和足总杯冠军。在我们决定给予坎通纳停赛处分时（后来英国足协又对他进行了加罚），我们距离胜利已经非常近了，我可以肯定如果让坎通纳打完赛季剩下的比赛，我们可以以10分的优势胜出，而不是功败垂成，一分惜败于布莱克本队。但是从长远来看，纪律比眼前既得利益更为重要。
如果你能让11名才华横溢的球员专注于每一次训练项目，注意控制他们的饮食和身体状况，保证睡眠，按时出席球队活动，那么你的球队距离奖杯就已经不远了。但是让人惊讶的是，很多俱乐部往往做不到这些。
在1996年足总杯决赛上，我们以1:0战胜利物浦队。在此之前，当我们的对手进行赛前场地视察时，我就感觉我们能够战胜他们。整支利物浦队除了教练和助理，都穿着由时装设计师提供的白色西服。我从中看出了这支球队松散的纪律，他们已经被浮夸的时尚分散了注意力。我跟球队管理员诺曼·戴维斯说了自己的想法。事后证明我是正确的，坎通纳在比赛结束哨声响起前几分钟打进了制胜球。另外一个例子发生的时间更早，在1985年9月，阿伯丁队在伊布罗克斯公园球场对阵流浪者队。上半场，对方就有2名球员被罚下场了，对方总想着仗势欺人，其球员也已经失去理智，场面一片混乱。在下半场比赛期间，我们不得不在更衣室躲一阵子，而警察们则在球场上驱逐狂热的球迷。这便是我们的对手自己走向毁灭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一直感觉我们取得的骄人成绩无非是对纪律的坚持践行。很多时候，成功的奥秘就在于：不得意忘形、不挑战不可能以及不冒风险，而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一月份翻看本赛季的赛程表，不只是曼联队的，还包括我们的主要对手。同时还会计算每支球队能够获得的分数。我从不追求大比分获胜，而事实也证明了1:0这种不够风光的比分是多么重要。在这些比赛中，我们追求密集型中场，而不是追求得分。其中有一场比赛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2007年3月，我们在米德尔斯堡待了3个月，其间我们从赫尔辛堡租来了瑞典射手亨里克·拉尔森（Henrik Larsson），对于他我不能有太多的要求。但是面对压力，他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进攻，退回到中场协助防守，只是为了得到那个理想的比分。当比赛结束，亨里克出现在更衣室时，全体球员和工作人员都对他报以掌声，因为他在自己不熟悉的位置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赛季末，尽管他未满足当时打满10场才能获得奖牌这一要求，但是我们还是专门为他申请了一块英超冠军奖牌。
工作效率
我的父母工作很忙。我父亲在格拉斯哥的一家船厂工作，而我母亲先是在一家电缆厂工作，然后去了飞机配件厂。我父亲是个硬汉，他可以一周工作60个小时，简直是一个冰冷而又可怕的存在。格拉斯哥的纬度跟莫斯科一样，因此克莱德河冬季的船厂环境堪称残酷。他通常每年休息两周。在1955年，他每周会工作64个小时，赚7到15先令（相当于现在的189英镑）。1979年，他得癌症去世了，此后我母亲开始做清洁工。我父母对工作的痴迷也许正是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保障体系，安全标准更是无稽之谈，也几乎没有什么健康福利，也不存在以可怜的证据进行可笑的索赔的律师业。我甚至不知道我父母有闲下来的时候。暑假里我们经常乘车去索尔特科茨（Saltcoats），我和弟弟会在那里踢足球、下棋。
由于我的父母都是工作狂，因此冥冥中我也认为工作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这一观念深深地植根于我的脑海。我是一个根本闲不下来的人，同时我也对那些不肯付出时间而浪费天赋的人感到懊恼。当你全力付出时，尤其是当付出带来回报时，你会感到非常满足。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结婚那天，和我第一个儿子出生那天都去球场参加了比赛。事实上，在曼联执教的1500场比赛中，我仅仅错过了3场——第一次是1998年，因为我弟弟的妻子去世了，我去格拉斯哥陪他；第二次是2000年，我的大儿子在南非结婚；第三次则是在2010年，我去看大卫·德赫亚（David de Gea）的比赛。
我在圣米伦和阿伯丁执教时，总是尽可能多地去观看比赛。我经常会跟阿伯丁的助理教练阿基·诺克斯一起去看。诺克斯的父母是农民，他在邓迪城外的一个农场长大，因此他的工作时间跟农民很像，并且与我的工作理念不谋而合。我们两个经常一起去看球，如果是去格拉斯哥，那么去的路上他开车我睡觉，回来的路上则轮到我开车，他打盹。往返的路程大约需要花费6个小时。每当我们想偷懒少看一场球时，我们就会告诉彼此：“如果错过了格拉斯哥的一场比赛，我们就会错过两场比赛。”
在大部分的足球俱乐部，教练的工作非常辛苦，甚至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英超期间，需要承担极大的压力，而英超踢完之后，就没有那么多资金雇用帮手了。当然，我在刚当教练时，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在圣米伦队时，我只有4名工作人员：助理教练、预备队教练、队医和一名兼职装备管理员。在阿伯丁时期，泰迪·斯科特身兼装备管理员和预备队教练，可谓是球队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他还负责清洗和熨烫球衣。他经常会睡在斯诺克台上，因为他总是赶不上最后一趟车。甚至在来到曼联之后，最初我也仅有8名雇员。
在阿伯丁，有时甚至是学徒和主席都要跟我们一样，早上6点起床，去球场铲雪。1980年3月，当时我们正准备第一次冲击英超冠军。第一天早上我们就不得不去铲七八英尺厚的雪。那场比赛，我们以1:0击败了慕顿队（Morton）。那场比赛是当天苏格兰唯一的比赛。
所有的顶级教练，卡尔洛·安切洛蒂（Carlo Ancelotti）、何塞·穆里尼奥（José Mourinho）和阿尔塞纳·温格（Arsène Wenger）都有着令人敬畏的工作信条。然而我最崇敬的却是那些无名英雄——那些虽然未受到命运的眷顾，没能够执教顶级球队，却依然永不放弃的教练。在苏格兰，我经常会在一些很荒凉的地方碰到亚历克斯·史密斯（Alex Smith）和吉姆·麦克林（Jim McLean），那些下着雨的夜晚，想必坐在电视机前会更舒适些。亚历克斯在苏格兰北部地区执教将近40年，而吉姆在邓迪联队执教了22个赛季。列尼·劳伦斯（Lennie Lawrence）和约翰·拉奇（John Rudge）是两个足球圈以外很少有人知道的名字，但是列尼是少数几名带领俱乐部打够一千场比赛的教练，他执教过的俱乐部包括：查尔顿竞技（Charlton Athletic）、布拉德福德（Bradford City）、卢顿（Luton Town）和格林斯比（Grimsby Town），而约翰则在维尔港队执教长达16个赛季，此后又在斯托克城（Stoke City）担任足球经理。这些教练都从未放弃，他们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足球事业。我经常能在我们的预备队的比赛中看到他们的身影。
在绿茵场上，一些球员的意志力和坚毅跟以上这些教练不分伯仲。其中有3名球员我最为佩服，他们分别是阿森纳队的托尼·亚当斯（Tony Adams）、曾效力于切尔西的吉安弗兰科·佐拉（Gianfranco Zola）以及利物浦的杰米·卡拉格（Jamie Carragher）。我一直认为亚当斯是曼联的球员，只是他穿错了队服。酗酒这一恶习毁了太多的球员，甚至剥夺了他们的生命。在曼联，乔治·贝斯特（George Best）的故事无疑是我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悲剧。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托尼·亚当斯敢于直面自己酗酒的恶习，这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但是真正吸引我的是他在场上的表现，他以专业的态度弥补了天赋上的不足。他本是个很普通的球员，但是通过努力与勤奋，终于成为一名杰出的领袖。他有着很强的求胜欲，未曾辜负乔治·格拉汉姆（George Graham）和阿尔塞纳·温格的厚望。
我认为佐拉是足球技艺的完美典范。他总能给我们制造麻烦，而且永不放弃。即使面对比他高8到10英寸的强悍后卫队员，他也毫无惧色。他脑子非常灵活，极富创造力而且意志坚定。他对待比赛的态度跟我的理念颇为吻合。
杰米·卡拉格年轻时曾经跟曼联队一起训练过，当时他是一名中场球员，表现平平。然而在他签约利物浦之后，便成长为球队的核心和灵魂。在我执教的最后一个赛季，有一场比赛他作为替补出场，当时我们比分领先，我低声对他说：“就一个小小的要求，不要踢到我们的小伙子。”而他却回答说：“他们每个人我都会‘照顾’到的。”在我退休之后，跟他接触过一段时间，令我印象颇为深刻。在我看来，如果未来的某一天他当上了利物浦队的教练，一点儿都不足为奇。但是他首先要决定是否愿意离开电视演播室，重新接受足球场上的挑战。
曼联队同样也拥有很多求胜欲很强的球员。当胜利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真正的赢家会不遗余力地追求胜利。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儿陈词滥调，但是那些顶尖球员都是不断挑战自我、追求极致的。像C罗、贝克汉姆、内维尔兄弟、坎通纳、斯科尔斯、吉格斯和鲁尼这些球员，如果你不把他们拽下训练场的话，他们是绝不会停止训练的，他们都有一颗追求卓越的心。比如加里·内维尔，他训练得非常刻苦，因为他知道他不像有的队友那么天赋异禀。我从不担心他周五晚上会去哪儿疯，因为即使是年轻的时候，他晚上9点30分就会去睡觉了。
大卫·贝克汉姆也是一个杰出的例子。当他加入曼联时，住在球队的公寓。他不满足于每天只训练上午和下午，因此晚上也会跟学生们一起训练。在每个赛季开始前，我们都会为队员进行英格兰式的“体能测试”，以了解他们的有氧适能水平，而贝克汉姆每次都能超指标完成测试。C罗也是如此，他有着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球员的梦想，并下定决心为之努力。他还非常注意营养，而这可以追溯到他来英国之前了。现如今，他仍旧严格坚持每场比赛完洗冰浴，为的是能够在下一场比赛中保持最佳体能状态。他从不喝酒，并且将自己的体重保持在自然体重以下3公斤，因为他发现30岁之后，这样可以保持他的奔跑速度。
在理想的世界里，我希望选出11位既有天赋又有决心的球员加入我的名单。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如果一定要我在下面两种球员中做出选择：一种是天资极佳，但是缺乏决心和对成功的渴望；另一种是比较优秀，但是有着极强的决心和毅力，那么我宁可选择后者。第一种球员也许会在短期内有不错的发挥，但是他们缺乏足够的耐心，不能给球队带来稳定和凝聚力。
我上面讲述的这些教练和球员的工作信条适用于任何一项体育运动中的佼佼者。他们对工作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热情，同时还拥有极强的自律能力。就拿A.P.麦考伊（A.P.McCoy）来说，他是著名的障碍赛马骑师，赢得过4000多场比赛。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的每一条肋骨都曾折断过，其他部位的骨折更是数不胜数。他的自然体重是75公斤，但是25年来，他始终保持在63公斤。当他宣布退役时，他的妻子感慨道她终于要学会如何炖土豆了。曼联后卫内马尼亚·维迪奇（Nemanja Vidić）的朋友，网球冠军诺瓦克·德约科维奇（Novak Djokovic）对自己的要求也是相当严格，当你知道他的健身计划和饮食方案时，只能膜拜。
同样，世界上的顶级足球运动员也一样是非常严于自律的。虽然偶尔会传出他们在迪拜的海滩上晒太阳，在夜店跟年轻姑娘在一起的照片，那就另当别论了。他们需要不懈的努力，而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要成为顶级球员，他们明白球队中时刻都有人准备取代他们的位置。这也解释了几乎所有足球队员都来自“工人阶级”。
一般来说，中产阶级家庭会让自己的孩子上大学，或是学习一门技能，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些家庭，足球是不会受到重视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那些不太可能继续接受教育，只能靠努力提高球技来改变生活的孩子才会被足球所吸引。我们今天所谓的“工人阶级”与几十年前的含义大不相同，大部分的曼联球员都来自我们今天所谓的“低收入家庭”。我不想表现得像个老顽固，但是有现在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今的球员的成长环境优越了很多，从小就能够享受到热水、电视、电话、电脑、汽车和廉价航空，总体来说物质生活条件比我小的时候好太多。一直以来，我都对那些工人阶级出身的球员情有独钟，我认为这些球员能够克服生活中的种种困难。
我麾下几乎所有的英国球员都有一个共同点：足球是他们改变悲惨处境的一扇门。瑞恩·吉格斯的童年很艰苦。他出生于加的夫城，那年他母亲才17岁，由于他爷爷来自塞拉利昂，因此吉格斯很小的时候就要面对种族歧视者的嘲弄。当他的父亲，丹尼·威尔逊（Danny Wilson）离开英式橄榄球联合会去英格兰北部当职业球员时，年幼的吉格斯也不得不离开威尔士。后来他的父亲抛弃了他们母子俩，由母亲把他抚养成人。吉格斯的母亲林妮·吉格斯（Lynne Giggs）出生在索尔福德，这也是吉格斯的足球启蒙地。他母亲做着两份工作——一个是酒吧招待，一个是护士助理。然而尽管如此，作为单身妈妈她还是无法给吉格斯买最好的球鞋，但是她却给吉格斯灌输了刻苦工作的思想。她母亲是个非常高尚的人，吉格斯对她崇敬有加，以至于后来他改随母姓。
大卫·贝克汉姆来自东伦敦的一个普通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水暖工。保罗·斯科尔斯小时候生活在兰利的廉租房内，而尼基·巴特来自戈顿——在这两个地方的停车场里，你绝对找不到一辆宾利轿车。韦恩·鲁尼来自利物浦的一个贫困地区，曾经考虑过去当职业拳击手。丹尼·维尔贝克（Danny Welbeck）和韦斯·布朗（Wes Brown）都来自Longsight，那是曼彻斯特城附近的一个城市，黑帮活动猖獗。布莱恩·罗布森的父亲是一名卡车司机。里奥·费迪南德（Rio Ferdinand）来自伦敦最穷的地方佩卡姆（Peckham）。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多年以来，我越来越擅长判断出身背景对英国球员的影响，因为我们可以了解到球员的家庭背景和其曾经就读过的学校。然而当我们开始从南美和东欧挑选球员时，想要对他们的特点和个性明察秋毫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球队里的年轻球员还需要知道队里的长幼尊卑制度。他们需要清理球鞋上的泥，打扫更衣室，还需要负责“球和球衫”——收集球员们散落在训练场上的球和球衫。这些年轻的小家伙还知道，一线球员的更衣室是绝不能随便闯入的。然而正是这些规矩让他们对成功变得更加向往。
在我当教练的最后10年里，在一些年轻的海外球员身上，我也经常能发现英国球员的一些特点。C罗当然知道艰苦奋斗的感觉，他出生在马德拉群岛的一个穷人家，由母亲一人把他抚养大。蒂姆·霍华德（Tim Howard）曾经代表曼联出场77次，他在美国新泽西州长大，他母亲带着他从匈牙利移民至美国，在父母离异之后，他的母亲需要做两份工作补贴家用。达·席尔瓦兄弟也是很好的例子，他们出生于巴西的彼得罗波利斯，他们有着令人惊讶的工作信念。拉斐尔·达·席尔瓦会在曼彻斯特最冷的日子里穿着半袖短裤出现在训练场上，而其他球员，包括我在内都裹得严严实实的。在赛季结束时，我告诉两兄弟，让他们在暑假里好好歇歇。然而我发现，他们的父亲在家乡已经为他们建了一座球场，供他们每天跟伙伴们踢球。
大部分的海外运动员也都视足球为未来的通行证。那些顶级球员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勤奋，并且直觉告诉他们，如果把天赋和勤奋结合起来，他们将收获颇丰。在我小时候的那个时代，我的父亲会为我制作圣诞礼物，而我怀疑这对于不少外籍球员来说简直是奢求。我们签下的大部分外籍球员的成长环境基本上都比本土球员好不到哪里去。阿德南·贾努扎伊（Adnan Januzaj）在2011年3月与我们签约，当时他年仅16岁。他的父母从前南斯拉夫逃难至比利时，后来生下了他。另一位来自厄瓜多尔的选手安东尼奥·瓦伦西亚（Antonio Valencia）也出身贫苦。安德烈·坎切尔斯基（Andrei Kanchelskis）在20世纪90年代效力于曼联，他在前苏联长大。卡洛斯·特维斯（Carlos Tévez）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毒品猖獗的阿帕奇要塞。昆顿·福琼（Quinton Fortune）来自南非遭受种族隔离的小镇。
然而可悲的是，有一些球员，他们虽然有着与吉格斯和C罗类似的遭遇，也同样才华横溢，但是他们就是意志不够坚定，无法走出童年时的阴影，也克服不了自己的心魔。拉维尔·莫里森（Ravel Morrison）也许是最悲剧的一位。在我签下的所有年轻人中，他可谓是最有才华的那一类，但总是不停地制造事端。2012年将他出售给西汉姆联队（West Ham）是令人非常痛心的，因为他本可以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球员。然而，这几年里他在场外不断地惹麻烦，因此我们只得忍痛割爱。此后，拉维尔毫无成熟起来的迹象，西汉姆联队也在2015年和他解约。
对于那些有着艰苦成长经历的球员，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渴望和能动性对我来说是用之不竭的。每当曼联队遇到挫折，大家需要鼓励时，在比赛开始前鼓舞士气，我总是会提醒我的队员：“你们都来自工人阶级，小时候都吃过苦。”我还会告诉他们，他们的祖父、祖母或其他家人可能辛辛苦苦工作一整天仅仅是为了谋生，而他们仅需努力踢个90分钟球，就能大赚一笔。现在想来“工人阶级”一词对于一些球员来说，尤其是外籍球员来说可能并没有什么共鸣，但是他们肯定都认识一些经历过磨难的人。我们大家都会在某些时候感到自己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这时人们往往会有两种选择：要么感到自己被世界遗弃，负面情绪爆棚，抱怨生活的不公；要么借助这种被孤立的感觉，逼迫自己奋斗，就像特洛伊人一样努力。我经常这样告诫我的队员：“如果我们不比其他球队更努力，那么我们就不是曼彻斯特联队。”
能动性
多年以来，我一直试图弄明白为什么有些人的能动性要高于其他人。对此问题，与30年前相比，我可能还是一头雾水。但是我确实学会了如何驾驭这种能动性，也正如我之前所说，如果在能动性和才华两者之间，我只可取其一的话，那么我无疑会选择前者。对我来说，能动性意味着：努力工作的意愿、刚毅的性格、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和永不言败。
在曼联队中，有不少球员都表现出了那种成功所必需的能动性。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布莱恩·罗布森、罗伊·基恩、史蒂夫·布鲁斯、马克·休斯、布莱恩·麦克莱尔（Brian McClair）和帕特里斯·埃弗拉（Patrice Evra）。一名球员的能动性往往能够给球队带来很大的影响——而对于成功的能动性，就像一剂魔法药水，可以传遍整支球队。布莱恩·罗布森来自达勒姆郡的切斯特勒斯特里特区，那是英国北部的煤矿区，在其他球员畏首畏尾的时候，他总是一马当先。他也因此经常坐在伤病席上，而这也使他成为难得的领袖人物。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除了胳膊脱臼的那几次，他每天都坚持做一千个俯卧撑。我经常会给球员们看罗布森防守角球时的一张照片。他的眼神几乎凝滞，那一刻他已经忘记了整个世界，他只想着怎样才能成功地防守这次角球。
罗伊·基恩的不懈努力也是颇为鼓舞人心的。史蒂夫·布鲁斯在曼联出赛414场，他是防守的核心，优秀的组织者，且从不畏惧，但是他在速度上还是有所欠缺。然而像托尼·亚当斯这样的球员，他会以一种深入骨髓的斗志去弥补自己的短处，以赢得胜利，这种精神颇具感染力。
大卫·贝克汉姆和尼基·巴特都对成功有着极度的渴望，后者曾代表曼联出场387次，是一名当地的小伙子。
来自贝里（离曼彻斯特不远）的内维尔兄弟和来自科克郡的丹尼斯·埃尔文（Denis Irwin）都有着杰出的能动性。他们身上具有一些类似的特点：他们都全身心投入俱乐部；都是极为可靠的球员，80%的比赛中都会有他们的身影；他们都能够以自己的意志力影响到其他队员。这几位球员没有人愿意接受失败。幸运的是，这些年来我们的首发阵容中这样的队员越来越多了。
我称赞这些球员并非有意贬低球队中的其他球员。我之所以拿他们来举例子，是因为他们不像休斯、科尔、坎通纳、贝隆、斯科尔斯、吉格斯和C罗那样天赋过人。我将他们作为能动性的典范，因为他们依靠纯粹的意志力、无所畏惧的勇气和决心，他们的光芒已然掩盖住了天赋上的不足。
但是有些时候，球员们的这种能动性也会失控，而这时我不得不介入其中。有一次我们在米德尔斯堡进行比赛，我的球员们像一群狗一样追着裁判理论，为此我大发雷霆。但是，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也是十分谨慎的，尽量不让他们产生消极情绪。一旦你干涉得太多，就会抹杀一个人的能动性。相信我，抹杀一个人的能动性远远比激励那些生来就缺乏能动性的人容易得多。对于有些球员，他们阴差阳错地没能够在小时候养成优良的个性，这时候通常你无法将一些优点强行灌输给他们。但是，有一个案例却经常能给人以希望。此刻我想到的是奥莱·索尔斯克亚（Ole Gunnar Solskjaer），他出生于挪威一个寂静的小渔村，当他23岁那年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时，看起来就像个14岁的唱诗班少年，看起来十分柔弱。是曼联队让他首次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他也逐渐爱上了这种感觉，变成了一名锐意进取的球员，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信念。
信念
大部分人的内心都是缺乏信念的，他们的信心很容易动摇，他们经常举棋不定，心中充满各种疑惑。我不相信一个缺乏坚定信念和信仰的人能够成为优秀的领导者。当我还是一名球员时，我的信心也曾动摇过。当时流浪者队决定抛弃我，并希望我能答应一项转会协议，来交换另外一名球员。但是我下定决心绝不能让他们说服我。在每次训练前，我都习惯去打9洞高尔夫，让自己的头脑变得清醒，准备迎接一天的挑战。在这件事情上，我始终未向他们妥协，至于1969年他们把我卖给了福尔柯克队（Falkirk），那也是我自己的意愿。
当我确实举棋不定，或至少没能坚持自己的原则时，有时需要其他人助我清醒过来。早在1991年时，我初到曼联，有一次流浪者队的前教练乔克·华莱士（Jock Wallace）给我打电话，说他会去南安普顿看我们的比赛。乔克当时虽然身患帕金森病，但是还像当年那么精明睿智，赛后我们一起去吃饭时，他对我说：“这不是亚历克斯·弗格森的球队。什么时候你能让球队拥有你的风格，那就对了！”这是一条非常棒的建议，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没能够完全坚持自己的信仰。我知道有些队员不够好，但是我不愿意卖掉他们，我总是试图转变他们，让他们达到力所不能及的水平。西汉姆联队的主帅约翰·莱尔（John Lyall）也对我说过与乔克类似的话。他说：“一定要让你的球队表现出弗格森的风格。”此二位都在暗示我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信念。今天，我也喜欢用这句话鼓励别的教练。
在我的记忆中，自从离开阿伯丁之后很少会感到不自信。从我入行足球到离开苏格兰为止，这29年间我一直在努力学习足球各方面的知识，并且在阿伯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也对自己的信念更加自信。当我刚接手曼联的工作时，我感到非常自豪，并且对自己的判断力和能力非常自信。但是，当我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之后，面对包括酗酒在内的种种问题，我真的感到有点儿慌乱。我想知道，我这到底是到了一个什么鬼地方。在1989年到1990年上半年期间，曼联队可谓是诸事不顺。24场英超联赛，我们仅赢了6场，并且从1989年11月末直至1990年2月初的11场比赛中，我们一场都没有赢。那简直是糟透了。事实上，在我们1989年11月12日打败诺丁汉森林队（Nottingham Forest）之后，直到1990年3月3日对阵卢顿队，在此期间我们一场球都没赢过。球迷们变得焦躁不安，而当地媒体也磨刀霍霍准备抨击我们。这种情形跟我在阿伯丁取得的辉煌成就相比，对我是一种莫大的冲击。我儿子杰森当时才十几岁，吃饭的时候经常在餐厅里哭着问我，他是否可以回阿伯丁。当时我告诉他：“不可以，我们要坚持下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对自己的能力感到自信是一码事，而要想给予他人信心，则完全是不同的一项挑战。每位球员都在暗地里为自己的位置而竞争。如果他们从足球学校毕业，顺利通过预备队的考核而进入一线阵容，这时在青训队中或是转会市场上也许会有更优秀的球员出现。在每个赛季末，一线阵容中总会有不少球员不能确定暑假过后的8月自己是否还会出现在首发阵容中，自己能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同时，年轻队员还经常会从老队员那里感到威胁，毕竟他们是和自己儿时的偶像在一起踢球，而老队员则需要与年龄和伤病做斗争。虽然受伤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停赛，或者更糟的是彻底告别足球生涯，就像1994年的本·索恩利（Ben Thornley）那样，但是伤病还是会对球员的信心和精神造成打击。
很多球员，尤其是年轻球员，把自己的身体视为理所应当的可靠伙伴。然而一旦受伤，他们很快就要直面一个人的凄凉，从此不再跟球队一起出行，一个人去康复中心，也不得不面对自己是否会恢复这一问题，或是俱乐部是否会购买新球员取而代之。有些球员甚至会觉得自己没有做任何贡献还拿工资，感觉受之有愧。这时我想起了两个例子：当费尔南多·雷东多（Fernando Redondo）从皇家马德里转会至AC米兰时，首次训练中他便遭遇了严重的膝伤，他更是为此拒绝接受俱乐部的薪水，直至能够上场比赛。另一位是马丁·巴肯（Martin Buchan），他在为曼联效力了11年之后，于1983年转会至奥尔德姆竞技，并且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签字费。在他转会的第二个赛季，他觉得自己不再适合职业足球联赛，于是他找到了主教练，退回了自己的签字费。这便是2位荣誉感极强的人的故事。
事实上每一名球员的自信心都会在比赛中受到冲击。他们可能会遇到倒霉的一天，他们不希望皮球滚向自己这里，不管你信不信，他们甚至暗地里希望自己被换下场。在这方面，我发现射手和守门员最容易怀疑自己，而且一旦他们的自信心受到冲击，他们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当一名射手无法进球时，他们会觉得自己再也不会进球了，而当他们进球得分时，他们认为自己绝不会丧失任何进球良机。我的所有射手都是如此，包括：马克·休斯、埃里克·坎通纳和范尼斯特鲁伊。马克·休斯近年来担任教练一职，此前他曾在1983年至1986年和1988年至1995年为曼联效力。他是一个性格坚毅、魄力十足的角色。他是天生的球星，你可以在最重要的比赛上对他委以重任。但是进球荒也会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
范尼作为一名球员，进球得分就是他的全部。如果哪场比赛他没能进球，即使我们赢了球，他也是愁云满面。他以一种加尔文主义的态度对待足球，即：如果他没能进球，他就会觉得他不值得被球队雇用，也不配得到他的薪水。毫无疑问，在我执教过的所有射手中，他是最真诚的。他的一切都以进球为核心。2003年当我们击败埃弗顿获得英超冠军后，范尼径直跑向更衣室，他想知道他和蒂埃里·亨利谁获得了金靴奖（该赛季英超进球最多的球员可获此殊荣）。事实上，当年的金靴奖也非他莫属，他也终于可以好好过一个暑假了。
就门将来说，蒂姆·霍华德在2006年离开曼联前往埃弗顿之后，其事业可谓是风生水起。虽然当年我们从美国将他买入之后，他在曼联的第一个赛季取得了开门红，但是从2004年，由于他的失误导致我们被波尔图队淘汰之后，他似乎再也无法找回自信了。那次失误对他影响颇深，虽然他后来又回到了赛场上，但是再也不像以前一样坚不可摧了。我真的很同情门将，因为每当他们丢了球，全场的人都会把目光投向他们。然而，大家很容易忘却的则是那些不合时宜的抢断、糟糕的传球和拙劣的回传，而这些往往是丢球的真正原因。
2011年当大卫·德赫亚加盟曼联之后，他的任务绝非美差，因为他接替的是荷兰人埃德温·范德萨（Edwin van der Sar）坚守了6年的门将位置。那时德赫亚仅有20岁，虽然身材高大，但是他的肌肉力量还不足以与英超联赛中的硬汉们抗衡。他来曼联的第1个月就遭遇了窘境，球迷和媒体都跟他过不去。在一场比赛过后，我看出来他很沮丧，但是我没有单独找他谈话，而是选择对整个球队说两句。我告诉我的队员们，德赫亚是曼联精神的完美体现，他初来乍到，甚至不会讲一句英文，也没有驾照，每周还要经受来自敌方前锋的狂轰滥炸。我观察到，当我讲完话，他确实振作了起来。他如今已经成长为全世界最优秀的门将之一，这多亏了门将教练埃里克·斯蒂尔（Eric Steele）和其他队员的帮助。
彰显球员自信水平的另一个场合是点球大战。有些球员，比如帕特里斯·埃弗拉，在训练时踢点球的表现可圈可点，但是一旦到了比赛场上，他却非常惧怕罚点球。保罗·因斯也是如此，还有我们后防线上的中流砥柱韦斯·布朗，一听到要罚点球，就赶紧打赤脚逃避。我想他肯定一直在祈祷，在轮到他射点球之前，比赛就能结束了。当然还有一些自信爆棚的球员。坎通纳几乎不会错过任何罚点球的机会，他脸上的表情告诉这个世界：“我怎么可能罚丢呢？”我猜，在他看来罚丢点球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丹尼斯·埃尔文、史蒂夫·布鲁斯、布莱恩·麦克莱尔、范尼斯特鲁伊、罗宾·范佩西（Robin van Persie）、鲁尼，这些都是享受点球的球员。其中鲁尼在压力下更能有出色的发挥。2011年5月，我们0:1落后于布莱克本队，我们在积分榜上尚需一分才能赢得英超冠军，在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7分钟时，我们获得了点球机会。鲁尼干净利落地把球罚进了球门上角。在鲁尼上场之前，他就已经知道如果获得点球机会，他将如何罚球。我想这正是他罚球时胸有成竹的原因。
在规定的比赛时间快要结束时，如果我感觉到我们要踢点球来决胜负，这时我就会在脑海中对球员进行筛选。2008年欧洲冠军杯决赛时，我就是这么做的。当时我让来自巴西的中场队员安德森来踢点球。当时他仅有20岁，但是拥有非凡的信心，最终不负众望打进了第6粒点球，帮助我们击败切尔西，第三次获得欧洲冠军杯冠军。
然而面对巨大的压力，有时就连经验最为丰富的球员也承受不来。你可以想象一下，球员面对的压力来自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场赛事。让他们无视外界的压力、不受噪音的干扰、不去理会热火朝天的体育场观众，把决赛——特别是欧洲冠军杯决赛——当成是一次普通的训练，这是不切实际的，也是违背自然规律的。1991年，我们在荷兰鹿特丹与巴塞罗那争夺欧洲优胜者杯冠军，23岁的保罗·因斯当时极度紧张。虽然由于等待球迷进场推迟了开场时间，但是这于事无补。保罗昏昏沉沉地踢完了上半场，布莱恩·罗布森也一直在批评他，中场休息时，我对他说：“因斯，你只要专心去踢就行了。忘记比赛前的一切，你会交好运的。放松地去踢，去享受比赛吧！”下半场，他的表现果然有了很大起色，并且与罗布森配合得很完美，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后防。
在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下，有些球员会主动提出要求，自讨苦吃，这也无形中增强了其焦虑程度。1995年的欧洲联盟杯上（UEFA Cup）就发生了这一幕，我们在老特拉福德球场被伏尔加格勒（Rotor Volgograd）淘汰出局。当时，我让约翰·奥凯恩（John O’Kane）担任右后卫。他是一位天才球员，但是仅仅在首发阵容中出现过几次。在开场前10分钟，我们刚交上去球员名单，他就告诉我他想踢左后卫。显然，他非常紧张，但是我已经别无选择了。他的这一要求可谓是自寻死路，因为他即将面对的是一个速度奇快的边锋。我让菲尔·内维尔打右后卫，让奥凯恩打左后卫，但是比赛开始不到半小时，我就不得不把他换下场来，他当时已经快崩溃了。
有些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会动摇球队的信心和决心，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在这些时候，鼓舞球队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当曼联队员得知曼城队开出天价抢购球员时，他们肯定会感到震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2012年在英超最后的6场比赛中，我们本应该拿到18分，却只拿到了10分。最终我们在净胜球上输给曼城，将英超冠军拱手让出，更让球员们的信心雪上加霜。我知道人们会误解我下面所说的话，或者说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但是当年曼城确实没有赢得冠军，只是我们失去了冠军而已。
在我们失去冠军后的那个夏天，我经常用曼城队的英超冠军头衔来鼓舞我们队员的士气。在我们重整旗鼓准备冲击下一个赛季时，我一再重申：曼联队希望赢得每一场比赛。无论我们的对手是本届英超冠军、欧冠冠军或是足总杯中抽到的丁级联赛球队，我不停地向球员灌输这样一种观念，没有任何球队比曼联更伟大——即使他们的老板掌握着整个波斯湾的石油或是俄罗斯的所有煤矿。
